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村设立了村务监事会，就如同在农村设立了一个“纪委”，用以专门监督村委会。

　　“有利益的地方，就要有民主伴随，农民第一找到了草根式的权力平衡方式，第二个是发现了可以监督的公共权力，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蕉岭模式面临的考验是：如果上级政府力量退出，这种治理模式能否靠农村的内生力量顺利运转？

　　“徐老师，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蕉岭县广育村民黄增辉第二次举手发问。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最近走访了广东省蕉岭县广育村，他颇感意外地发现，在经过了数年的农村治理改革试点后，“农民的表达欲望和能力甚至比记者还强”。

　　蕉岭县广育村是蕉岭县纪委和徐勇的农村治理改革实验试点村之一。它是蕉岭有名的问题村，这里1600年历史的“明月古道”，见证了从中原向南迁徙而至的客家人历史，许多客家人和宗族矛盾一起在此落地生根。

　　2007年11月，在蕉岭县纪委的推动下，一场以防治村官腐败为初衷的农村治理改革试点，在广东省蕉岭县三圳镇芳心村悄然启动。一个叫做村务监事会的组织在这个村建立，专门监督村委会，如同在农村设立了一个“纪委”。

　　几年来，蕉岭逐步形成以“基层两公开”、“干群对话会”、“会议召集组”、“村务监事会”等，保障群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模式。

　　蕉岭成了农村民主监督的“晒谷场”。在专家和媒体的眼中，“蕉岭模式”开启了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探索模式，具有长远的价值。“农民一旦学会解决村庄公共问题的方式，会在村庄记忆当中得以保留。”徐勇说。

         
                                                                  广育村村民驻足观看南农实验。　图/毛志勇

　　小村官要防大腐败

　　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是这项改革的直接推动者。“我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卢尧生对于村民自治的问题十分了解，“一方面村民自治后，村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另一方面民主监督乏力，成为村民自治中最薄弱、最难发挥效益的一个环节。”

　　2007年11月，一场以防治村官腐败为初衷的农村治理改革试点，在广东省蕉岭县三圳镇芳心村启动。

　　作为纪委书记，卢尧生对公开报道过的“小官大贪”直言不讳：基层村官们的腐败，大多是采取招待费里“抠”，返还款中“分”，集资款中“提”，保险费里“藏”，工程款里“捞”，黑土地里“取”，变卖款中“占”等手段来实现。而对于农民来说，在实现村民自治之后，现在最关注的是村务公开透明。

　　针对村委会的权力缺乏真正的监督，在蕉岭县纪委的推动下，芳心村设立了村务监事会，就如同在农村设立了一个“纪委”，用以专门监督村委会。

　　监事会成员颇具“长老”性质，卢尧生告诉记者，“我们提出由“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担当，他们荣誉感、觉悟比较高，监督村干部也少有顾忌。”

　　芳心村村委主任谢建祥是“党政一肩挑”，作为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谢建祥说，每次对话会都是“村民轻松，干部紧张”。

　　2008年初，由于搬迁新址，蕉岭芳心村委会决定将老村部出售。当时有几个朋友找到村委会主任谢建祥协商，想用13万元成交；三圳镇司法所也很感兴趣，希望以10万元买下用作办公。

　　监事会不同意由村委会私下卖掉村部，提出要公开审议。后来，村监事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听取村委会的各种处理方案，村民代表一致商定招标拍卖。最终，老村部由外村一位老板拍得，成交价达17万元。

　　“监事会刚开始叫理财小组，后来监事会监督的内容扩大，包括村务公开、财务收支、重大事项、政策落实、意见处理等，让监督贯穿于村委会的村务决策、村务管理等过程之中，对村务管理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督。”

　　芳心村的村务监事制度在蕉岭县逐渐推广，已推广到全县20多个村。2008年7月，蕉岭县纪委与南农实验课题组在广育村“相逢”。广育村村务监事会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培养监督的能力？

　　2008年4月，“南农实验”课题组成员进驻广育村，开始了一家媒体与一个研究机构联手为粤北小山村注入公民意识的尝试。“‘南农实验’是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南方农村报和广东省部分地方政府及试验点村委会等四方共同合作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模式探索活动。”徐勇说。

　　许多地方，村干部上面管不着，下面村民想管管不着。在蕉岭县纪委设计的监督制度里，监督下沉到村，到老百姓当中。在村里，监督制度建立了，监督力量有了，但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农民没学会监督，或者说没有监督能力，监督仍然无法落实。

　　这正是南农实验课题组要做的工作。“我们强调农民能力的建设，和监督的制度化建设结合起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南农实验课题组总干事马华向记者介绍。

　　但如何在蕉岭有名的问题村注入公民意识？马华最头疼这件事。“南农实验”课题，曾在广东的三个村遭遇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

　　前期积累的经验在广育村发挥了作用。马华选择了“公共领域”入手，他把村小卖部、大院、路口等村民聚集处当做“西方的市民广场”，志愿者借口买烟和村民攀谈，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很多志愿者聊了两三个小时还没出来，也有的被热情的村民请到家里吃饭。”

　　“农民不知道所谓的权力制衡理论，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了解到权力是需要监督的。”马华说。

　　村委会筹款修建了一条自然村之间的水泥路。修好之后，山上铁矿的大卡车经常从这里经过，道路极有可能会被损坏。村民们想保护路。而另一个隐情是村民对村干部们一手包揽和矿主签订的铁矿承包权一直有异议。两年前，矿主用1条烟的代价，和7个村民小组长、部分村委会干部吃了一次饭，就获得了承包权。

　　村民试图通过护路行动重新协议，争取入股。他们开始在路上拦截卡车，派代表到矿主家中谈判。村里弥漫着硝烟味。矿主直言：“我们投入了这么多，如果他们要强力阻止，打起来我也不怕！”

　　村民黄增祥找到马华：“我是代表大家来邀请你的，我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铁矿的事情。”

　　“这一突然的要求我们没有思想准备，不过，我爽快地答应了他。”马华认为，村民准备把暴力倾向的纠纷引导到协商解决的轨道上，并且输入了妥协、公平的理念，这是件好事。

　　在课题组斡旋之下，广育村和矿主最后达成和解：同意继续开矿，矿主用小卡车运送，同时补偿每年增加2万元。

　　马华特别强调要提高农民参与监督的能力，“主要是表达与合作两个方面的能力，表达能力主要是通过培训，合作主要是通过成立一些民间组织。”

　　“蕉岭模式发展了什么？”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蕉岭的村民自治与民主监督的基层实验逐步推开。

　　蕉岭已经逐步形成以“基层两公开”、“干群对话会”、“会议召集组”、“村务监事会”等，保障群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模式。

　　“南农实验课题组支撑着农民监督能力的提升和深化，县纪委探索来自政府对监督力量的保护和支持，我们结合起来成立监督模式，在不断完善过程中提高。”马华说。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试图为卢尧生提供理论支撑。“蕉岭模式是一个草根式的权力平衡，防范小村官大腐败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广育村矿产纠纷事件，就是一个代表性的案例。有利益的地方，就要有民主伴随，农民第一找到了草根式的权力平衡方式，第二是发现了可以监督的公共权力，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一位学者担心，村民自治创新过程中，村民自我管理与基层政府之间关系紧密。一旦缺少了基层政府的推动，这种模式的创新很可能会举步维艰。“农民一旦学会解决村庄公共问题的方式，会在村庄记忆当中得以保留。”徐勇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他着重强调，在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应该由国家负责的必须“垂直到底”。

　　他举例说，“比如计划生育、治安、公共服务，本不由村委会去管，因为其不具有行政执法的功能，但是它去管了，这些事务，应该由政府一直延续到村、户，而且需要有公共财政来扶持。”

　　而另一方面，完全由政府包揽所有事务是不可能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夫妻吵架，就要发挥村委会组织、民间组织“横向到边”的作用。

　　对于卢尧生来说，实践的意义是巨大的，自己所属的纪检系统的确从这种成功的治理创新中受益——试点村信访量的下降，即足以使人感到欣慰。

　　徐勇对前途很乐观，“这个模式虽然现在看起来很粗糙，但背后隐藏的理念是很深刻的。它开创了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探索模式，是观察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乡村问题的一个视窗。”

　　“很多地方的制度创新都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机构，甚至是采取一种专制的手段来推进的。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也挺有意思。”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大鹏认为，这虽然是对村治的干预，却是一种积极的干预。

　　如果上级政府力量退出，这种治理模式能否靠农村的内生力量顺利运转？这依然是“蕉岭模式”必须经历的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