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做主题演讲
 

    首先向中国体制改革，2009年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根据会议组织者的安排，让我就"三个转变"与改革，来发表一点看法。围绕这个题目，我想讲这么四个问题，第一个转变发展方式，是"后危机"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举措。第十四届五中全会，也就是1995年，提出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里面，提出要实行两个转变，实行经济体制转变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那么到前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那么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变化只有两个字，他的内涵大大的扩展。如果说原来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态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发展方式转变，他就把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的内容扩大从供求到要素结合这三个领域。

    作为需求结构，就是发展方式的第三个转变，就是要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长消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需求消费的增长。

    第二个转变就是供给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增长，就是过度依赖工业的增长，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为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个转变是要素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物资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强化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这三个转变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指导经济工作认识，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工作发展的规律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更深刻。

    抓住这三个改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就能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十七大提出来之后，我们各个方面，又开始积极行动起来，2009年经济危机对我们的冲击，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战略更加紧迫了。如果危机之前我们说还可以混点日子，那么危机来了之后，我们的出口大幅度下降，将2009年经济增长幅度下降19%-20%。下降这么大的幅度，相当于我们整个GDP的13%左右的总需求没有了。因为在这之前的五六年，我们的出口平均每年增长20%，这样一下子下降20%，上下波动就是40%，你出口下降波动40%，总出口的13%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如果没有内需的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马上掉到23%。到那个时候就业的矛盾突出了，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更突出了。所以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任务更加紧迫。所以在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在讲话里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专门把这个作为一个问题展开来讲，对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出来。

    对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是2010年继续保持企稳向好的良好发展势头的需求，也是"十二·五"、"十三·五"今后10年、20年乃至三十年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没有经济需求的结构、供给需求的调整、要素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难保持前30年的速度。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实现第二个转变，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的改革，第一个转变是调整需求结构，要扩大消费，你要扩大消费就要调整需求分配结构，增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尽快的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在中低收入分配里面，最大的就是协调性的收入太大。差距差了三倍多。单就城市来讲，单就农村来讲，这个经济系数并不是很高，但是城乡同算这个经济系数，可以说已经大到一个收入分配很不平衡的国家的范围。所以现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城乡收入扩大的情况。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力度，加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六项制度，实现城乡规划一体化，经济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等等。这样让农民也能够分享带来第二三产业带来的好处。所以这样也要加强转变。

    还有一个差距是行业之间的差距比较大。主要是由于垄断导致机会不均等。我们比较了一下，各个国家与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跟发达国家比要大的多。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垄断性行业，民营资金进不去，社会资金进不去，他们靠垄断获得高额收入，金融领域就是这样，中央文件一再呼吁，要允许社会资金进入到金融领域，兴办各种各类的金融机构，但是始终在协调这个问题。

    还有其他一些垄断领域也都是收入明显偏高的。所以现在要打破垄断，使各个行业职工的收入大体能够均等。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非常迫切，还有一个是重点领域、社会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这个概念，社会体制改革，就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公共事业等等这些领域的改革。

    这些改革现在再推荐，医疗社会体制改革，现在已经出来了，并且正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现在正在抓紧方案的制定，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我们有了方案。现在我们社会事业发展之后，整体上是由于社会领域的改革滞后，那么这就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发展。

    如果我们现在在个人用领域，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或者在公共服务，基本上是供不应求，我们保障公共交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环境治理等等，整体上就处于供给不足的情况，供给不足的情况是因为体制改革之后，制约了社会资金的进入，社会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难度要大。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就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了，但是社会领域不行，你想一下，这是社会性、经营型，这个不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行业里面，不同的企业，它可能有的是从事公益性服务，有的是从事经营性服务，所以这个社会领域要更复杂，而我们从事社会改革研究的力量、研究的深度，我们下的功夫，比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要差的远，我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院，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有十几个，社会体制改革只有一个。所以我建议原来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人，能不能花点精力，把我们的研究放在社会领域，把对社会领域的改革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包括住房制度，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是带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商品。所以要通过社会体制的改革，把社会资金能够引入到社会事业发展领域，带改变社会产品包括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我想这是今后若干年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通过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的建立，来推动社会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

    下边我讲第二个问题，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第二个转变，许多加快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工商管理体制的改革。第二个转变重点是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我们的第三产业，到目前为止，产值的比重，重新统计以后超过40%，原来的产品是在39%，就业的比例占全世界从业的比例只有34%，这两个比例太低太低，为什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始终没有推突破，最近我们分析来原因，分析来还是体制的障碍。

    第三个发展是经营性小，大部分都是小企业、个体户。这些企业税收比较重。第三产业用电、用税等价格比工业贵。另外就是税，小企业要开张，一下子收那么多钱开不了了。所以还是体制问题导致的。

    所以怎么在体制上，怎样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好的调整。比如给三免两免，给他做全了再收费。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最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沿海民营经济发展的好，发现沿海行政体制收费在行政方面的收费，比中西部要低的多，我们中西部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经济收费要占很大的部分，经营收费很大部分就是从小企业收费起来的。他摆的的小摊，本来就是本小利薄，你一收费就占不成了，到印度看看，满大街都是小商店，大商店都不让干，他为这块利益丰富，这块要留给老百姓，让他们就业、让他们生活。我们恰恰把这块扣的很紧。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效益。在浙江有3400多人，有400多个企业，我最近调查中部的省，像湖北、山西，一百万个企业都不够，他们的人口比浙江多，经济主题好。我最近看到湖北省工商局的一个批示，做的非常好。说工商局的本事不是体现在你们怎么能够管得严、管的恨，而且能够把我们湖北省的市场主题给他搞多。这是说到要害了。那么实践证明，工商管理上稍稍松一松。比如说企业开办的登记，原来是10万，我现在不要那么多，开始少一点，那么今后在你经营当中，逐渐来增加你注册的资金就行了。就这一条那么新办企业的数量就能迅速增加。

    如果另外你让银行降息、减免政策，那么中部这些个体户、小企业会迅速的增长。三五年之后，中部的经济活力就会大大的增长，所以工商行政管理也要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那么小企业他需要的资金量也可能就是几万、几十万，他需要的贷款数量也是很小的规模，但是没有给人他贷款，我们的银行经营体系，基本上是盯着大企业、大项目，那么一说一个贷款项目，都是几亿、几十亿他们感兴趣，那么搞一个几千万的贷款，手续、投入的力量，跟几亿、几十亿的一样，审贷成本太高。所以我们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没有专门给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民贷款的服务体系。我们政协刘克崮通过调查，起个名叫草根金融体系，中国没有草根金融体系。所以一旦发展起来，这个就很大我们通过广大的经济体系，为市场经济的增加起到期效。

    我再起个例子，我们的中农板主任段应碧。

    他退休了以后就搞小额贷款，现在发放额好几个亿，他的贷款额，没有一个坏账的。不良资产率是零。德国的一个机构在这看了以后，说他办的这个小额贷款，比孟加拉的有农资要好的多，有农资小额贷款是20%，我们的只有10%。他就是把成本和开行的业务，也就是几十个亿，他把开行批评给他的利润的成本，再加上他经营的成本，那么利率10%左右就可以贷出去。他雇了几千人现在干这个事，所以这个我们国家没有为小型、中性集体服务的企业。所以没有金融体制的突破，我们的地三企业起不来，再过十年可能还是这个样，所以要从体制上找原因，把我们第三产业搞的快一点，这个意义太大了。我们说马克思在资本论讲，说资本主义丧钟要敲响，马克思认为，现在要派也劳动力，现在实行一个失业大军，这个失业大军没有事干，就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结果这个也没敲响，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到第三产业去了。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到30%，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我们研究一下，怎么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现在我讲第四个问题，是实现发展方式的第三个转变，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这两个体制，各个部门，鼓励各种发展方式，最近政协专门派了这个对70多个政策实施的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的情况有喜有忧。一方面企业的投入、各级政府的投入大幅度增加，最近增长20%，但是另一方面看，企业在各级论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刚才高主任讲的华为，华为是个特例。特别是我们的央企，现在基本上还没有建立鼓励自主研发这样一个机制，对央企的考核，重点是考核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当年的实行利润，这个是对的、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这个不够。考核资产保持增值，现在光看有形资产，不看无形资产。企业有研发投入，形成了技术成果，这个没有人去评价，技术成果不进入企业资产考核的范围评价内。所以我这个厂长在内的时候，我产生了研发，我产生了投入。我这个上面表现的是风险的增长、奖金的增进，是收入的成果，这个成果等挣了钱，表现在我的下一届，十年以后，所以这个考核助长了企业决策内的短期。同志们都是从改革过来我们为国企改革花了很大成本，几千万人，从国企里面转移出来，历史包袱几十亿的钱，转移出来成立的大公司，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我们现在国企日子好过，利润大幅度增加，情况非常好。如果央企在技术创新这块不能过去，央企不能在这做好地像华为实行自己的自主品牌，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也可能十年、八年以后，央企要第二次脱困。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我们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并不是说现在这个事就完了，这个改革并没有完。

    比如说建立对企业研发的激励机制，研发投入，产生技术成果我给你评价一下，也列入对资产增值的考核范围。鼓励我们的央企，增长企业、提高企业的有机构成，增加资产的科技含量，如果我们的央企，都能像华为那样，我们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创新性就能落实到实处了。原来央企没有钱，现在有了，就要看怎么建立这个考核机制。

    另外要建立、鼓励自主创新的风险投资体制。像深圳现在基本上形成一个以创新来带动发展的机制，实际上也没那么复杂。深圳就是搞了一个市政府出资，办了一个风险投资公司，一个贷款公司。从90年代开始，对企业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对高新技术的发展实行支持。现在深圳成长起来的企业，90%以上都获得过这两个公司的支持。像华为，中间有几次都块完蛋了，是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把它扶持起来。像华为公司，在别的地方成长不起来，就是因为有深圳这样的环境才发展起来。深圳有这样一大批像华为那样的公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

    如果我们其他的特大型城市都能像深圳这样，形成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那么我们才能造就像深圳这样的创新性活动。另外一个教育要大幅度落入。去年我们大学的入学率提高了。但是就业问题却存在了，有的人说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的人多了，所以解决不了。但是发达国家，比如韩国有50%，日本有70-80%，我们才24%，我们如何跟他们比。现在就是市场如何确定人才市场的需求结构，把这个人才需求结构来调整市场结构，从而形成一个体制机制。我们有的专业，十几年培养的人都不从事这个专业，他还照样招生，而社会急需人才得不到，没有这样的机制。关键还是专业对口。现在是技工荒。在深圳一个技术公可以挣四五千，但是大学生不行。这说明我们的技术不适应对人才的教育结构。所以怎样通过对技术发展的需要，来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体制结构这个任务非常的艰巨。总之说，三个转变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看是寄希望给改革，所以在座的人有非常重要的任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