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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与政府改革
作者：袁绪程
很抱歉因事没有听到大家很精彩的发言。今天与会人员多半来自于媒体和法律界的年轻精英。大家都关心中国的法制进程，齐聚我们这个法律记者沙龙。我原来不是搞媒体的，来杂志社也不过两年，也不是学法律的，但是做了一些经济研究。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及影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对促进我们国家的法治进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条例，没有预期的好。但是，假如你经历了过去四人帮时期的黑暗管制，你就会知道这一片蓝天来得非常不容易。当然，在今日的条件限制下，媒体就有一个报导超前不超前、有一个表达自由度的边界问题。《条例》的出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平台。我们要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基本的前提就是信息公开，没有信息公开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也谈不上宪政建设，具体说来，也就不可能推进政府问责制和公共财政等等关键的体制改革。因此，不要把《条例》仅仅当作电子政务的问题，而是视为可以从操作层面上推进法治的进程、推进政府改革的问题。比如，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的核心是责任政府的建立，没有信息公开，如何问责？我们常常讲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有权问责，但问责的前提是要有知情权，“知情权”是相对公民而言的，对政府来说就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信息公开还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比如在香港，为什么很少发生群体性的暴力事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政府信息是公开的，不存在暗箱操作。比如房屋的拆迁和修路，政府会向涉及到的利益相关人发出咨询意见书，还要搞听证会等等，有一套表达民意的程序和方式。应当看到，《条例》的颁布是在立法上迈出很可喜的一步，相信会促进政府体制改革。
另外，我想说的，凡事不能操之过急，要给政府改革的时间和空间。比如信息公开的问题，公开到什么程度？有人提出，官员应当公开所能公开的东西，在现行体制下，这能做到吗？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幅度应当与我们体制现状相适应，如果超前或操之过急，就可能被滥用，甚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或引发社会动乱。在法治尚未健全之时，信息公开一定要有限度（这里不是指涉及到国家安全所必需的限制）。我们媒体人要从实际出发，要与中国的改革进程相适应，而不是理想化地照搬、照抄国外的东西，甚至不能搞简单的移植。我很欣赏这样一句话，改革就是嫁接。把新的“树枝”嫁接到我们的母本上，而不是简单的移植。简单的移植是会变味的，“南橘北枳”就是这个道理。要嫁接就得下工夫，就得改良土壤等等。
年轻是一种优势，很多青年同志有热情，期盼把人类共同创造的法治经验尽快介绍到中国来，这很有必要，但是要切合中国的实际，既要一点一点地推进，也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国法治建设有一个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年轻的媒体人、法律人既要批评时弊，又要从操作的层面上探讨法律法治问题，从而加快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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