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建立以来,当代韩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主题是经济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这两大战略目标。经过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短短30多年的经济发展,韩国由赤贫走向了暴富,并一跃成为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其经济业绩与发展模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然而,关于韩国社会转型中的另一方面即政治民主化进程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由李承晚独裁统治开始、经军人权威政府过渡、再到现代民主政治建立的过程也同样具有令人称道的价值,而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与民主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又为韩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更为牢固的制度基础。虽然韩国现行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权宜性的制度妥协”[1],但是,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政治冲突与斗争。在卢泰愚发表“八点民主化宣言”、执政党承诺与在野党合作修改宪法与总统选举法以后,1987年10月12日,韩国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新宪法,韩国由此进入了崭新的“民主时代”,并逐步实现了“韩国民主化的奇迹”[2]94。

　　毫无疑问,推动韩国政治转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历史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清楚地看到———韩国青年学生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成为民主化进程中积极的、极为重要的一支社会力量。1988年11月28日至12月31日,国立汉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所就什么是韩国政治最有影响的集团的问题,对1497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占应答者的23.6%的人回答是学生,22.8%的人回答是军部[3]405,学生运动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本文以战后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学生运动为研究对象,以韩国学生运动发展的一般过程与基本特征为视角,探究其持续发展、不断高涨的社会机制与历史原因,从而揭示学生运动与韩国民主化进程的一般关系。

　　一、李承晚独裁统治与学生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兴起

　　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1945年9月7日,美国陆军在仁川登陆,9月9日,美军举行了受降仪式并在朝鲜南部建立了军政府,实行了为期3年的军政统治与管理。军政府先后颁布了211个立法性命令并初步建立了韩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但韩国并没有就此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任务,韩国的民主化道路漫长而艰巨。可以说,战后韩国的学潮和工潮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是著名的,特别是韩国学生的民主化运动,其次数之多和程度之激烈“,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

　　1948年至1961年间,韩国实行了总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的政治制度,其制度设计是符合宪政民主制度基本原则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拍卖国有企业(没收的日本人财产)和分配美援项目的过程中,韩国政府官僚系统逐步趋于腐败。与此同时,韩国经济又一直不能从朝鲜战争的破坏中复苏起来,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了韩国1960年至1961年持续的社会动荡。从1948年担任第一任总统到1960年当选为第四任总统的12年时间中,李承晚既不重视经济发展,又不愿意执行民主制度,以“北伐”、“统一”为口号,利用国际上“冷战”和国内“反共”的机会,与强大的反对党———金性洙领导的民主党开展权力斗争。有学者认为,李承晚不仅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与方法,而且其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也是与现代国家观念相违背的,他以“忠诚”为标准,以私人关系的远近来决定官员的取舍,其政治品质“顶多也只是一个传统的‘君主’”[4]23。他放弃经济建设而追求“统一”的政治取向,直接导致了韩国的贫困与落后。1989年,韩国产业研究院院长朴圣相曾回忆说“:60年代初期,即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人们几乎不敢想象韩国能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那时候,每当大麦收割以前,许多农民上山剥松树皮以供全家充饥。”[5]对于李承晚的政治统治,尽管他善于运用权术操纵党派、利用学生的热情控制青年团体,但在其专制、独裁的政治本质日益暴露以后,不仅丧失了国内社会各界的支持,1956年总统选举中他的得票率由1952年的73%下降到了56%[6]42,而且也遭到了西方媒体的谴责,英国《泰晤士报》称他是“具有十足的独裁野心的、反动的、不负责而且残忍的李承晚”[7]204。为此,韩国学生开展了广泛的反抗斗争,发起了著名的“2·28”大邱学生示威运动和1960年的“四月革命”。

　　“2·28”大邱学生示威运动是总统选举中因李承晚政权舞弊行为而引起的学生反抗斗争。为了获取1960年大选的成功,85岁高龄的李承晚雄心勃勃,志在必得。一方面发表谈话,假惺惺地表示“为显示民主之楷模,不再参加下次总统选举”;另一方面又纵容心腹、指使自由党连续十数日在各地组织“誓师大会”“,请求”他“顺从民意再次参加竞选”,试图以御用学生组织———“学徒护国团”的活动来控制青年,并明令学校教职员工要“指导”“、训育”学生支持执政党的选举。与此同时,李承晚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使用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筹措竞选资金,采取贿赂军队、威胁收买选民,甚至使用诸如制造虚假公民、替换投票箱、换票、伪造计票结果和实施40%的事前投票等手段,以确保选举的成功。依靠国家的力量,他筹集了高达70亿元竞选资金,其中大部分来自企业。有数据显示,向自由党提供资金数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韩国企业就有20家之多[8]。面对自由党的无耻行径,反对党民主党定于1960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28日)在大邱举行讲演会以示对抗。为阻止学生参加反对党的讲演会,教育当局指令庆北高中的学生28日这一天到校参加原定于3月3日的期中考试,大邱高中、庆北女高、大邱女高、大邱女中、大邱商业高中、大邱工业高中、庆尚中学和第一女中等校分别以运动会、补课、狩猎打兔的名义到校上学。当局的这种做法彻底激怒了学生,2月28日,大邱700余名学生冲出校门举行了反政府、争民主的示威游行活动,而政府的镇压行动又引起了全国青年学生的广泛支持,汉城、大田、水原、釜山等地相继发生了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活动。学生与市民的斗争一直持续到3月15日。

　　1960年3月15日,韩国举行了第四届总统的大选,在7万名警察的“保护”之下,李承晚如愿以偿地以88.7%的选票当选为总统。3月17日,当选后的李承晚立刻实施了报复性逮捕与镇压行动,从而激起了大学生和反对派群众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4月18日,汉城高丽大学4000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当局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暴行,他们在宣言中指出“:大学是反抗和自由的象征??只有我们青年学生才担负着创造真正的民主历史的重任。”[9]高丽大学游行示威队伍突破警察重重的封锁后,遭到了自由党暴力团、反共青年团和特务武装的袭击,20多名学生身负重伤。高丽大学学生的流血事件直接引发了以汉城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学生起义,4月19日,汉城几乎所有的大学校园里都有号召抵抗的壁报,上午9时20分,汉城大学门前集结了2000余学生在朗读抗议宣言,他们说“:我们要抨击这种似是而非的民主??同学们,我们大家为了正义的事业总动员起来!”[10]汉城大学生行动起来以后,建国大学、东国大学、高丽大学、汉城师大、汉城医大、中央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庆熙大学、梨花女子大学、淑明女子大学等高校学生与部分中学生、市民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一支10万人的示威队伍,形成了战后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的高潮,最终推翻了李承晚的独裁政权。

　　在反对李承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学生运动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独裁者李承晚的下台使他们深受鼓舞,他们深信自己代表了韩国民主发展的方向,推动了韩国学生反抗暴政、争取民主的政治传统的形成。在此过程中,韩国学生虽然组成了一些小规模的学生团体,其中有汉城大学的“新进会”“新潮会”、高丽大学的“协助会”等组织,但总体上而言,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学生运动还是处于自发性斗争的历史阶段。

　　二、军人权威政治的建立与学生民主运动的再度高涨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并彻底改变了韩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由民主”模式,重新确立了新的“政府指导型”的发展方向。他指出,是“一连串的政治错误和误入歧途的经济政策彻底搞乱了韩国经济”,要稳定政治局面首先必须发展韩国的经济。朴正熙说“:我要强调再强调‘,五·一六’军事革命的关键因素是要实现韩国的工业革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设想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革命。”[11]102他把经济革命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认为没有经济上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目标“,民主主义也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政府要“把所有的行政同生产直接挂钩,要将我们的习惯、风俗、社会生活都同祖国现代化这个目标紧密相连,养成生产的思考、生产的行动、生产的社会氛围”,乃至于要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一件至关重要的、压倒一切的大事”[12]243。在朴正熙统治的18年时间内,前期由于采取了恢复秩序、清除腐败、致力于经济建设等措施,使朴正熙继第五届总统任期之后还顺利地当上了第六届和第七届总统。当朴正熙为了长期执政而不断地修改宪法、军人权威政治的反民主本质日益暴露以后,其政绩也难以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军人政权丧失了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基础。此后,韩国民众的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学生运动不断高涨,知识阶层的自主意识逐步提高,在野派的政治势力也日益增强。

　　在朴正熙权威政治确立之初,当时唯一能够对当局形成压力的势力就是以汉城大学生为核心的学生队伍,对朴正熙总统而言,他的“最大威胁的力量是学生”[13]65。鉴于军人政府发展经济的内在要求,韩国迫切需要实现对日关系的正常化,“韩日会谈”势在必行。1964年3月24日,当“金钟泌—大平正芳备忘录”的内容泄露以后,汉城各大学5000多名学生立即发起了反对“韩日会谈”的示威游行,不到3天时间,运动就遍及了韩国9个道和30多个城市。而在朴正熙政府的残酷镇压之下,5月20日,国立汉城大学、东国大学、成均馆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建国大学、汉阳大学、庆熙大学、檀国大学等9所大学的学生举行了“民族的民主主义葬礼仪式”,强烈要求总统辞职,学生与军警发生了冲突。6月3日,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32个城市、53所大专院校、173所中等学校的31万名学生的响应,这次运动直接导致了“韩日会谈”的中断。

　　在1969年国会通过“三选改宪案”之后,1971年4月27日,韩国举行了第七任总统选举,5月25日又举行了第八届国会议员选举。朴正熙在强化军事权威统治的同时,又加强了对在野党势力的打击,这些措施再一次激起了韩国学生的抗议。汉城高丽大学学生于1971年9月29日发起了反对“4·27”舞弊总统选举和“5·25”舞弊国会议员选举的斗争,在“金大中事件”之后,韩国学生反对“维新体制”的斗争再度高涨。与此同时,1970年11月13日,为抗议劳动条件的恶化,汉城和平市场22岁的裁缝师全泰一在清溪川附近的一家皮革厂中自杀焚身,此事件震惊韩国大地;1971年2月2日,汉城大众食堂店员金且湖因为残酷的劳动条件再次焚身自杀;1971年8月,京畿道广州郡发生了有5万人参加的居民暴动;1971年,韩国发生了1656件劳资纠纷。所有这些事件虽不足以动摇朴正熙权威政治统治的基础,但却构成了韩国民众政治觉悟日益觉醒的标志。1971年,朴正熙在遭到反对党的尖锐批评后宣布审查法令,取消国会和所有政党,此事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反对。1972年底,反对党、大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头,要求还政于民。在民主意识日益觉醒的同时,民众的斗争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73年10月2日,汉城大学文理学院300名学生首先在校内集会,愤怒谴责当局的恐怖统治,抗议政府迫害民主力量,他们通过了“确保人民基本权利”的宣言及其四项决议。这四项决议分别是:第一,立即废除法西斯情报政治,确立自由民主体制;第二,立即解散特务组织“中央情报部”,查清金大中事件真相;第三,立即停止对日屈从,确立民族自主经济体制;第四,要求知识分子、政治家、新闻工作者幡然悔悟。由汉城大学掀起的这场反对“维新体制”的运动,迅速向仁川、水原、大邱、光州直至南部港口釜山扩展。在两个月之中,就有58所大学和13所高中的近10万名学生参加。1974年4月3日,针对“总统紧急措施”的颁布,汉城又爆发了青年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有40所大学和10所高中的数万名学生参加,由于这次示威活动是由“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发起和领导的,于是朴正熙迅速颁布了专门针对“民青学联”的“第四号总统紧急措施”,禁止参加“民青学联”及类似团体的组织活动。10月和11月,韩国青年学生又有10多万人进行了示威抗议活动。在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朴正熙于1975年4月8日颁布了“第七号总统紧急措施”,下令高丽大学从4月8日下午开始停课,并禁止学生在校内集会和示威,对违反者无论是学生还是教职员都将处3—10年徒刑;同时规定国防部长官在认为必要时可派出武装部队维持秩序,可以任意逮捕、监禁和搜查违反此项规定的学生和教职员。高丽大学校长和4名校务委员以及延世大学的30名校务委员因为对停课令不满而辞职。

　　在反对军人权威政治的斗争之中,韩国学生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并开始走向了联合,不过此时的联合仅仅是一种学生自身的联合,并没有与广大的工农大众结合起来。在韩国第七届总统的选举之中,尽管朴正熙总统拥有经济发展的政治资本、使用金钱收买和官方操作等非法手段,但其选票只比在野党的候选人金大中多了7.9%的选票,反对党和社会各界反抗朴正熙权威政治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表明,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已进入到了新的有组织斗争的阶段。遗憾的是,深感危机的权威主义统治者朴正熙总统并没有因此顺应民意而推进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反而建立了更加独裁的“维新体制”,最终走上反民主的不归之路。

　　三、走向联合的学生运动直接推动了军人权威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韩国青年学生运动再度高涨,他们成了“韩国人口中最活跃和最关心政治的成分”。对于青年学生反独裁、争民主的政治斗争,军人统治者无论是朴正熙还是后来的全斗焕都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纷纷采取各种高压措施进行打击、镇压,从而使得韩国的青年学生与政府一直处于彼此疏远甚至敌对的状态之中。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生运动的斗争方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反对极其强大国家机器的斗争需要与其他民主力量结成广泛的联盟”。因此,大批学生走进工厂,参与到工人的劳动争议之中,帮助他们组成独立的工会,以劳动冲突的政治化来增进工人的政治意识。有记载表明,1983年至1986年间进入工厂的韩国学生人数每年高达几百人之多,出现了以李仙株、沈相奵为代表的大学生工人活动家。对此,韩国学者具海根指出“:韩国学生运动在80年代积极奉行工人与学生结成联盟的战略,并派遣数以千计的学生进入到产业领域,他们有着在工人中间提高阶级觉悟、动员劳工进行政治斗争的特定的目的。”[14]154不仅如此,韩国学生还将他们开展的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与国家的统一和反对美国强权政治的斗争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4年3月至1986年4月,这样的活动就达到了4831起。韩国政府当局被急剧增长的学生运动震惊了,他们下令关闭各种学生组织,以亲共的名义逮捕和迫害学生领袖。仅1986年就有2900个学生因反政府集会而被捕[15]17。但学生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反却得到了知识分子和在野派反对党的支持和加盟,共同组成了一支以要求修改宪法、争取总统选举为斗争目标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政治上互相结合、互相声援,为推翻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985年2月举行的第十二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新韩民主党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在野党,这对朝野关系的调整以及整个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选举之后,权威统治集团内部就大选结果和执政党(民主正义党)前途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此引发的混乱也加速了党内顽固派与改革派的分裂。更为重要的是,新韩民主党与执政党之间由过去的顺从关系迅速转变为直接对抗的关系,也使得1986年9月的朝野协议改宪工作陷入了僵局。而反对派因此举行的集会和游行最终演变成了全斗焕上台以来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历史上称之为“六月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构成了推动韩国权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直接的导火线。

　　面对民主化运动的不断高涨,权威主义统治者内外交困,执政的民正党代表委员卢泰愚于1987年6月29日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宣称:协商修宪;修改总统选举法;释放政治犯;扩大和保障人权;言论自由;地方自治,健全政党活动;开展对话政治;创造彼此信任、充满活力的社会共同体。卢泰愚试图以满足反对派的要求来制止民众的政治运动,卢泰愚的政治妥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扭转了已陷入政治危机的韩国局势,而且由此开启了韩国政治转型的大门。而政治智慧也为卢泰愚赢得了机会,1987年12月卢泰愚当选为总统,虽然这还是军人间的一次政权的交替,但也使得韩国32年来第一次不再使用政变作为掌权的手段,它表明韩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1992年12月,金泳三当选为总统,这标志着韩国新政治的开始。因为他是32年来第一位文人总统,并且长期为韩国的民主化而斗争。金泳三本人也深刻认识到他身上所肩负的向民主转型、巩固民主政治的历史使命,他上台后大胆采取措施清算权威主义,实行军队改革,扩大政治参与,要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成熟、民主的新韩国。正如韩国政治学家金浩镇所说“:如果说卢泰愚政权的五年是摆脱军事权威的过渡期的话,那么金泳三政权的五年就应该是完成民主化的过渡期。”[16]139

　　综上所述,战后韩国学生始终站在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最前列,他们经历了从自发斗争到联合斗争的历史转变,在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韩国学生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式民主制度的确立为韩国学生运动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在美国的帮助下,战后韩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宪政制度,实行了总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以及地方议会选举的政治制度。历史上,朴正熙曾通过军事政变的形式结束了张勉的“民主政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废除原来的民主制度,只是取消了地方议会,国家层面上的制度框架得到了保留。从1963年朴正熙脱下军装当选总统一直到1971年底,韩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朴正熙于1972年底制定“维新宪法”,这才转向“专制”。即使在“维新宪法”统治的专制体制之下,以往的民主政治框架仍然被保留着。“维新宪法”加强集权的基本措施主要是:(1)通过立法延长总统的任期;(2)禁止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3)监禁、开除个别学生运动的领袖;(4)国会的立法权受到限制,多数议案由政府办公室提出而不是由国会提出;(5)在言论上设立了一些禁区等等。但这些做法都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下运作的,民主的基本价值没有丧失。因此,韩国的专制可以看作是民主制度框架与某些专制措施的结合。

　　其次,韩国学生拥有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光荣传统,这可以看作是抗日救国斗争的历史延续。“三·一运动”之后,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视教育为拯救国家的长远方略。在此情形之下,一方面,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弘扬;另一方面,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都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与深度,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入学人数大增,这可以说是“基督教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迹”,它给韩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和平式的革命。“基督教思想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对于推动韩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对于近代民权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影响深远”[17]244。韩国现代教育体制是1945年独立后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美国在韩国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方针政策,他们将美国小学、初中、高中的6-3-3教育体制搬到了韩国,并以美国的标准革新了教学内容,向学生灌输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制并扩大了办学规模。据统计,韩国中小学在校人数由1945年9月的1336024人,增加到1948年春天的2666917人;高等教育发展更快,1945年冬在校人数为6111人,到1947年冬增加到了20545人[18]355。韩国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由于接受了现代西方教育,他们既了解世界民主发展的一般趋势,又熟悉自己国家贫穷落后与遭受列强入侵的历史,对战后国家的分裂与现实政治普遍不满,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抗议与斗争。

　　再次,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也为韩国学生运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学生运动的发展,既体现了对民主这一政治现代化本质的追求,也深受韩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积极影响。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经济发展对韩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经济发展带动了劳动分工的扩大、社会结构的分化、都市化、工业化、教育与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以及健康状况、福利和公共设施的改善等诸多方面,它需要政治统治有相关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既需要与之相应的专门的行政部门的设立,又表现为政党、利益集团等广泛从事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机构的兴起。朴正熙集权统治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的这种政治转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由此可见,由工业化引发的韩国社会快速变化,激发了人们的利益诉求和文化观念的巨大冲突,奠定了反对权威统治的学生民主运动的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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