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强调,当代关于民主化前提的研究更是注意引进政治文化变量。新制度经济学者诺思在分析制度变迁的道路时,就注意到它与一定的文化模式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同样的规则和宪法强加在不同社会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非正规约束在起着作用,而非正规约束则来源于社会所流传下来的信息和文化遗产。如果说以往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多停留在制度变革层面上的话,当代民主化浪潮却以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成熟为特征。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韩俄两国的民主化转型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其中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是表现出差异性。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两国民主化转型,是探讨民主化转型规律,判明其得失的重要切入点。

　　一

　　韩国民主政治的演进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从简单地引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经过权威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再向实质性的民主化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相互碰撞,形成了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儒教伦理和日本的殖民文化这三者的复合互补为特征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它们是推动韩国经济起飞、促使政治转型的文化动力,也是韩国政治发展的基础环境和政治变迁本身的一个部分。

　　其一,从政治价值取向的角度看,在大韩民国成立后,基于美国对其拥有的重大政治影响力,这不仅为美国的文化输入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同时也为其政治变迁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另一方面,韩国的教育体系是独立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从小学开始灌输的就是美国的思想价值观念。民主至上、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等西方的价值观念竞相涌入,冲击着传统的韩国社会。韩国学者李相沃认为,韩国“无论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韩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及互相矛盾。此种矛盾现象,从政治和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对韩国人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63)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独特作用。到80年代基督徒占到了韩国人口的25%,韩国成为亚洲基督教势力最为兴盛的国家。根据亨廷顿的说法“,经济发展促进了基督教的扩张,而基督教会,其领袖和成员是在1987-1988年实现民主过渡的主要力量。”[3](85)教会由于其相对独立的特性和在精神领域的特殊影响,在韩国政治转型进程中发挥了任何其他社团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其二,从政治行为规范的角度看,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强调社会关系的层级结构,其价值目标是维护现存的政治秩序,这样的政治文化天然地维护威权政治体制。韩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宋丙洛教授曾经总结出韩国和韩国人的22个世界之最,其中第一项就是韩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儒教国家。韩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输入儒文化的国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从儒家文化的国家。杜维明教授在提到儒学传统在东亚各国发展时曾指出“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4](8-9)。韩国的儒家伦理对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家长式的权威主义政府,还是家长式的企业经营体制;无论是国家的选举活动,还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组成,亲情关系、地缘关系等儒家伦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韩国的政党具有浓厚的地域主义色彩,各政党都有以其党首的家乡为中心的根据地。这表明了儒家传统和西方文明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共存和深刻影响。

　　其三,从社会生活的文化渊源的角度看,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深厚的儒教文化和日本殖民文化的遗产是构成现代韩国文化的三个主要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共同构筑了有韩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儒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民主化转型时期相互冲撞与融合,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主、西方基督教伦理为辅的新儒家伦理。从国民的社会行为和政

　　治观念来看,传统文化中的爱国、尚德、敬上、重情、重礼、重教育、守信用、自强自立的观念,以及西方文化中的竞争观念、科技意识、创新精神、民主法制思想,深深影响着韩国人民的社会行为,这不仅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而且为社会转型的平稳进行提供了基本条件。另外一方面,在朴正熙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日本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小觑。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基本上是延续了李朝的官僚体制,其官僚统治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朴正熙政权的高级官员们都具有浓厚的日本背景。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通过他们影响到韩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

　　俄罗斯的现代民主转型发生在其深刻而又短暂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后,并深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基本文化模式在世界不同地区又比基本政治结构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积淀物———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的深层结构。”[5](79)而民主化转型作为一项政治活动,在受政治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也引发新的政治文化的产生。

　　其一,从政治价值取向的角度看,原来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被多元政治亚文化所取代。俄罗斯独立后,社会主义制度被否定,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信仰。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被写进了国家宪法,社会

　　主义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丧失了。在批判、否定苏联70年发展道路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走西方发展道路在俄罗斯独立之初几乎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具体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未来发展道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无法求得一致。据社会学调查资料显示,1990年有32%的人主张模仿美国模式,32%的人主张模仿日本模式,17%的人主张模仿德国模式,11%的人主张模仿瑞典模式,只有4%的人主张按中国方式进行改革[6]。俄政治文化呈多元化的发展势头,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团结和凝聚各个阶层的统一的精神和思想。针对俄罗斯存在的这种民族信念危机,普京指出,在一个四分五裂、主要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社会里不可能进行有成效的建设工作。90年代“俄罗斯改革艰难而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公民意见不一致,社会不团结。精力都耗费在政治内讧上,没有用在解决俄罗斯改革的具体问题上”。[7](8)普京强调,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应当成为实现社会团结的基础。它们是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强有力和有效的国家、社会和睦。

　　其二,从政治行为规范的角度看,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有着漫长的集权与专制的传统。统治俄罗斯几百年之久的沙皇封建专制主义对俄罗斯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很不彻底的改革。此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一直处于不发达的阶段,资本主义民主也未得到充分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权。自斯大林时期以来,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现象持续不断。长期集权专制制度造成了俄罗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再加上公开性所揭露出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各级官僚的黑暗,这些与俄罗斯人特有的情绪化、容易冲动和脱离实际的性格特点结合在一起,使得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期充斥了各种极端现象,而这又引发了社会的诸多失范现象。其一是犯罪现象普遍化。俄罗斯官方的材料表明,俄罗斯有大约6000个犯罪团伙在活动。黑社会骨干份子约10万余人,几乎相当于俄罗斯内务部警察的编制。俄罗斯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认为,听命于黑社会的人口甚至超过了俄罗斯政府所能有效控制的人口比例。[8](96-97)黑社会犯罪极度猖獗,恶性事故不断,百姓的日常生活失去了基本的安宁与稳定。其二是文化中的“两极化”倾向。历史上俄罗斯社会经常出现“两极化”的倾向。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时期,“一方面是文明社会与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君主独裁,要求尽量缩小人民自由活动的范围,这两者之间出现了真空。”[9](82)现代俄罗斯这种两极化的倾向更是明显,一个直观的表现便是收入两极分化。据统计,10%的富有阶层的收入与1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在1991年为4.5倍,1992年为8倍,1993年则上升为11倍,1994年和1995年则在14倍左右。1998年第2季度为13.2倍,1999年第2季度变为14.7倍[10](150)。一方面是暴富的群体、官僚集团;另一方面是生活水平下降的贫困阶层,两者之间没有一个完整的中间阶层加以联系。这种现象反映

　　在文化上,就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脱节。上层的政治家、暴富的群体经常高喊空洞的口号,而下层人民表现出明显的厌烦政治的倾向。普京实行“养廉政策”,政府官员的工资明显高于知识分子和一般劳动者,更是加剧了文化上的“两极化”倾向。根据统计资料,仅有30%的俄罗斯人对政府官员保持一定的信任度,对议员的信任度仅为20%。[11](338)

　　其三,从文化渊源的角度看,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横跨欧、亚两洲,界于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部,受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在文化的归属问题上,普京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俄罗斯要融入欧洲,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历史上,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自从俄罗斯出现那天起,俄罗斯大致经历过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历史阶段。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切入、彼得一世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说,“西化”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但欧洲自古以来就有排斥俄罗斯的情结。塞谬尔·亨廷顿更是毫不客气地把俄罗斯排斥在西方文明的门槛之外。他认为,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据此他断定“:俄罗斯文明是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本土的根,加上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及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12](147)在俄罗斯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盟更明显地表现出排斥的倾向。典型的欧洲文化从不将俄罗斯看作自己的一员,而典型的亚洲文化又视其为异类,这是俄罗斯文化的尴尬所在。

　　三

　　在以往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中,有人将政治文化作为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其视为导致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R.盖茨梯尔就认为,适宜的经济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指出,在特定国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14](44)J.潘诺克把民主需求的各种因素和论题分为三类:历史、社会经济秩序、政治文化。他自己认为,政治文化因素可能包括了民主的最好解释。[13](45)众所周知,在制度变迁中,政治文化的作用不是孤立的,它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而独立存在。但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发展也充分表明,政治文化的作用又是不可低估

　　的。韩俄民主化转型期形成的不同政治文化特征,对其各自的转型进程及其绩效无疑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其表现出的特点,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通过这种比较研究,韩俄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自政治文化的优势和不足,进而发挥优势,克服不足,找到构建“民族主体意识”的基本材料,为国家精神动员能力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总的来看,韩国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三个共同特征:

　　第一,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属于集权型的政治文化。与现代的民主体制形成极大政治落差的是,转型之前或更早的历史中,韩俄都有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近代化进程开始之前,韩国还是一个有着专制君主及高度集权的中央官僚机制统治的李朝权威社会。这种集权传统又在20世纪因日本强加给韩一个高度专制的殖民当局而强化。俄罗斯政治文化同样表现出集权的倾向。“俄罗斯有着漫长的独裁传统”[14](15)。从制度层面上来说,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以村社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是集权主义形成的社会制度基础。这种完全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村社制度,无法培植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而只能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土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那种田园风味的、半野蛮半文明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它使人们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5](765)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即专制主义特征,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在斯蒂芬·怀特看来,苏联的政治文化展现了俄罗斯沙皇体制的广泛延续性,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和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民众的消极被动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16](22)由于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即便是民主化的今天,俄罗斯也难以完全超脱集权制的幽灵。俄罗斯在转型中虽无明确的权威主义政治阶段,但从95年以来的政治发展看,俄政治结构中权威主义因素却正在崛起。

　　其二,韩俄政治文化都表现出重视道德的倾向,缺乏法治传统。从文化发展来看,韩国是“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崇尚权威,官本主导,重“仁”轻“法”,是其固有的价值内涵。俄罗斯文化传统同样存在着法治基础薄弱的弊病。法治基础的薄弱,首先在于绵延数百年的帝国政体和七十余年的苏联集权政治,因为任何君主制和集权政治的本质,就是以“长官意志”取代法律规范。其次,是因为俄罗斯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念中的忽视法律制度的作用“,道德中心主义”、以道德代替法律。在俄罗斯历史上,法律制度(特别是成文法)从来也没有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的核心作用,这一作用属于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冰冷的法律和僵死的条文不能代替良心“,按良心审判而不是按法律审判”,这是俄罗斯人对待法律制度态度的集中体现。[17]作为封建社会历史比较长的大国,由于韩俄都缺少法治传统,社会硬性调节能力低下。当社会硬性调节能力低下的时候,就需要社会的软性调节能力来补充。因此,从自己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找到稳定的、持久的、有积极意义的因素,进行精神动员,这是韩俄在民主化转型期面临的共同任务。

　　其三,韩俄两国政治文化都表现出集体精神和对个性自由的否定。韩国由于历史上漫长的集权制度,在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的发展问题上具有典型东方国家的特点,即缺失自由的个人和制度化的公民社会。韩国的政治腐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集体文化相矛盾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启动、特别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涌入,激发了韩国的民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自身价值的动力,但韩国在吸收西方文明的个人价值观时,并没有抛弃传统的以儒家观念为中心的集体文化,并将其中的社会本位观念作为规约经济冲动的价值支撑。在强大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浸润下,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力量的成长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由此,韩国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于是,一方面,政府力量的介入是韩国经济腾飞、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这种介入为政治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因为缺乏社会制约的政府自然容易导致腐败。跟韩国相似,俄国政治文化也表现出集体精神和对个性自由的否定这种落后国家所具有的一般规律。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和公共偏好的核心是俄罗斯社会中的“国家观念”。这就是,国家(以沙皇或别的领袖为其人格化代表)至高无上,国家在社会和经济中总是发挥主动、积极的控制作用,任何经济变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并且始自国家,国家是社会利益的保护者,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国家控制社会的强大官僚等级制度,造就了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和习惯的另一面:民众对国家、对“上级”和集体的依赖。“斯拉夫的或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是集体主义的”[18](22)。

　　综上所述,在政治文化方面,专制主义色彩浓厚,制度和法治基础薄弱,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重伦理而忽视法律制度的作用,是韩俄政治文化中均有的消极内容,也是两国民主化面临的共同难题。当然,由于转型模式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的态度上,在国民政治文化的整合方面,韩俄两国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从东西方政治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政治文化呈现出“无根基性”,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的否定;而韩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再生力强,源远流长,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的继承。相应地,韩俄政治文化的不同特征使得两个国家民主化面临的阻力也有较大的区别。韩国政治文化中重情感、重血缘、重伦理、重内部调节的特点,既维系了韩国社会政治关系的平衡,也影响着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态度和情感,促使社会转型得以稳定发展。但这种文化传统也为金钱政治提供了文化上的动因。以地域主义为代表的各种亲缘主义是阻碍韩国政治民主化最顽固的社会根源,过大的行政决策权和对经济的过多地介入则为腐败提供了合法渠道。

　　与韩国相比,俄罗斯的“两极性”文化虽然更近于西方,但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异源多质的特性以及社会转型期人们政治信仰的多元化、复杂化和社会行为的失范,无疑影响了其改革绩效的实现,反映在实践中,俄罗斯政治改革的“优势”并没有在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来,政治上的腐败等诸多问题同样在影响着经济的发展。目前,俄罗斯的民主是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民主“,总统集权体制”严重阻碍着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少数人的暴富和1/3以上人口的贫困,加剧了社会生活底层的人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强权、铁腕”。此外,俄罗斯的社会政治思潮比较复杂,意识形态分化十分明显,体现民族精神的国家意识形态尚未形成。这些情况,也深深地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对于俄罗斯而言,建立稳定、完善的民主制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四

　　在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每个国家的道路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要求找到共性的东西,而后者则是更重要的。论证政治文化因素对韩俄两国民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目的旨在说明,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尤其在设计民主转型模式时,要充分考虑到政治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和由此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使民主转型模式更加符合本国社会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政治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化进程的模式选择,并进而要求加强政治转型过程中国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习惯等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而影响着正式制度的选择与变迁过程。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来说,政治文化传统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悠久绵长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前进过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悠久绵长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国家转型过程中沉重的包袱,增加着政治转型的阻力和难度。从韩国现代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儒教主导型传统文化的遗迹。而俄罗斯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如臣民意识、依赖心理、忽视法律制度的作用,以及俄罗斯人带有空想主义、虚无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性格特点既构成了民主化激进转型的文化桥梁,也似乎使其后转型期的政治难以超越权威主义的藩篱。

　　因此,一国深层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因素在影响政治发展方面可能起重要作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均不能以否定自己的政治历史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的挑战,而是应该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到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连接点,重新构建“民族主体文化”,并以此作为精神动员的工具。

　　第二、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能用渐进、徐缓的方式逐步加以完成。尤其是传统文化根基比较深厚的国家,从国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方面分析,更适合采取渐进的民主化模式。渐进民主化模式的显著功能就是:有利于保持向民主体制转型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且能减少社会摩擦成本。韩国模式正是在渐进的制度革新基础上摆脱传统的桎梏,其政治发展在“次序”和“速度”上都有明显渐进性。其传统文化的因子和民族独特性也渐变为民主政治的合理资源,使民主转型期间保持了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减少了转型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所付出的代价。而俄激进民主化的成本则是“灾难性”的。激进的民主化使得人们的观念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使得社会分歧加深,特别严重的,是使社会丧失整体的价值观。社会整体价值观丧失,就根本谈不上找到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观念的连接点。而且通过激进民主化并不能马上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民主政权,这往往使民主派的美妙预言化为泡影,并加剧了公众对民主政治的失望,引发向威权政治的回归。当然,渐进民主化模式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既然渐进民主化模式的进程是依靠国家权力的介入来控制的,那么在渐进民主化模式深入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如何退出并通过间接手段进行有效控制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不好,既得利益阶层就有可能成为民主化转型深入的阻力。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三,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既要推进民主,又要保持秩序,民主与法治及其平衡发展应被确定为基本的政策目标。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法治和民主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具体化,可以表现为法治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从理论上分析,法治发展不可缺少政治体制的基础支撑,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法治不过是政治体系的一个功能性结果。当然,真正的法治一旦形成对政治体系也起着促进作用。在后发国家的政治转型时期,国家控制和政治参与两者是有矛盾的,由于法制不健全和社会公众受政治参与能力的制约,极容易产生社会动乱或重新回归到个人专制的体制下。要解决国家控制和政治参与的矛盾,关键的是通过法律保障,逐渐扩大人们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通过法制手段使国家集中控制与人民参与之间获得协调

　　发展。而要加强法制手段的调节功能,其文化上的切入点,就是在原有的重视精神因素的传统政治文化基础上,注入民主和法制的成分,特别是法制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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