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某一特定地域的群体为维护促进本地域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地域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①韩国的地域主义,表现为地域分裂和地域感情的对立,这种对立和分裂导致了地域之间的冲突,使得韩国人在进行政治选择时不是基于政党、政见等基础,而是倾向于以先天的、无法更改的出生地作为政治好恶的判断基础。在对地域主义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只注意对韩国政治发展不利的一面,认为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深入并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地域冲突问题,②大都忽视了地域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对于一个处于民主初期的国家的进步性。它表明随着社会力量的兴起,韩国的政治竞争逐步公开化、民主与自由不断扩大和深化。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化理论认为,城市化、大众教育和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一国民族、语言和地域分化的整合。然而,韩国的政治发展却朝相反的方向展开,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地域整合,韩国政治发展中的地域主义随着政治转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和抑制,而且在越来越多的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等民主化进程中依然如故,在有些方面还不断加剧。考虑到韩国一直是民族、语言同质的国家,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随之产生:伴随经济和政治的显著发展,为什么地域投票现象却突然凸显出来?为什么在韩国,地域主义和民主化转型是同时演进的?在韩国的民主化转型中,地域主义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地域主义主要是指在对抗性的地域投票中呈现出来的地域之间的政治对抗,选民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是基于候选人或政党是否是其所属地区的考虑。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地域主义,无论是因种族、信仰冲突或是其他因素引发的,都被证实为是阻碍民主化巩固的要素。有学者指出,地域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韩国社会的一道“政治裂缝”,这种“非理性的集团性情感或意识”,对韩国政治起了“特别负面的影响”。如果任由这种对立继续下去,“就很难达到(韩)民族共识与和谐”,“国家重大事务将因地域分裂而无法讨论,在这种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地域主义是韩国在追求民主化目标进程中伴随而来的,这就决定了地域主义具有存在必然性与历史局限性的两重属性。作为一种地域认同,地域主义,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出现有其合理性。韩国国内没有民族和宗教的冲突,因而地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认同方式,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最为突出的表达。探究地域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在韩国民主化中的角色,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韩国的地域主义,与种族或是宗教或是其他原始类型的冲突无关,所以可以认为韩国的地域主义相对要温和许多。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曾指出,地域竞争的基轴是历史的深层结构之一,大多数社会制度(如政党体制、意识形态)正是建立在这种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地域冲突,有可能成为政治系统实现内部更新的积极力量,同时也有可能使整个共同体走向分崩离析。因此,将地域冲突和它们彼此间形成的张力结构作为分析韩国民主化转型的出发点,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韩国的地域构成及其政治版图 

　　韩国由一个特别市(首尔),六个广域市,九个道组成。韩国以行政地图为基础呈现出独特的“政治地图”,大致可以划分为首尔圈、全罗地区、庆尚地区和忠清地区等几个大的区域。其中,居于地域主义核心的三个地域是庆尚地区、全罗地区和忠清地区(如图1所示)。在不同地域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甚至是尖锐的对抗和冲突。这种分歧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的原因,也有政治领袖或威权或民主的差异而产生的影响。

　　图1韩国的地域构成

　　庆尚地区,位于韩国东南部,包括庆尚北道、庆尚南道以及三个广域市(釜山、大邱和蔚山)。有必要将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加以区分,因为它们遵循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庆尚北道(大邱是庆尚北道的首府),简称TK地区,是根据大邱和庆尚的首字母缩写而成。这里是三个军人总统的故乡:通过1961年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在朴正熙被刺后通过一系列政变上台的全斗焕以及接替全斗焕的卢泰愚。TK地区是他们获得选票的重要来源,也是在威权体制下的资源分享中占据优势的地区。这三个军事独裁者从20世纪60～90年代初统治着韩国。

　　庆尚南道和釜山、蔚山两个广域市,简称PK地区,由釜山和庆尚的首字母缩写而成,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这里是前总统金泳三的政治基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和金大中一直是民主运动的先锋,在90年代通过与军事政权合作出任总统一职。作为金泳三的权力基地,PK虽是庆尚道的一部分,但在民主与威权进行较量的年代,庆尚南道与全罗地区站在一起。但是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前,朝野三党合并又使PK地区与TK地区联合,共同对抗全罗地区。

　　全罗地区,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由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以及光州广域市组成。这是个历史上充满仇怨的地区。作为全国的粮仓,全罗地区曾被新罗王朝(今天的庆尚道)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击败,新罗最终统一朝鲜半岛;1894年的农民战争也主要是在全罗地区展开。全罗地区是前总统金大中的故乡,70年代以来他与金泳三共同领导了民主化运动,是反抗威权统治的民主斗士。全罗地区的经济发展多年来一直落后于庆尚地区,在政治权力资源的分配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制约,因而全罗地区的选民一直是旧的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反抗力量。由于朴正熙被刺,全国政局陷入混乱之中,作为对军事政变的回应,1980年春,光州起义爆发,近两百人在军政府的残酷镇压中遇害。

　　忠清地区在全罗道的北面,由忠清南道、忠清北道以及大田广域市构成。在忠清地区,地域主义的发展与金钟泌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金钟泌是军事独裁政权的领导人之一,作为朴正熙领导下的1961年军事政变的智囊之一,直至1979年朴正熙遇刺,他一直都是朴正熙政权的二号人物,1980年的政变终止了其政治生涯。1981年的六月起义使得金钟泌得以重返政治舞台,忠清地区是他的政治支持力量的主要来源。

　　三、基本假设:地域投票、政党政治与韩国民主化的相关性

　　韩国的东西矛盾与差异是韩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地域为界,分割成具有不同利益或目标的群体,从而形成不同的政党或政党势力的民意基础。地域主义本就是政治利益关系的结盟,而其结盟行为往往是在政党或其他类似政治性组织的关系中进行。本文的基本假设在于地域主义、政党政治与韩国的民主化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地域主义以政党政治的形式参与了韩国的民主化转型,使得民主威权之争让位于地域之争和政党之争,相对平稳的民主化转型在韩国得以实现。

　　政党借助地域投票动员选票,获取政权;选民则依附政党来扩张其政经利益。地域关系、组成成员作为党派选举的动员基础,因而政党间的竞争往往演变为地域间的竞争,而各个地域为了政治经济资源与利益,与政党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结构性互动关系。自1987年韩国恢复选举民主以来,基于地域主义考虑的政党结盟成为韩国政治的典型特征,政党政治变动频繁:每一个主要政党都经历了至少一次政党结盟或政党分裂。在执政党一边,通过政党合并或重新命名,民主正义党转变为民主自由党,后又转为新韩国党,最终变为大国家党(现在是作为反对党);在反对党这边,和平民主党首先转变为民主党,后又转为新政治国民大会,现在变为新千年民主党(2002年当选为执政党)。从表面上看,地域政治使得韩国的政党政治极其脆弱,但民主规则本身却得以制度化,民主借地域政治得以巩固,原来“民主—反民主”主导的政治分歧结构开始向地域分歧结构转型。

　　地域政治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构成了对总统权力的有效制衡。政治参与者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生死斗争,由此对民主构成的潜在危险,却因地域主义保证每个政治参与者最小的权力,部分得以消融。地域主义保证了主要的政治参与者至少有最小的政治权力,为他们坚持新生的民主游戏规则提供了动力。权力分享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可以说韩国并非是通过制度设计而是建构的选举结果实现了主要政治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分享:一方面使得选举失败者更愿意维系民主游戏的规则,另一方面使得选举胜利者更不愿意在总统制下运用帝王般的总统权力。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下,当所有相关的政治力量都有某种明确的成功的最小可能时,民主就会唤起普遍的服从,它就是自我实现的。

　　四、民主化转型与地域主义的演进:过程分析

　　地域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民主派的分裂,使得威权派在1987年的总统选举中轻松获胜,全斗焕政权被通过程序合法性上台的温和的军事政权所替代。因此,可以初步认为韩国的地域主义在延续威权统治和推延民主化到来上发挥了相当的作用。1987年,全斗焕政权为什么以及如何决定向民主派妥协、举行总统直选?在涉及一系列潜在的影响选举民主实现的情境之下,民主派和卢泰愚的温和军事政权是怎样决定与对方妥协合作的?

　　(一)民主化的启动:基于地域主义的计算

　　全斗焕政权末期,韩国民主化运动日益高涨。1987年6月,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史称“六月抗争”。民众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引发了强大的民主运动。1987年7～9月,韩国发生了3311起冲突事件。6月29日,执政党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宣言,表示要通过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保障国民基本人权、释放金大中并恢复其政治权利等。这一宣言缓解了当时的紧张局势,标志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正式启动。

　　《6·29宣言》一方面是军政府与渴望民主政治的国民的妥协,另一方面也是执政者为了维系权力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军政府的抉择基于两种计算:(1)由于1985年以来的经济繁荣,军政府可以赢得中产阶级中多数的支持。全斗焕政府为获取中产阶级的支持,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卢泰愚树立为民主化的英雄; (2)威权派认为即使举行总统直接选举,由于二金的相互斗争,在野的政治势力被分裂的可能性极大,使得执政党候选人赢得胜利的机会大增。倡导选举的统治者们相信,他们要么能够维持其政权,要么能够维持其同伙的统治。

　　从威权政府内部看,《6·29宣言》是政权内部强硬派被形势所迫不得不放弃强硬策略,选择妥协让步策略的结果。在稳健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6·29宣言》是由卢泰愚的民主正义党代表的建议和全斗焕总统的全面承诺构成的。民主正义党用尽宣传攻势,将《6·29宣言》说成是卢泰愚代表的决定,并把它称作《卢泰愚宣言》。因此,与其说是稳健派压倒强硬派,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还不如说是强硬派为了在大选中获胜和再执政,对反对派采取妥协性让步而选择的迂回策略。

　　金泳三和金大中之间没有就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人选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妥协的努力最终失败,金大中于1987年11月12日组建了和平民主党,其支持者也退出新韩国民主党,他们在组织上原来由金泳三领导。民主派的分裂使得韩国政治由民主威权之争转换为地域对抗。这是全斗焕政权决定接受总统直选时所期待的结果。由于地域分裂(反对党的选票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分裂),民主派的选票在二金之间分化,保守派坚定地支持卢泰愚,威权政府的总统候选人得以轻松获胜。从总体上说,保守派和中间派的领袖首先获得政权有助于从非共产党的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

　　全斗焕政府的赌注主要是压在了地域主义上,比二金来自于对当时政治格局的错误判断而来的理想设计更现实,也更有效。金泳三认为庆尚南道的支持和他对于中产阶级的号召力,有助于他在总统直选中取得胜利。金大中认为,庆尚道的选票将在南道(金泳三)和北道(卢泰愚)之间分化,加之他对平民阶级的号召力,使他有可能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因为他会囊括全罗道的全部选票。他们的计算最后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到此为止,地域主义,由民主派的自身政治策略以及军政府独占经济政治权力而强化,已经成为韩国政治的显著特征。因此,地域政治的考虑对所有主要的政治参与者而言,提供了选举民主得以展开的最基本的条件和框架。

　　1987年军政府推荐的卢泰愚以36%的相对优势当选总统(见表1),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直选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与合法的交接。
 

　　(二)民主派与威权派的妥协:化解实质合法性危机

　　1987年的总统选举之后,一方面,虽然卢泰愚的选举胜利是符合程序合法性标准的,但由于其威权政权继承人的身份,韩国面临着实质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另一方面,新生的民主政权还面临着来自军方的挑战,并遭受了来自激进的学生运动、工人阶级和反对党的严峻挑战,在1988年的国民大会中反对党占据了多数席位。在韩国政治中,执政党第一次失去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在这样一种双重挑战的困境之下,韩国的民主化转型又是怎样得以顺利进行?民主派和准威权政体如何决定在新生的民主框架内妥协合作?地域主义推动了二者的妥协合作。就第一个挑战而言,当1987年的总统选举以卢泰愚的胜利而告终的时候,金大中和金泳三都宣称不接受这一结局,辩称军政府操控了选举。然而,源于总统选举的政治紧张很快让步于1988年4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主要的参与者是由卢泰愚领导的民主正义党,金泳三领导的统一民主党,金大中领导的和平民主党,以及金钟泌领导的新民主共和党。四个主要的政党进行谈判和协商,各党分别提出有利于自身的选举规则,导致谈判陷入僵局。金大中领导的和平民主党坚持单一选区制,最终执政的民主正义党转向支持单一选区制,打破了谈判僵局。基于地域主义的考虑,执政的民主正义党认为有如1987年的总统选举,金泳三和金大中之间的分裂在竞争的地区会分裂反对派内部的选票。和平民主党对于全罗道选票的凝聚性使得候选人在首尔的多数地区的势均力敌的竞争中获胜充满信心,加上在全罗道的压倒性胜利,使得它成为领导的反对党。正如表2所示,金大中的计算是正确的,但是执政的民主正义党计算严重错误,失去了国会中相对多数的席位。
 

　　民主化转型以来,民众手中的选票真正成为政治家们争夺的对象,地域感情的对立通过投票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表达。1987年的总统选举和1988年的国会选举表明韩国的政治分歧结构从民主独裁之争发展为地域之争。所有三个反对党在其各自的家乡地域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仅有少许例外,这打破了民主正义党分而治之的策略。如果这一策略如民主正义党所预料的那样,选举应在四个主要政党之间展开。然而,整体上,地域主义使得选举在地方层面是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竞争:在全罗道是民主正义党与和平民主党的对抗,在庆尚道是民主正义党与统一民主党的对抗,在忠清道是民主正持续进行的民主规则感到满意,源自地域主义的微妙平衡变得极不稳定。梅因沃林和普沃斯基注意到这种类型的制度安排——总统制和多党制混合,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处于多数地位——对于民主而言是最为危险的。卢泰愚打破困境的策略是重新选择政党立场,而非通过军事动员来改换民主规则。与此同时,他发动了“公共安全”运动,试图和某些反对党合作。他的努力最终得到金泳三领导的统一民主党和金钟泌领导的新民主共和党的响应:由于降为第二大反对党,金泳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处于劣势,而金钟泌领导的新民主共和党在国会中仅占35个议席,同样也意识到自己获取最高权力的希望渺茫。这场幕后政治游戏的结果是1990年1月22日,民主正义党、新民主党和新民主共和党合并为民主自由党,组成了“大的保守联盟”。这次的合作与其说是保守联盟,不如说是庆尚南道、庆尚北道和忠清道之间的地域结盟以对抗金大中的全罗道。三党合并之所以能够实现,部分是因为地域主义使得韩国的政治分歧结构从原则性的民主威权之争转向非原则性的地域之争;为在政治竞争中获取优势,政党之间不断分化组合,与之相伴的是地域政治的成型。1987～1990年间,在帮助分散民主势力与军政府之间的关键对抗之后,地域主义持续作为韩国选举民主的黏合剂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每个政党都可以在自己的家乡获取相当数量的选票;因此,两个或更多的地域势力试图联合他们的投票权力以构建竞选联盟对抗其他地域。从1987年韩国恢复选举民主以来,基于地域主义考虑的政党结盟已经成为韩国政治的一般特征,例如1990年的三党结盟和1997年金大中与金钟泌之间组成政党联盟。
 

　　1993年,上任不久的金泳三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引入了财政实名交易体系,并强制政治家与政府官员公开其个人财产收入。这些改革措施对于现存的地域政治格局有两大重要影响:首先,他的许多改革措施是将TK派系长期垄断的权力资源作为主要目标。作为回应,在庆尚道,庆尚北道反对庆尚南道的地域主义复兴;其次,1995年,金泳三决定将金钟泌从执政党民主自由党中驱逐,以凸显其深化改革的决心。作为反击,忠清道的地域主义重新点燃,金钟泌及其追随者组成了自由民主联合。当金泳三决定惩罚光州屠杀的罪魁祸首全斗焕和卢泰愚之时,庆尚北道地域主义进一步强化。1990年结成的大的地域联盟此时已分崩离析。金大中利用了地域联盟的分裂,他声称要求地域之间平等的权力和权利,据此他实际上指向全罗道、庆尚北道和忠清道反对庆尚南道的地域联盟。在1997年总统大选临近之前,金大中最终成功地与金钟泌达成交易,使得金大中在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116百分点)。

　　五结论

　　韩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政治自由化以来,从地方到中央,由小选区到大选区,历经威权到民主之路,民众的政治参与趋于积极而活跃;而政党派系的动员基础,即在于地域利益的追求及地域目标的实现,更为了巩固自己参与利益分配的发言权。简言之,政党依附于具体的地域展开政治活动、进行政治动员,地域主义借助政党政治的形式参与国家权力的竞争,使得民主与威权之争让位于地域竞争和政党竞争,韩国得以顺利完成民主化转型。

　　在韩国,对于那些以赢得选举为最高目标的政治领导人而言,特别是对地方党魁而言,以地域为单位动员选民支持比以阶级为基础构建政治组织所要付出的努力要少得多,这与韩国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混合代表制等)是相适应的,这也是造成韩国政党组织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更为松散的直接原因。毋庸置疑,地域主义使得韩国的政党政治极其脆弱,但民主规则本身却得以制度化,主要的政党很少采取体系外的措施以打破持续运作的民主游戏,因为他们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有机会通过地域的联合分化以获取政权。

　　总之,地域主义赋予主要的地方势力最小的政治基础,允许他们在选举民主的框架下运作。韩国政治的地域主义安排,尤其是在选举民主确立之初,一方面阻止了反对党在议会外政治中动员激进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也阻止了准军事政体运用军事动员手段破坏新生民主规则的企图。随着民主化的进一步深入和新的社会认同的产生,地域主义在韩国日趋消融。或许当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日益扩大和进步性政党出现时,韩国的地域主义将日趋没落,韩国政治将发展出和西方类似的现代保守派和进步派对抗的意识形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