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想之树上的时代之果

　　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土壤、来源和产生机制，最权威的论述应当算是恩格斯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对此有集中论述。后来到了列宁，就把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着重阐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跟着杜林的体系而形成的逻辑结构所突显出来的三大块──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应起来，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后，在奉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或准国教的国家中，如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渐渐地就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教条。现在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同意这种机械的条块分割，但是这种分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仍然十分明显。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时，提及的因素只是德国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当时的新进展〔45〕。而近年来，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中国学院派学者们所进行的研究，已经以原典为根据，揭示出这样的思想史实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整体形成过程。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形成，都是在包含着三个部分的整体的形成中才有可能，也才能被理解。例如，张一兵1999年发表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及他与蒙木桂于2004年合作发表的《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都论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历史观形成的建构性作用。还有1996年李淮春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则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及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说、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自然科学前提这六个方面统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俞吾金在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一书中，则在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三个来源”基础上，提出马克思思想还有第四个来源─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学者较为注重“内容构成”而言，则更为注重“构成机制”。例如，他们往往强调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唯意志论与决定论、批判性与科学性、自由与必然、乌托邦与理性主义等矛盾。对此从马克思思想发生过程的视角作了较详论述的是柯拉科夫斯基1978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他在其著作中提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大动因分别是：集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为一体的浪漫主义思潮、对美好的理想未来充满渴望并以坚毅的决心和牺牲精神去创造美好未来的“浮士德式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及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论和决定论哲学倾向。〔46〕Ｊ．考夫尔则认为，马克思主义除了可以被看作是“德国哲学、法国政治理论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外，还应当补充上“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不可缺少的来源：激进精神。”〔47〕对这些问题无论从史的角度还是论的角度作详细讨论，这里篇幅都不允许。但是笔者希望这一章对此问题的纲领性的把握，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和理论特征的理解。

　　在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内容和机制的理解中，柯尔施曾提出要把握四种不同的趋势才能达成。他说，需要把“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四种要素来把握。这样便使我们能够理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的新科学的真正本质，这一科学构成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形式。”〔48〕郭罗基也曾指出：18世纪启蒙时代形成的资产阶级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马克思说，成熟的共产主义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即启蒙学者的学说。恩格斯说得更清楚：现代社会主义就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起初的理论形式，是指19世纪20年代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社会上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运动，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还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启蒙学者'提供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反对自由、平等、人权等18世纪提出的资产阶级理性的原则；相反，他们要求以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来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空想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49〕在本书《序言篇》中引介过赵敦华的《马克思的批判性自由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实际上也肯定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对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渊源关系。这都是毫无疑义的史实。不过，青年马克思之接受具有时代进步性的自由主义思潮，能成长为19世纪“普罗米修斯”，还有一种不应当忽视的思想因素，这即是青年马克思的基督教背景。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是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后来马克思在走向人民大众的立场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因在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以对“自我意识”的强调来否定基督教仍然没有突破唯心主义世界观，没能站到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而与其决裂，并曾和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专门驳斥曾给予他巨大影响的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其领袖人物布鲁诺．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兹维．罗森（ZviRosen）曾写出专著来澄清马克思与鲍威尔的思想关系。〔50〕

　　黄克剑在他的《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解读》中注意到基督福音对马克思的影响，他看到，甚至在马克思后来对宗教的批判中也仍然渗透着一种真切的“宗教情感”。黄克剑不愧为一位真正有见识的中国学者，他在论述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注意到现在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的马克思17岁时的两篇而不是一篇作文，其一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其二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前者写于1835年8月10日，后者写于同年同月的12日，两篇作文仅隔两天，不容置疑地表明，前一篇作文所展现的基督教对马克思的精神塑造，恰恰是马克思在两天后写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思想前提。

　　马克思后来理论地彻底地否定了基督教。他除了继承了布鲁诺．鲍威尔用“鸦片”比喻宗教的社会功能和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视角外，还讲过更为极端的、甚至颇有尼采味道的话：“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51〕白纸黑字，这些都毋庸置疑。然而用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眼光看，与此并不矛盾的事实是，早年的基督教信仰对于马克思思想和一生的影响是更深层面的，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心理学的，即它参与了塑造后来能形成马克思主义独到思想体系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马克思的人格。

　　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甚至常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声淹没着对美德追求的热情，在生活使我们感到它的全部威力的时候，这种对美德追求的热情受到了嘲弄。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52〕

　　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53〕

　　马克思在他的作文中集中谈了他对《约翰福音》第15章第1和5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藤，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藤，你们是枝蔓。”的体悟：

　　如果枝蔓能有感觉的话，那么，它望着那照料它、仔细给它除草、把它牢牢绕在藤上、使它从中吸取养料和液汁而开出美丽花朵的园丁，该是多么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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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葡萄枝蔓不光是望着种植葡萄的人；如果它有感觉，那么，它便会紧紧贴在藤上，它便会感觉到自己与葡萄藤和长在藤上的其他葡萄枝蔓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它之所以爱其他枝蔓，是因为是同一个种植葡萄的人照料着它们，是同一个藤身给了它们以力量。

　　因此，和基督一致，就在于同基督有最密切的和最生动的交往，在于我们总是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在于对他怀着最崇高的爱，同时在于使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弟兄们，基督将他们和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同样也为他们作了自我牺牲。

　　但是，这种对基督的爱不是徒劳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满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使我们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但只是出于对他的爱而做一个有德行的人，遵从他的教诲，相互作出牺牲（《约翰福音》第15章第9、10、12、13、14节）。〔54〕

　　……一个人一旦达到了这种道德，和基督一致起来了，那么，他将会泰然处置命运的打击，勇于对待各种欲望的冲动，无畏地忍受一切苦难的折磨，因为谁能征服他，谁能从他心中夺走他的救世主呢？〔55〕

　　在写出上面这些话两天之后，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有了对神与人的关系，人的生命的终极有限性，人对超验对象的信仰如何与人自由地或能动地自我实现达成统一，进而如何超越人的有限性的考虑，并把他所理解的基督精神具体化为他对自己一生的价值目标的选择：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56〕

　　在论述了人在自我实现中会面对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虚荣心和欲望的诱惑以及身体体质的限制等多种制约因素后，马克思写道：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57〕

　　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把前一篇作文中明确体悟到的应由爱“种植葡萄的”上帝而爱上帝之子基督这“葡萄藤”而爱自己人类兄弟的“葡萄枝蔓”进一步表述为“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大家而献身”的其“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的人生价值方向，并且认为“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是的，后来马克思不但完全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但是，他早年的基督教信仰已经塑造了他终其一生自觉为受苦的人类承受苦难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虔诚奉献的人格。这在马克思是非常合乎逻辑和历史的一件事。因为西方文化自从希伯来人的虔诚信仰与希腊人的理性执著在基督教中相遇之后，西方历史上的伟大人品就都离不开基督教的滋养了。中国人的“德”依托于老子和孔子等先哲揭示的“道”。而西方文化中，由于真与善的分置，思辨的哲学不足以给人以善的指向，因此人的道德人品所依托的“道”不在哲学的象牙塔之中，而在《约翰福音》对道的固守上。我们从马克思1865年47岁时，“自白”说自己的特点，是“目标始终如一”，而最喜爱的箴言是“怀疑一切”中，可以看到由基督教信仰培养起来的普罗米修斯的献身精神和希腊人执著的理性集于一身；而他在同一篇“自白”中认为斗争是“幸福”，而屈服是“不幸”，并把反抗压迫的古罗马时期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和不畏惧宗教迫害而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作出伟大科学贡献的德国天文学家刻卜勒并称为自己喜爱的英雄，由此仍可见普罗米修斯的献身精神和希腊的理性精神已融为一体。

　　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马克思，这样一位天之骄子，毫无疑问，在他那个时代首先就会溶入当时时代最进步的潮流，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思想起点的。所以恰如郭罗基所说：“马克思主义本来包含也超越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是嫌其自由、民主、人权等原则不彻底，要求原则的进一步彻底发展”。〔58〕

　　马克思在向马克思主义者前进的途中，曾旗帜鲜明地指责“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59〕他也曾尖锐地抨击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

　　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60〕

　　但是马克思出于一种悲悯情怀的无私献身精神与他深邃的哲学智慧的结合，却使他在他所处的时代有了自己思想发展的特点。他的时代环境，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成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英法国家已经在受资本主义弊端之苦了，德国在整体上还处于争取资本主义前景的努力中。而德国的古典哲学却与整个西方历史进步并驾齐驱。这个时空上的错位，使得追求理论的彻底性的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康德“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并更加鲜明地表述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61〕的同时，却不能不把他的“人的解放”的理想具体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这对于那个时代以消除人间苦难为直接目标的普罗米修斯来说，是天经地义。因为显然不去面对人间受苦最深最广最烈的工人阶级的苦难，“人的解放”就成了一句虚伪的空话。当时工人阶级的苦难无论是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状况》中，还是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都有真实而生动的记述或转述。面对工人阶级的无助和苦难，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它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62〕

　　所以，只要马克思不放弃“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大家而献身”的目标，只要他是诚实的，他的思想轨迹就必然是：从《博士论文》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来阐释自由观念对人的重要，到《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出版自由而呐喊，旗帜鲜明地抨击普鲁士政府的思想专制；再到《莱茵报》时期发现物质利益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立场、观念和行动的制约，──这成为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同时受了在《莱茵报》上也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63〕的刺激；再到“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就会把对于普遍人性所要求的一切落实到被剥夺了人性的无产阶级之上，因此，在他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就一定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的解放哲学就会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时真诚地期待“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64〕所以就在马克思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5〕的同时，他已经更为自觉地担当起为无产阶级代言的责任；在他明确地提出青年黑格尔派“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的“思辨唯心主义”是人道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时，他所关注的现实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并因此提出“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66〕一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劳动”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个走向马克思提出自己新的哲学世界观的过程，必然地是把对德国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和哲学革命的通盘考虑与对工人阶级人的地位的恢复、私有制的否定和人类解放目标越来越紧密地统一起来，并一步一步地朝着自觉地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的方向扑去的过程。

　　马克思由基督教信仰在他早年就培养起来的深厚的人文精神起步，从博士论文起就毫无保留地认同了自由主义思想所主张的人类普遍价值，把它运用于批判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而走入一个极大地受制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粗鲁阶段的偏执的价值方向，并在这样的价值方向上使自己的整个理论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为后继者发生巨大的历史错误甚至犯罪提供了理论的背书。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原则，或立场上的致命问题，本篇第四章再做集中论述。但是从其思想渊源上看，无论后来马克思主义怎样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的“虚伪性”进行揭露、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之树上的时代之果。

　　【附注】

　　45、参见陈先达、杨耕主编，教育部通过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推荐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5页。

　　46、参见陈学明、张志孚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上卷），重庆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12～115页。

　　47、ｊ．考夫尔：《马克思主义和精神》，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9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论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29页。

　　48、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13～14页。

　　49、郭罗基：《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纪念王若水》，《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四期（总第79期）

　　50、参见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王谨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51、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1847-09-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18页。

　　52、马克思：《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19页。

　　53、同上，第820页。

　　54、同上，第820～821页。55、同上，第822页。

　　56、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三页。

　　57、同上，第七页。58、郭罗基：《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纪念王若水》。

　　59、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1、414页。60、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1～122页。

　　6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

　　62、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45页。

　　6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页。

　　6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16页。

　　6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页。

　　66、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4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