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日前报道，2009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共计1020万，比2008年减少约3.8%；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为834万，而报名参加高考的只有750万，也就是说有超过10%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了高考。与此相映照的则是更早时候重庆万名应届高中生弃考的消息，报道称弃考者"大多数是农村考生"。

　　这无论如何都令人扼腕叹息，毕竟寒窗苦读十几载，哪个不是为了高考那两天？如果不是"情非得已"，相信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坚持最后一搏的。虽然坊间和官方对弃考原因有各种解读，但无论是"人口自然变动说"还是"多元成才观"，甚或"就业难"这些表征性解释都不足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如此规模的高中生弃考，根源在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失灵。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教育是社会的一种筛选装置，各个阶层可以藉此改变阶层流向。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崔曼所言，"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中国古代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诗句正是通过科举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真实写照。而"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如簇"对受教育者来说一直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在社会流动渠道狭窄的环境中，教育对于社会低层的激励效应被进一步放大，甚至成为向上流动的必经之路。在当代中国，高考无疑是决定阶层流向的节点。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尤其如此。在他们的眼里，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如果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因此，农村家庭对知识的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上大学成为无数农村孩子追逐的"生命之杯"。

　　但如今，许多高中生面对这座"生命之杯"开始犹疑、观望，甚至停步。高考所承载的梦想和希望越来越难以确定。学费高昂，就业风险增加，单纯依靠后致性因素--教育来实现社会阶层转换的能力大打折扣。低弱家庭出身的孩子对知识的信仰虽未迷失，但被"读书无望"的心理阴霾重重包围。但这种无望情结绝不是由某种即时因素--比如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增加--生成的，它源于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对固化，而教育已经难以承受社会分层功能之重，愈来愈难以帮助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导致农村孩子在中学阶段就处于竞争劣势。《河南教育统计年鉴》（1985~2003）的数据表明，自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全省初中升入高中的升学率在城市一直呈上升态势，其中2000年有将近90%的城市学生升入高中。而在农村，升学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保持在2%~3%之间。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布使教育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功能对于城乡学生产生了明显不同的效应。这种差异进而强化了教育促进复制式社会流动的功能，而非替代式的社会流动功能。

　　其次，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的复制式社会流动功能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农村学生在择校时必须考虑两大因素：高考成绩和家庭经济承受力。可以说，在理论上，农村生源质量普遍低于城市，因此在高考竞争中不具有优势，而学费又往往与学校知名度和专业冷热密切相关，这无疑大大限制了农村学生的选择。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自1990年代以来，国家重点大学的入学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而新增农村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最后，就读高校的层次和声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就业，进而影响社会分层。一个常识是，重点高校比地方高校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竞争力也比较强。如此在未来社会地位的博弈中，学校出身将为毕业生未来就业提高附加值，成为就业竞争中的重要资本，而农村学生在重点高校的下降趋势无疑表明，从起跑线到转折线，他们都是落伍者。更为关键的是，在一个非健康的市场社会中，先赋性因素往往比后致性因素在就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城市学生无疑比农村学生拥有更多的可支配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经济紧缩的背景下，就业选择的差异性更加明显。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城市中出现的"新贫困"现象强化了读书无望效应。大学生一直被视为潜在的中产阶层的生力军，但事实表明，随着经济和就业环境恶化，曾经的白领阶层不仅收入下降，甚至陷入"中产阶层的贫困化"。这类新闻无疑会产生放大效应，且在信息时代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开来，不可能不影响视读大学为唯一或最好出路的农村学生身上。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呈现出和我国相似的情况。在阿根廷，大学教育不再被视为社会流动的蹦床，而更多时候像是一个降落伞。大学学位既不能保证毕业生获得理想的就业，也不能保证获得更高的薪酬，二代新贫困成为阿根廷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由此看来，问题并不是农村学生不渴望上进，相反他们的渴望比其他阶层都更强烈，因为教育仍然是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政府有必要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优先解决社会资源分配问题，为社会低层群体创造和提供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渠道。保持社会流动机制的畅通，让社会低层看到希望和机会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