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传媒生态十分独特、复杂。与英、美等成熟的传媒生态相比,韩国传媒业带有过渡性特征。经过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韩国媒体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结构。究其原因,既是历史传统的惯性作用使然,也是现实语境下的政治、资本、媒体关系的错综复杂所致。多种因素的加减乘除,造成韩国媒体事业发展的诸多变数。这些变数增加了我们把握韩国传媒的难度。要理解韩国传媒的发展逻辑,考察政治权力与媒体的关系是一个关键变量。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韩国传媒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既不是过去传统的附属关系,也不是西方那样的对手关系,而是既合作又批评、以合作为主的一种特殊关系。”[1]这种观点总体而言是恰当的。韩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不能用一维的思路来分析,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是合作关系或者对立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表现不一样。姑且不论威权时期的政治与媒体关系与民主时期不同,即便在民主时期,不同总统的任期内,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也存在很大差异。再者,考察韩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不能笼统地说政治跟媒体关系是合作或者对立的。针对不同的媒体,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往往是不同的。

　　一韩国独特的政治发展轨迹

　　为准确把握韩国媒体运作的内在机理,必须从韩国独特的政治发展逻辑中去寻找答案。韩国政治体制从发展阶段上来划分,基本上可分为权威政治时期和民主政治时期两个阶段。每个阶段时间跨度并不大,但其复杂性超出一般想象。

　　(一)权威政治阶段权威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尽相同。

　　比如,李承晚时期,军人专权的专制色彩非常浓。李承晚政权继承了朝鲜王朝的专制主义传统,对媒体实行打压,媒体不得不屈从于政府威权。[2李承晚政权的背后是美国力量的扶持,但李承晚只顾个人抓权,没有现代化目标,缺乏持续地动员起来的政治支持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没有能力形成一个民主使命感和方向感,即没有对民族建设必不可少的整合和动员意识,仅仅依靠强力专制,很难适应战后韩国的形势发展要求,从而走上了其统治的末路。

　　其后的朴正熙时代,是韩国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朴正熙是一位顺应韩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强烈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强权总统。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权威政治模式,试图建立适合韩国国情的“韩国式民主”。在借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外壳的前提下,实行政治强权,巧妙地把权威政治包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糖衣。比如,他以民主的方式批准了大总统制和通过选举产生总统,但同时赋予总统以绝对的权力。政府权力结构也以总统为中心,权力自上而下地单向流动,把准军事的或类似企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方式引进政府。支撑这个政权的是军队精英、上层资产阶级、政府官员和私人领域的专家,以及无所不在的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3](P111-112)

　　朴正熙独特的“开发独裁”体制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正面影响:一是凝聚了民族意志,把民心汇聚到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上来,使韩国能迅速摆脱发展危机;朴正熙成功地发挥了政府和民间的双向积极性,又称“两种积极性”。两种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现代化动力,一种特有的竞争力。二是保持政府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威。三是有效地控制了腐败。[4]但是朴正熙政权留下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朴正熙政权大力发展经济,抑制政治民主化,致使以政治、文化为代价,换得经济发展。在朴正熙政权后期,其原先看来很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渐渐暴露出巨大问题。比如,出口依赖型经济暴露出依附性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由于政府高度介入经济发展,致使政治权力对经济规律的强力干预,形成了扭曲的韩国经济结构。

　　在日益突出的劳资矛盾和不断升级的民主化运动两股力量的夹击下,朴正熙政权被赶出了历史舞台。朴正熙的开发独裁体制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政治凹地。

　　朴正熙之后的全斗焕,面对紧张的政治、经济危机,全采取了不少缓和的措施。这个时期,权威政治开始松动,政治强权有所减弱。

　　(二)民主政治阶段

　　1987年6月29日,执政党代表、新一届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了著名的“六·二九”宣言。这个宣言几乎全面接受了反对党的政治要求,标志着建国后数十年的民主与独裁斗争最终以民主的胜利而告一段落。卢泰愚执政期间,韩国的民主政治步入了相对成熟、制度化的轨道。特别是三党合并为金泳三竞选总统铺平了道路。1992年,文人出身的民主运动领袖金泳三成为总统,从而结束了韩国历史上长达32年的军人执政的历史,开启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新时代。在金泳三执政期间,韩国民主制度基本确立。他的有力作为表现在严厉惩治腐败和建立廉洁政府等方面。韩国经济因此走出经济低谷,进入了世界发达国家行列。金泳三执政时期,是韩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主政治渐趋成熟。

　　1997年,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这是反对党第一次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使韩国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权力从保守派手中转移到改革派手中。金大中政府代表韩国社会中、低阶层,由于韩国政治长期被保守派所控制,金大中在其执政期间,试图改变积重难返的权力和利益结构,难度甚大。但是,改革党登上韩国政治舞台,对于改变韩国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态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后来的卢武铉政府,也是代表改革党的利益和社会中、低阶层。改革派上台,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对韩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韩国的民主政治虽然命运多舛,历经坎坷,但毕竟度过了历史的“三峡”,进入了相对平稳的轨道。韩国式民主是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奇异结合。它一方面继承了朝鲜历史上和日本统治留下的非民主遗产,另一方面又结合了主要由美国引进的民主理想和制度。由于韩国受到前者的影响甚深,造成后者在韩国发生变异和扭曲。“新共和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更多地受传统遗产的影响,而不是受新引进的西方理念的影响。也就是说,尽管在制度形式上采取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其根深蒂固的非民主文化仍占统治地位。”[3](P123-124)传统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强大制约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从西方舶来的民主制度在韩国的命运。在韩国建国后数十年历史上,共和国建立了6个,宪法却被修改了9次。有三次建立民主制度的机会,但是结果权威主义的强大力量将民主的机遇一次次搁浅。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奇怪的现象:同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家,以重建民主始,而以埋葬民主终,以反独裁起家,又走上独裁之路。这种怪现象只能说明,民主制度在韩国这片土地上命运多舛。

　　民主与独裁的不断较量演绎了韩国艰难的民主化进程。虽然经历了很多难产之痛,但韩国的民主政治毕竟在民主力量的强大推动之下姗姗起步。在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夹缝中,韩国式的民主诞生了。与美国式民主比较,韩国式民主带有不少过渡性特点,还具有显著的不稳定性,但毕竟其民主政治的制度性框架开始建立起来。有了民主的基本硬件约束,其他部件的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会慢慢发育起来。从韩国近年的民主政治运作情况看,韩国式民主的发育是良性的,可预期的。

　　媒体内嵌于韩国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只有深入了解韩国的政治逻辑,才有可能真实把握韩国媒体运作机制。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韩国媒体自身的独立性相对有限,其自主空间比较小,特别是在权威政治时代,媒体的软弱性更加明显。虽然它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但不是核心角色。由于其利益被政治权力劫持,媒体的自主性是十分有限的,特别当韩国媒体本身也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它在与政治权力博弈过程中缺乏持久、坚定的立场,成为风中的芦苇。

　　二权威政治体制下的政治与媒体关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韩国政府与传媒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韩国渐渐从权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从原先的强行控制、直接控制渐渐转向平衡、博弈和间接控制。在权威政治时期,主要表现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执政时期,政府对媒体实行强力控制,实行新闻检查制度,甚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对媒体进行镇压。比如在1961年5月,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颁布《新闻、通讯社设施基准令》,对新闻机构进行大面积的整顿、查封,废除了千余种报刊,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在政治强权面前,媒体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媒体的权利空间非常有限。

　　韩国社会的迅速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与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只有权威主义的军事统治才能为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基础,这一保守观点成为韩国政治的指导思想,并使所谓“为了发展而独裁”的做法正当化。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发展经济被列为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在“经济发展第一”的意识形态下,合理的民主主义被当作阻碍国家发展的潜在要素,遭到大力、系统镇压。因此,新闻业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结合舆论对政治过程进行批判监督的民主制度功能大大萎缩。新闻业从属于国家的性质日益深化。[5](P251)这在朴正熙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朴正熙当权18年,对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

　　在朴正熙上台之前,韩国新闻业一度受到亲近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影响,出现批判政府的倾向。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对新闻业实行控制。

　　朴正熙政权初期的新闻业政策是建立在威权主义新闻业理论基础上的。朴正熙时代使“为了发展而独裁”成为韩国特有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新闻业作为国家的主要资源,应被积极运用于国家政策目标的达成,肩负协助作用,而把新闻业对国家政策的激烈批评视为助长国家分裂、不负责任的行为。[5](P252)朴正熙的媒介政策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加强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二是强调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朴正熙政府开放了私营广播电视,允许亲政府的集团开办。军事政变结束,政府就给私营文化放送公司(MBC)开办广播电视的执照。允许报业跨行业经营,同时拥有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出版社。1963年它批准《东亚日报》开办私营放送公司,1964年又批准三星等企业集团开办私营的汉城电视台。

　　在政府的控制和扶植下,媒介进行了重组。反对派报纸有的破产,有的变节,力量对比有利于朴正熙政府的控制。政府还通过政策和指令直接指挥媒介,形成了“政治势力和媒介联合体”,成为政治机器和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大众媒介可以占有寡头垄断利润,享受长期低息贷款、减免税和延期付息的各项政策优惠。同时,朴正熙滥用“社会责任”的名义迫害新闻工作者。在政变后几个月,有1000多名新闻工作者被解雇。政府还随意关押、监禁和折磨新闻工作者,情报机构随时对新闻媒体进行监控。强迫报纸接受“采访证制度”,得不到采访证就无法上岗。那些被剥夺了采访机会的失业者大多是当局认为“不合作”、“不听话”的人。此后,采访证数量以及采访范围一再压缩。[5](P205)高压统治对媒体造成了极大伤害,这威胁着朴正熙政权的政治统治。

　　朴正熙政府改变了李承晚时期对媒体的赤裸裸控制,对媒体的政策是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一方面直接管制传媒业,推行“采访证制度”,使那些不听话、不合作的新闻记者失业,从而监控新闻业,缩减其采访范围;另一方面加强了对新闻传播业的经济管理,通过经济手段间接地控制了传媒。政治上的拉拢和经济上的倾斜,加上一些高压的制裁政策,使韩国的新闻传播媒介具有了一定的政治依附性。[2](P31)朴正熙对媒体的大棒+胡萝卜政策,虽然比其前任要温和一些,但总体而言还是维持着政治对媒体的强权。朴正熙的权威政治遭遇到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化力量的反对。

　　朴正熙被刺杀后,其后的全斗焕政府基本上延续了朴正熙的媒体思路。对新闻业的控制更加彻底、全面、系统。首先,通过维新宪法,军事政权强化国家对新闻业的控制,从制度上限制了新闻自由,不认可新闻业许可制的前宪法的有关规定被废除,在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法律有权裁定限制国民自由与权利。这使国家介入新闻业、限制新闻业自由的行为正当化。经过几次总统紧急措施法的实施,极度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效应得到发挥。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国家更为频繁地制订、修改有关新闻业的法令。国家对新闻业的介入及控制从制度上得到强化。军事政府采用“报道证”(一种塑料卡)制度,试图把新闻业者的身份扭曲为一种“准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如此强硬的新闻政策一直持续到全斗焕统治后期,1980年制定的“新闻业基本法”将媒体对国家的服从合法化、制度化、极端化。同时,通过解雇新闻从业者,废除、合并新闻机构等高压手段使新闻业变得软弱无力。情报机关监视、操纵新闻业,向报社每日下达“报导方针”等,对新闻业的控制急剧升温。一面是威胁的、强硬的“炮弹”政策,一面是以怀柔为目的的“糖弹”政策,双管齐下、并行不悖。国家对新闻业的控制得以贯彻,其目的是将新闻业附属化、工具化。军事政权不满足于单纯解除新闻业独立性,更积极地策划将新闻业演变为国家的一种统治手段或者工具。[5](P255-256)

　　全斗焕对新闻媒体严加控制:一是大规模解雇新闻工作者甚至监禁;二是合并、关闭新闻机构;三是通过并实施压制性的《报业基本法》。1980年通过实施《基本法》,表面上是保持新闻工作者的忠诚和正直,实际上是对敏感政治问题进行控制。1980年,以反腐败名义对新闻界进行大清洗。40家报纸的700多名新闻工作者被解雇或者停职。在全时期,报纸从28家减到11家,通讯社从6个减到1个,广播电视从29个减少到27个。全斗焕政权还成立了“公共信息协调办公室”,每日对媒体发布报道指南,详细规定对报道的种种要求。对广播电视,干脆将其国有化(公营化),在总统直接监督下运行:对娱乐节目、新闻节目和宗教节目加以严格限制。政府曾经规定,晚上12点到早晨6点、上午10点到下午5点30分等时段不允许播出,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睡觉或者工作,不应该看电视。政府对进口节目严加限制,规定进口节目20%的限额。日本节目不允许播出。[5](P209-211)对媒体的干预可谓是巨细兼顾,给予媒体的空间十分狭小。

　　从维新体制到全斗焕政权这一时期,国家对新闻业的支配达到白热化。第一,法规方面,为保障新闻业对国家的从属性,有关法律极其完备。大规模地、全方位地、长期地对新闻业实行强烈的实际压制和报道控制。其结果是,新闻业彻底隶属于层级控制的官僚体制,被收编为一种“准国家机构”,成为积极支持、协助、宣传国家政策的“体制新闻业”或者“官办新闻业”;第二,补偿回报方面,新闻业对国家的服从、协助、忠诚换来了国家政治、经济上的扶植。国家促进新闻业的商业化、卡特尔化,保障、支援其资本的积累,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经济上的补偿,扩大新闻从业人员进入政界的机会。当时,国家对新闻业的支配依靠强硬规定和大力补偿的两面控制政策得以实现,其结果表现为国家将新闻业工具化二者相互结合。[5](P256)对媒体的最高奖赏是让他们成为政客或者官员。文化信息部部长和副部长职位通常是由新闻从业人员担任的。很多新闻从业者还当上了其他部门官员。如海外办事处的情报官、总统秘书、助手以及发言人,立法者中也有不少。在11届议会有35人,12届时27人,13届时26人,14届时40人。新闻从业者为官,打通了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对话渠道。媒介公司也希望它的雇员在政府部门或者政治圈子内得到晋升,这将帮助他们得到高层内部信息,得到更多机会,报道独家新闻。这种机制还有更深涵义:赋予媒介以政治权力。经过这些新闻业出身的政客和官员,一个权力网络形成了。在权力转换比如总统选举时,它发挥重要作用。媒体经常在“制造总统”中担任重要角色。[5](P233)镇压性政策与安抚性政策双管齐下,软硬兼施的双面政策,将媒体控制在政治权力的掌股之间。

　　三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与媒体关系

　　从权威政治转向民主政治,韩国所用的时间比较短。经历了卢泰愚、金泳三政权之后,韩国才算步入民主化的正轨。有研究者把卢泰愚、金泳三执政的10年,称为“过渡时期”。[2](P35)在这个时期,政府与媒体关系逐渐松绑,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开始解禁,取消了臭名昭著的新闻检查制度。比如金泳三上台后,明确指出告别权威政治。强调政府不能对新闻进行强制性的控制。“政府必须抛弃过去那种威权时代的软硬兼施的新闻政策,需要放弃过去那种企图掩盖事实的姿态,把一切公之于众,接受公正评价”。①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以强调媒体公共性与社会责任为目标的媒体法律成为政府规范媒体行为的重要方式,政府管理媒体开始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在民主政治背景下,政府放弃了过去那种赤裸裸的控制,转向以文明方式进行间接控制,采取立法、市场以及更加灵活的政策调节等形式对媒体进行控制。

　　韩国民主政治的到来并不是政治权力施舍的产物,而是在内外各种力量的交相作用下产生的。特别是韩国内部的民主化诉求的不断升级,促使当权者不得不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虽然,韩国威权政治的力量十分强大,但韩国社会反抗威权政治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在威权政治统治时期,大大小小的学生运动发生了100多起,其中有三次大规模的学生民主运动,直接造成了三位当政总统的下台。当权者不得不作出让步,顺应民主潮流。

　　韩国民众对军事威权主义体制的反抗产生了1987年卢泰愚“六·二九”宣言。以“六·二九”宣言为起点的新的政治结构带来了国家对新闻业的控制方式和国家—新闻业关系的全面、本质转换———强化了新闻业的自治性。“六·二九”宣言第5项尊重新闻自由的宣言,即“政府不能控制新闻业,也不能试图控制新闻业”。为弘扬新闻自由,要对相关的制度和惯例做划时代的改善,国家—新闻业间的力量对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从卢泰愚政权到金泳三政权,国家对新闻业的控制逐渐弱化,新闻自由相对强化。“报业基本法”和“报道证制度”等控制新闻业的法律工具被废除,情报员常驻报社或以“报导指南”的形式实现国家对报道内容直接干预的现象减少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会也呈现一定的活力。通过允许报纸创刊或复刊、恢复驻站记者制度、许可增设版面等做法,使得新闻媒体数量增加,新闻业界焕发了生机。

　　另一方面,在民主化的斗争过程中,直到“六·二九”宣言公布国家—新闻业关系变化的基本意义,即新闻业自治的基本意义,都是与新闻业负有何种职责、新闻业与国家维系何种关系等问题密切相关的。首先,从政治角度上说,在产生“六·二九”宣言的政治民主化斗争过程中,新闻业在威权主义国家与民主改革联合阵线的对立中采取了支持国家或中立的立场。至少在“六·二九”宣言之前,新闻业还没有倒向民主改革联合阵线一边。[5](P265)在韩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与民主改革联合阵线相比,新闻业曾经更倾向于威权主义,同时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这样的新闻路线,是作为一种国家工具,作为被国家收编的韩国新闻业所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政治结构方面,在80年代后期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韩国新闻业自治地位的形成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政治民主化以后曾被遏制又得到发展的新闻自由,并不是通过与国家的斗争而主动求得的,而是依赖于客观环境,随着威权主义国家高压控制的减弱被动获得的。从经济角度看,曾被压制的较具独立性的韩国新闻业在政治民主化以后所具有的根本特性,与之前韩国新闻业的资本积累过程密切相关。新闻业被收编为威权主义国家工具,在受到严厉束缚和压制的同时,又从国家获得非常系统、安定、大规模的特惠与支援。韩国新闻业把这种国家支援当作实现其经济自立、成为大企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5](P266)

　　1987年“六·二九”宣言以后,新闻自由的发展是随着国家对新闻业控制方式的变化而来的。威权主义国家实施的“国家吸纳式”新闻业控制方式作用有所弱化,卢泰愚政权主张通过“低度控制”和“高度诱导”,采取“包容式控制”方式来操控新闻业,而放弃依靠强制手段的“高度压制”。金泳三当政时期,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向前跨了一大步,国家不得不谋求一种建立在“利益互换”模式上的新的国家—新闻业关系。这反映了国家再也不能把新闻业当作借助高压手段进行层级控制的对象,而开始承认新闻业是维持社会控制体系的一个重要协商伙伴,不得不承认新闻业是联合控制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分支。随着民主力量的加大,媒体在韩国政治、社会中的空间加大。媒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直接冲突渐渐少了,彼此之间更多是在世俗理性基础上形成利益互换,形成某种默契,形成共谋。这反映了一种政治方向的变动。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国家和资本等传统的主要支配势力的主导力及正统性减弱,新闻业在对国家和对资本的关系中恢复了相对均衡的比重,在支配联合体系中获得了确保自己地位的机会。新闻业甚至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产生,因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一事实充分体现,在支配联合体系中新闻业的自治性及其地位的空前巩固。今天,新闻业对国家显示出很大的牵制力,具有积极提出独立政策模式的高度发言权。在新的条件下,新闻业对国家、资本等支配阵营的其他主要分支的独立协商能力逐渐增强。因此,国家—新闻业的关系也逐渐从过去的“国家主义”或者“国家主导式委托制”中跳出,向以相互结合、利益互换为基础的“统合主义”(corpo2ratism)关系转变。国家—新闻业间的统合主义关系可以用“权言结合”的方式来表现。在这种统合主义联合中,新闻业演化为一种自治的“准权力机构”。理想型的新闻业者被视为“权力精英”。[5](P266-267)

　　在民主政治语境下,政府对媒体放松管制,释放了媒体的能量。媒体的产业功能迅速扩张,进一步加大了媒体与资本的合作,结果则是:媒体从政府的控制中还没完全解脱出来,又陷入了资本控制之中,政府利用媒体的市场逐利偏好,对媒体进行间接控制,这样,媒体陷入了政治与资本双重控制的两难境地。到了2000年以后,媒体被资本挟持的趋向更趋明显。在卢武铉执政的时候,这位“平民”总统看到媒体在资本之路上越走越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试图把媒体从资本寡头的控制中拉回来。但由于多种原因,他所领导的政府跟媒体之间的战争,最终变成了他一个人与媒体的战斗,他与媒体的较量虽然不无悲壮,但他的改革效果不甚显著。

　　韩国新闻业得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立的权力机构强化自身的地位,其契机是历史上市民社会对威权主义体制进行的有组织的反抗所带来的政治民主化。新闻业的权力是在韩国社会处于全面“权力危机”时获得的,其“渔翁得利”的特征十分明显。同时,韩国新闻业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与其说属于民主市民一派,不如说站在拥护威权主义体制的保守势力一边。这样的历史经历对新闻业权力的基本特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权力在政治民主化以后得到了高度的强化。韩国新闻业日渐强化的权力和地位不过是围绕支配体制内部与其他势力之间的权力分配和政治斗争,以个体势力为中心,为自私的自身目标服务而已。只要新闻业不能摆脱这样的特性,韩国就不会向强化市民社会的方向发展,而是遏制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民主力量的积蓄,或者妨碍其发展。一方面,韩国新闻业是市民社会主导的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它还没有想到将自己获得的实惠反馈于市民社会。因此,今天韩国新闻业所具有的自由与权力不要说是韩国民主主义的“指标”(index),即便说它是发展/强化韩国民主主义的“原因”也显得很牵强。因为,新闻业权力的强化既然是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就应该用来巩固民主主义,用来强化市民社会的民主力量,而在韩国情况却并非如此,与其原来的意义有所矛盾。[5](P271-272)这对韩国媒体的评价是精当的。韩国媒体在韩国民主化运动中,不是施动的力量,而是受动的角色。在强大的外力推动之下,韩国媒体也渐渐走上民主化的轨道。因此,可以说,在韩国民主化过程中,媒体所扮演的是一个机会主义角色,它是一个投机者和受益者。

　　四政府与媒体关系复杂性的成因分析

　　韩国的现代媒体发展历史并不长,媒介市场也不大,但韩国的媒体生态很复杂。这种复杂关系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方面。为什么韩国政府与媒体关系会变得如此复杂?究其原因,有多种力量参与了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其中主要力量包括:

　　(一)历史传统历史传统是一个强大的隐形力量,它潜在而持久地影响着韩国的现实和未来。韩国媒体生态的复杂性、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复杂性与韩国其特殊的历史传统有一定的关系。韩国媒体受到传统儒家文化、日本殖民地历史以及美国文化的影响比较大。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文化内在地支持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而儒家文化也成为韩国媒体的文化基因。日本对韩国媒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日据时期。战后,美国对韩国的影响巨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扶植韩国军人政权,对媒体进行强行控制,威权政治依靠美国军事和政治的强力支撑。在这种强权政治下的媒体生存空间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观念、制度以及经济扶持对韩国的影响甚大,同时对韩国媒体的影响深刻、深远。美国式的新闻自由对韩国媒体的感召力巨大,促进了韩国民主化进程,也推动了韩国媒体的民主化步伐。

　　(二)政治民主化

　　伴随着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韩国媒体的表现空间获得了很大释放。政治民主就是要在政府权力上做减法,而在社会权利及媒体权利上做加法。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提速,政府对媒体的限制开始松绑,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在法律上赋予媒体以更大的自由,言论空间显著扩张。威权政治渐渐退出政治舞台,民主政治正式登场。在这种大背景下,政府对媒体的直接、强行控制失去了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文明、间接的媒体控制。作为民主政治的传送带,媒体在韩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媒体自身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渐渐发育成熟起来。

　　韩国政治民主化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在野党在民主政治舞台上的力量越来越举足轻重。有多种政治力量在政治竞技场上竞争,相互之间形成对峙或博弈的态势,这种竞争的政治生态有利于媒体表达空间的生长,为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三)资本力量

　　威权政治退场之后,媒体产业化功能得到迅速扩张。在市场规则的作用下,资本力量在媒体市场中渐渐壮大。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机制有利于媒体民主的成长发育,市场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有利于释放媒体的民主功能。但在媒体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资本对媒体市场构成垄断的时候,媒体被少数大财团控制,形成资本与媒体的“合谋”,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控制了媒体,构成对政治的绑架。政府在资本和媒体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站在公共利益这边,打破资本在媒体市场上的垄断,还是与资本妥协?政府的媒体立场决定了它的媒体政策。在韩国,历届政府在媒体政策上都面临着资本与公共利益的艰难选择。

　　(四)媒体专业化

　　在政治与资本之间,媒体经常处于左右失据的尴尬境地。但值得关注的是: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媒体专业主义也在迅速发育。在强大的政治和资本之间,媒体努力寻找自身专业发展空间。这种努力在韩国不时表现为激烈的斗争。媒体经常围绕着“编辑局长选拔”、“编辑权独立”以及“新闻劳动组合活动许可”等媒体内部权利问题,与资本、政治力量进行较量。面对媒体日益高涨的新闻自由和专业权利要求,政府和资本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1987年执政党在社会压力下宣布民主化改革(包括媒体改革),在这一背景下,MBC与KBS成立工会。这两个工会试图争取外部与内部的新闻自由,以建立公共电视的独立性。首先,工会争取外部自由,即在人事上独立于官方的控制,挑战官方对公司总裁的提名权与任命权。其次,工会争取内部新闻自由,即在编辑政策上独立于管理阶层的控制。因此,在媒体改革团体的压力与期许下,韩国的公共电视不断争取到自主空间。在抗争中,韩国的公共电视逐渐独立于官方的控制,争取到较大的专业自主权。[6]

　　(五)媒介技术媒介技术的升级换代不断改写韩国媒体版图,有时候甚至充当了一个关键性的力量。新媒体的问世,打破了原先的权力和利益格局。比如,在韩国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以及手机电视的问世,对原先的媒体利益格局构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介———互联网。1998年和2000年韩国受众每日平均使用互联网/电脑的时间分别为30.4分钟和42.2分钟,2000年已经超过报纸,更是大大长于杂志。由于韩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先进,收费较低,据尼尔森下属某公司2001年1月在世界上21个国家的一次调查,韩国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最发达的国家。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对韩国媒体生态的影响甚大,特别对报纸杂志的冲击极大。政府、资本以及媒体都在抢夺新媒体资源。多种力量参与新媒体的争夺,增加了韩国媒体生态的变数。

　　(六)全球化韩国媒体的发展受益于对国际市场的开放,全球化浪潮对韩国媒体生态的影响巨大。韩国国内的媒体市场十分有限,国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因此,需要开拓国外市场。韩国媒体对全球化的反应十分敏锐,而且富有成效。一方面韩国从美国、日本等国家那里学到成熟的媒体制作技术;另一方面又能够及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把自己的媒介产品成功地推销到国际市场。韩国媒体在政府的帮助之下,积极开拓国外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韩国政府在推动本国媒体走向世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政府成为韩国媒体走出国际市场,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巨大推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环境下政府与媒体的紧张关系。

　　五余论

　　韩国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很难用单一的权威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理论加以解释。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韩国政治与媒体关系是从权威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型。韩国独特的政治和媒体生态,造成媒体—政治关系的复杂多变。在韩国的政治—媒体关系结构中,政治权力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但政治权力在强大的民主压力面前,被迫顺应民意诉求,政治权力渐渐受到民主的驯服,受到约束的政治权力对媒体的控制往往采取了软化、文明、隐蔽的方式。再者,市场机制的介入,成为制约政治和媒体的第三种力量。权力、资本之间既合谋,又制衡,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在韩国,政治、资本在不同时期、不同媒体上所施与的影响往往是不同的。比如,报纸媒体受到资本的影响会更加明显。而电视媒体受到政府的影响更大一些。后来,新媒体的崛起,又成为市民社会政治表达的活跃地带。这对韩国媒体生态及政治生态构成新的影响,对本来就不甚稳定的韩国媒体生态增加了更大的变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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