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随着国内外民主化力量的日益滋长,1987年韩国爆发了民主化运动。之后,韩国的政治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型,民主政体取代权威政体成为韩国新的政治体制。在这一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作为韩国重要经济角色的财阀在政治层面发挥了什么样的政治效用?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韩国财阀的内涵与特征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财阀被解释为“垄断资本家,一般指金融寡头”,财团则指“资本主义社会里控制许多公司、银行和企业的垄断资本家或其集团”。[1](P114—115)在韩国,财阀亦称财团,二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国际上对韩国财阀的专业用语为“Chaebol(BusinessConglomerate)”。有学者将韩国财阀定义为:“由家族控制的、具有相当大规模的企业集团,或者说是由家族控制的独立企业的联合体。”[2](P124)也有学者把韩国财阀定义为:“由一个家族成员或亲戚共同所有并管理的,由多个公司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3](P449)不管如何定义,从本质上说,韩国财阀是指一种大型企业集团。在韩国,每个财阀都拥有数量不等的下属系列企业,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今天韩国主要的财阀有三星集团、LG集团、SK集团、现代汽车集团、韩进集团、乐天集团、现代重工业集团等等。

　　韩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工业化国家,韩国财阀脱胎于韩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南朝鲜财阀所支配的企业集团,并不是按照一般的资本主义内在的规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所以能够支配庞大的企业群,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都是当局以各种政策特惠扶植的结果。”[4](P20)韩国财阀这种特殊的成长背景,使得它有着独特的面貌和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1.家族管理,两权不分。这是从财阀的所有权结构来说的。韩国的财阀一般都有浓厚的家族色彩,财阀的所有权集中于会长及其家族。会长及其家族对财阀的所有与控制是通过他们所持有的股份来实现的。韩国财阀的会长作为最大股东,不仅具有实际所有权,而且具有实际经营权。虽然在个别财阀中曾经出现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但是许多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某种暂时的权宜之计,最终并未真正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2.财阀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不合作关系。在韩国,尽管财阀与财阀甚至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家族联姻关系,但从企业竞争的角度来说,财阀与财阀之间、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敌对的,它们不愿意共同开展合作项目,如互助的研究开发项目。

　　3.政府、财阀、银行形成“铁三角”关系。大财阀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政府从银行得到各种低息贷款、出口补贴和补助金等政策性融资,同时,政府与财阀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政经勾结和权钱交易的行为。

　　4.“百货商店”的经营方式。即如同百货商店经营的商品一样,“种类齐全,应有尽有”。在韩国财阀的心目中存有一种“大马不死”的心理,认为只要能赚钱,什么行业都可以经营。因此,韩国没有形成以专业化经营为基本特征的汽车财阀、机械财阀、电子财阀等垄断组织。如20世纪80年代的三星集团有30个系列公司,它所经营的领域除了机械、造船、电子、建筑、化工、制纸、纤维、食品等生产性部门之外,还有贸易、金融、保险、商店、旅馆、医院、游乐场地等非生产性部门。

　　二、韩国民主化进程中财阀的政治效用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韩国财阀历史作用的评价通常集中在经济层面,而很少看到专门就韩国财阀在历史上的政治效用所做出的论述。就韩国财阀的经济效用而言,学界一般都认为韩国财阀对韩国的经济发展起着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如有学者认为,“大企业集团在韩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小企业在韩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一直是弱小的,韩国如果仿效台湾模式、抛弃财阀而一味扶植中小企业,是不现实的政策选择,机会成本相当高昂,而巨大企业在研究与发展投资和品牌战略方面,比中小企业更具优势。今后韩国经济要度过难关,还取决于韩国大企业集团本身的改革。”[5]也有学者认为,“韩国的财阀过于膨胀,走向巨型恐龙化。财阀的恐龙化,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甚至可以导致和国家相对抗的严重后果,是一切不正当的根源。”[6](P180)那么,韩国财阀对韩国的政治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呢?事实上,韩国财阀对韩国政治发展所起的具体作用与其对韩国经济发展所起的具体作用相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以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韩国政治民主化的前后时段为截面进行分析,韩国财阀的政治效用主要表现如下:

　　1.压制市民社会力量的发展。工会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是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利益团体,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市民社会力量。对工会的压抑实质上是对市民社会力量的压制。韩国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体制,一味强调财阀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功能,为财阀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减少风险,而减少风险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控制和限制工会的发展并限制实际工资的增长。”[7](P238)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后,面对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韩独立促成劳动总联盟,政府开始直接介入工会运动。1961年5月18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禁止一切工会活动,随后又建立了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简称“韩国劳总”)。韩国政府通过“韩国劳总”对劳工运动的压抑和统制,一直持续到1987年6月卢泰愚总统发布“民主化宣言”为止,长达25年之久。这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政权的所谓“维新体制”时期,韩国政府的劳动统制达到了顶点。1971年12月颁布的《关于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对“团体交涉权”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总统和政府可以凭主观判断对有害于“国家安全”的所有劳工运动严厉禁止和强行取缔。同时,为创造引进外资的有利环境,1970年政府针对外资企业的劳工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企业劳动组合及其劳动争议调整的临时特别法》,规定外资企业的劳动者没有团体交涉权利,这实质上是禁止外资企业中一切劳动争议。这样,韩国政府的“劳动统制”与农产品低价政策相配合,极大地压低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强行抑制了由此可能导致的过多的劳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独裁政体下的社会稳定,为财阀的发展、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由上述史实我们不难看出,政治转型前的财阀通过政府的强制力量压制了市民社会力量的发展。

　　2.造成政治腐败。从理论上说,行贿是腐败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在民主国家中所存在的腐败现象通常被看作是对常态的一种异常的偏离”[8]。的确,在现代政党的地位得到提高、作用得到扩大的过程中,一些政党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谋取私利或一些财阀利用巨额金钱贿赂、收买政客和政府官员,从而左右政策,形成政党腐败和政治家腐败。政党腐败和政治家腐败是政治民主化的重大障碍。就韩国而言,我们知道,在战后韩国的经济发展中,虽然也建立了一些民间企业组织,如“韩国人经济协会”等,但这些民间企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配合政府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实施。由于政府确立了“强人金融”体制,完全控制了民间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命脉,因而驱使财阀们纷纷以个别化而非制度化或组织化的“寻租”形式,展开了激烈的争取政府资金优惠、在选举过程中向各政党提供秘密现金和政治捐款的竞争。长期以来,这种明显的腐败行为在韩国历届政府中都存在,第一和第二共和国自不待言,“从第三共和国开始,每年的中秋和年末都要向统治者交纳政治资金。第六共和国开始时是20亿元,后来是30亿元,90年代末最后一次100亿元。??年末和中秋,以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为名,还要向统治者交纳政治资金”[9](P321)。这充分证明了财阀们个别化“寻租”活动在韩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严重性和普遍性,而这种“寻租”造成的政党腐败和政治家腐败已成为韩国政治腐败的新的表现形式,并已成为阻碍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一大顽症。

　　3.为政治民主化提供经济基础。在韩国“江汉”奇迹的背后,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韩国财阀的崛起以及它们在韩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学者评价“财阀是韩国工业经济的火车头和生产力进步的主要承担者”[10]。客观的说,财阀在韩国经济起飞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不过我们仍须注意的是,韩国财阀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只是表明了财阀的直接效应,而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间接效果就是为韩国的政治民主化提供经济基础。众所周知,政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之“因”,但一旦经济开始发展,并且是快速的发展,则可以对政治及社会文化发生重大的“果”。随着经济的不断成熟,后发展国家民主化的条件也将逐渐具备,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创造了可能性。对此有学者作出了很好的概括:“经济发展有利于向民主转型,显然不只是因为财富的增加,仅仅财富本身并不能构成向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有利于向民主转型更重要是因为经济发展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新兴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就是说,会导致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多元社会、市民社会的形成。”[11](P69)可见,韩国财阀的发展为韩国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4.形成权力的多元化。当经济尚未获得长足的发展,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以及工业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畸形性,需要政府行使干预经济的功能时,如果财阀势力严重制约了政治权力,就会使政府丧失掉自主性,不能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因此,韩国在过去的军事权威统治时期,财阀一般都处于国家的强力控制之下,较少出现财阀超越国家权力或干预国家政治的现象。也就是说,财阀只允许掌握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不能转换成为政治权力。但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财阀势力强大会构成对中央政治权力的限制,使社会趋于多元结构发展,从而为向民主政治转变奠定某些基础。”[12](P184)事实上,自卢泰愚政府上台后,曾经从属于政治权力的财阀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开始公

　　开化,财阀开始尝试直接参与政治,力图攫取政治权

　　力。而随着韩国民主化的进一步巩固,韩国政治环境更为宽松,政府的各项改革也开始触及财阀的利益,过去财阀对政府的依赖关系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韩国各大财阀不仅认识到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必要性,而且认识到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发挥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的必要性。他们开始凭借自己的雄厚经济实力面对最高权力宝座跃跃欲试。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成立统一国民党及其参加国会和总统选举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总之,随着韩国财阀影响力的增加,在权威政权时期完全由政府单一主导和控制的政治局面获得了改变,财阀和政府开始共同在政治过程中享有和掌握政治权力了。

　　综上可知,韩国财阀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韩国的民主化发生了积极和消极兼而有之的双重政治效用。在权威政权以及经济尚未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韩国的财阀对民主化进程起到了提供经济基础的间接作用,这是积极的方面,然而它所导致的对市民社会力量的压制和政治腐败又对韩国政治民主化发生了消极的影响。在民主化以及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之后的时期,财阀造成的政治腐败成为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阻碍,而其促成的权力多元化格局客观上又是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积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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