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做的是一个大题目。但是要传达的主要意思并不复杂。概括起来说是三句话。第一句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同时它也有受制于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和阶级局限的致命误区。第二句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今天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第三句话是，超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绝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找到一条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也是中华民族在今天的腾飞之道。三句话大致上分别就是本书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的主题。第一篇是谈中国思想界表现出来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趋势，第二篇谈的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人们对它的各种不同的“消化”。这两篇是后三篇的铺垫。而对此三句话的论证，则分别各用了十几万字到20万字。

　　本书的特别之处，是采取庐山之外看庐山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参照系是中国哲学大智慧与西方哲学大智慧结合形成的一种人类思想视角。在这个视角之下，马克思主义首先被界定为一种西方思想，是继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西方哲学之树绽放出来的又一朵奇葩，也是人类思想在19世纪的特殊背景下结出的一个真实果实。以中国思想为比照，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一切民族和文化的特点。以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和它之前的西方思想为比照，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仍继续着西方哲学和思想发展的“Ｚ”字型路线，在纠正唯心主义和有神论之偏时，在解决其面对的时代和社会课题时，走向了同样偏激的另一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西方特点，而仅就其极端性内容而言，则它又是一种自觉地与传统的、同时代的西方思想的决裂。

　　这些特点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概括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真实的实践视角引入西方哲学，使哲学有了一种走出象牙塔，而成为由实际生活决定，又反过来影响实际生活的工具；由于有了实践这样一种维度，马克思主义得以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而给出了一个唯物主义地说明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在内的世界的解释模式；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觉地站在他那个时代广大受压迫的劳动阶级立场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论证了劳动阶级对于历史的主动、积极、创造的作用。就其消极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带有它产生的时代和它代表的阶级，以及它所由诞生的思想母体造成的片面性。概括地说，就是世界观或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价值观上否认有真实普遍的人类价值，劳动阶级的价值观因此高于人类普遍价值观；在认识方法论上，一方面由于其本体论上的绝对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思想传统和时代具体特点的影响，而仍然是带有还原论倾向和非此即彼之偏激的畸形辩证法。这些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而且通过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被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阐述，被用于对人类社会前途的预言，以及人类走向其“科学地”预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道路、方法和途径的论证。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难缠”的思想体系，其深刻性与其简单化紧密结合；其可操作性或可对象化的机制又与其偏激性紧密结合；其为劳动阶级这一人类弱势群体谋利益的伟大献身精神，却表现为视劳动阶级的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片面。

　　这种有着严重“问题”的思想，为什么会被聪明的中国人接受了呢？因为中国在进入20世纪后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是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民族灭亡、国将不国的危险。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这种社会危机是一种对症之药，即用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带有以毒攻毒的味道。在那样的社会问题面前，马克思主义致命的绝对主义、简单化、偏激和片面的问题都不成问题，反而恰恰有助于其药效的充分发挥。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运用来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历史前进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都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精英，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

　　然而，当把用来治疗积年顽疾的虎狼猛药或泄药用作温和调理的补药时，就有“用错药”或“错用药”的严重问题了。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错误和历史失误，确实存在着歪曲、误解、错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然而深层里更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造成的问题。邓小平时代纠正了毛泽东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邓小平作为一个勇敢的实践家，一位探路者，在寻找和发现中国发展新路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教条有重要突破，然而他没有发现和纠正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导致的错误。也因此，他不但没能有意识地为中国设计出一条走向民主宪政的和平转型的道路，反而对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积极因素大加扼杀，其最突出表现就是1989年对“6．4”学生运动的镇压。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虽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事业有功劳更有苦劳，在其“顺势”的领导实践中，已经提出了突破马克思主义致命问题的种种理念──从“全民党”到“以人为本”等等，但是由于不能从理论上清醒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因此仍然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之绝对主义，拒绝接受人类普遍价值，费尽心机地维持着思想专制和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正是中华民族当前的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我们现在的危机的最大特点，是“人将不人”的危机。它比“国将不国”的危机更为深刻，其结果也更加可怕。

　　本书的思路总的来说就是“善解人意”，即追求一种理解基础上的和解、和解基础上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其在人类和我们民族社会生活中对象化，发挥影响并塑造我们的真实历史，不但曾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曾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我们的思想走向成熟，这些曾经有着存在的必然性和塑造人类社会生活积极作用的思想，就渐渐地暴露出来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和致命的理论误区，就渐渐地缩小着它们能够对人类历史发生积极影响的范围，就渐渐地失去影响人类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变得不够用也不适用了。而在我们的时代，江泽民、胡锦涛以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之名而提出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政治理念，也不得不历史必然地表现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本质──特别是其最基本的价值原则的倾向。然而，中华民族当前正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要把握这个机遇，就必须克服阻碍我们进步的滞后因素，而要克服这些滞后因素，仅有这种“歪打正着”、“无心插柳”式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要求必须尽快地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框中自觉走出。执政者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自觉的突破变成自觉的选择，把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背弃变成全面超越。这就要求有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去取代马克思主义。本书提出的建立于对老子哲学的理解的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腾飞之道”就是理论地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或者说一种方案。这一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其主要观点也不复杂。概括地说就是，在哲学上自觉地做到：走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允许世界观上的多元化并取一种辩证的包容模式；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即人权普遍价值和伦理普遍价值；在方法论上将辩证的方法论与还原论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将其恰到好处地用到恰当的地方。在民族精神的建设上，以人类普遍价值为标准来过滤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能够保留和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并克服与专制制度互为因果的“劣根性”，同时吸收世界文化和文明中符合人类普遍价值的那些优秀内容，而形成我们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政治制度上，则自觉地从专制制度中走出，有条不紊地、有计划分步骤地走向宪政民主制度。在这样一种“超越之道”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被一棍子打死或彻底抛弃掉了。而只是把其在世界观、价值观、认识方法论以及其对象化的具体道路、途径、方法中绝对化、简单化、偏激性、片面化的问题给纠正了。在这种“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下，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的、深刻的内容仍然可以被保留，被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