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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曾经历过两次崛起，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崛起中。中国的崛起造成了权力转移和大国间的互动。1949～1950年，中国第一次崛起，为此要求修正地区秩序以反映其力量及其对安全的需求。中美和中苏间多次爆发冲突后，美苏最终容纳了中国对改变东亚秩序的要求。1978～2008年，中国以和平方式第二次崛起，成为东亚大陆的主导力量。整个东亚地区正在被划分为中美两国的势力范围。21世纪初叶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将对美国在东亚海域的控制力及其全球的安全利益形成挑战。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如何把握中国第三次崛起带来的问题，而美国则应保持对华合作性外交和经济政策，并鼓励中国再次和平地崛起。

　　「关键词」中国三次崛起；权力转移；东亚安全；中美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后，中国的第三次崛起为全球所瞩目。对于21世纪前半叶而言，不仅是美国，而且整个东亚都将关注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带来的影响。鉴于东亚在国际安全和经济事务中的重要性，中国的崛起不仅在东亚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注。

　　然而，权力转移对于中国或东亚而言都不是什么新问题。相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60年中，已经出现了三次崛起，因此有了三次地区权力的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外交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是一部中国多次崛起的历史，而中国和其他大国都有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和平地适应大国关系的变化。这种持续的权力转移为理解中国外交60年变化的根源和地区政治发展的各种趋势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

　　所有这三次中国的权力变化都符合对有关权力转移动态和不稳定根源的经典理解。与其他大国相比，崛起中的大国由于经济和政治变化速度的不均衡，而获得了更大的相对权力。这种权力会使崛起中的大国能够在地区政治秩序中要求更大的发言权，进而要求与其新力量相称的更大的安全。崛起中的大国所要求的变化可以包括以下战略性物品：新的或更大的势力范围、对海上航道的控制权、可靠地获取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这些要求本质上具有破坏稳定的作用，因而经常遭到一些现状维持国的反对。这些国家不愿为了满足崛起国的要求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略调整，担心由于失去盟国以及获取自然资源的通道变得更为脆弱而造成安全系数降低。因此，权力转移常常导致大国战争，因为一个崛起国可能采用预防性战争手段来取得想要现状维持国不愿和平让与的东西，一个现状维持国也可能在权力转移的早期使用武力消除崛起国构成的潜在挑战。

　　1949年之后，中国三次崛起中的每一次都造成了与权力转移相联系的大国关系变动。这种变动为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早期不稳定和冲突、此后的外交合作时期以及21世纪大国合作的前景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

　　一、中国的第一次崛起（1949～1950年）

　　权力转移有两个来源。研究者们常常将崛起国与长期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联系在一起，因为国家在发展经济时，额外的资源能使它们发展起更强的军事力量。但经常性的权力转移反映的却常常是能使国际权力扩张的、相对快速的国内政治的变化。正是这一过程导致了德国在1866～1870年间的崛起。当时，普鲁士领导下统一的德意志诸邦在欧洲的中心建立了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实力强大的新国家，它要求欧洲各传统大国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在短短四年中，普鲁士改变了欧洲的大国秩序，并造成了欧洲的“德国问题”以及为了适应德国权力而出现的外交挑战。

　　1949年，中国经历了与德国快速统一相似的迅猛的政治变化，这对地区秩序也具有相似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百年来第一次摆脱了国内不稳定和被外国占领的状况，成为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中国的中央政府此时受益于与和平恢复和统一的中央税收相伴随的经济发展。政府的财政资源比19世纪中叶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充裕。此外，中央政府可以运用中国的大量军队来增进国家安全，而不是用来打内战和消除国内的不稳定。在短短两年内，根本的国内政治变化把中国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大国，使它有能力来实现其国家安全目标。

　　中国在1949～1950年间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东亚大国，但此时的东亚安全秩序反映的却是以往的殖民秩序。尽管英国、法国和日本在1949年都已不再行使独立的大国权力，美国却在二战后发挥了之前大国的作用，维持了此前存在的地区秩序。它取代日本成为朝鲜半岛的支配性力量，试图在1950年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并将美国军队推进至中国边境。它还在台湾地区取代了日本，并将该岛纳入它的地区势力范围。在中南半岛，美国先是支持了从属于它的法国，1954年后它又逐步取代了法国在大部分中南半岛的存在。在东亚的海域，美国呈现出了19世纪的英国和二战前的日本的作用。它在整个地区建立了海上霸权以及对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战略控制，占领了日本并重建了日本军队。

　　1949～1950年的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它有能力要求修正地区秩序，也有能力要求享有与其增强了的力量相称的更大的安全。中国当时是一个“现状修正国”。然而，当时的东亚安全秩序仍以中国的虚弱和被占领状态为基础。这种权力转移注定会引发大国间的紧张局势。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要么美国转让给中国更大的地区影响力，要么中国使用其增强了的强制性权力来迫使区域性变化并获得更多的安全。

　　1950～1989年间，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和中国与周边邻国的边境冲突反映了中国崛起引起的大国关系的不稳定。中国要求修正地区秩序以反映其力量及其对安全的需求，而其要求遭到了现状维持国——先是美国，尔后是苏联——的反对。面对其安全受到的持续威胁，中国运用唯一能够影响地区形势变化的手段——使用武力。

　　中国与美国间的战争和危机反映了中国迫使美国从中国边境撤走其战略存在的努力。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趋近中国边境之前，中国始终没有直接卷入朝鲜战争。随后，中国加入了战争并将美军驱赶至“三八线”以南。中国有能力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打成平手确保了中国的崛起。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定签署后，中国在越南北方对越南南方使用武力时只对越南北方提供了很少的援助，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中南半岛建立了军事存在才改变。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不断声明要对台湾使用武力，不仅反映了它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也反映了它的安全目标是迫使美国重新思考其对台湾地区安全承诺的价值，并从中国沿海撤走其战略部署。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成功地对美国使用了武力，因此为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和解以及1979年1月两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奠定了战略基础。中国将美军逐出了朝鲜并获得了美国对中国在朝鲜影响力的默认。然后，中国又支持越南北方成功地将美国军队逐出其在中南半岛的战略“后院”。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促成它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并且促使美国认识到有必要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妥协，结束它在台湾地区的战略存在，以减少中美冲突及其在东亚的防御负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妥协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还促使泰国于1975年决定关闭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并发展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关系。

　　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年和中国恢复大国能力时，中国在创造与其能力和利益相称的地区新秩序和按照中国提出的条件进行中美合作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当中国迫使美国从其边境撤退后，苏联作为美国的继承者出现在中国周边。由于1958～1960年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其后制定的独立的安全政策以及对苏联作为共产主义集团领导者的抵制，苏联想要迫使中国返回社会主义阵营并接受苏联对中国安全政策的领导。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中国边境进行大规模防务建设，到70年代中期，它已在其远东地区针对中国部署了完整的军事设施，因此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直至1989年中苏和解，苏联扮演了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角色，成为中国领土安全的最大威胁。1975年4月，越南实现南北统一，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击败了亲美的朗诺政府，美国撤出了其在中南半岛剩余的全部军队，中国传统的边境安全得到了恢复。但1978年11月，苏联与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军队于1978年12月入侵了柬埔寨，扩大了苏联在整个中南半岛的影响。于是苏联继法国和美国之后在中国南部边境建立了军事存在。

　　苏联在中国边境的战略存在同美国先前在中国边境的战略存在相比，与中国的大国能力及相应的安全要求更不谐调。正如1949～1950年的权力转移引起中国使用武力反对美国主导的现状，并引起剧烈的政治变化一样，此时的权力转移也引起中国使用武力反对苏联的政策以推动变化，建立与中国能力相称的地区秩序。中国抵制了苏联强迫它接受苏联对其安全控制的压力。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同苏联进行了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边境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双方都做好了战争准备，并部署了大量地面部队。中国“反压制”政策的目的是迫使苏联尊重中国的能力，承认中国的独立，并沿中苏边境为中国安全做出让步。1969年的中苏边境战争反映了中国决心抵制苏联的压制，并迫使苏联结束其对中国边境安全的威胁及其与越南的战略关系。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坚持了毛泽东的边境政策。1979年2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为了报复苏越合作、越南进攻红色高棉及其随后对柬埔寨的占领，中国对越南发动反击战争。在接下来的10年间，中国在中越边境部署了高达30万人的军队，这一行为迫使越南切断了其与苏联的安全关系，从柬埔寨撤军，并承认中国在其南部边境拥有支配性影响。

　　中国又一次成功地使用武力推动了地区秩序变化，使其与1949年后中国的能力相称。中国对苏联权力的抵制有助于苏联结束冷战和寻求中苏和解的努力。但中国对和解的条件明白无误。苏联不得不开始从中国边境撤军，并停止支持越南对中国的抵抗。到1989年初，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这些条件。邓小平于是改变了中国的安全政策，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并建立以中国的大国能力以及中国合法而有效的对边界安全的要求为前提的关系。

　　苏联权力的崩溃和苏联从中国边境撤军是1949～1950年中国第一次崛起的最后一章。在东亚，中国赢得了冷战，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填补了苏联失败后留下的“真空”。中国很快就在东北亚的中俄边境地区确立了主导地位，并成为朝鲜的唯一援助国。在中亚，中国在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边境上建立了军事优势。在中南半岛，苏联权力的终结和中俄和解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屈从于（无论多么不情愿）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范围之内。

　　冷战时期，中国频繁使用武力反映了毛泽东确实使中国外交充满了其独特的革命精神，但中国的军事安全政策延续到后毛泽东时代的继承者，尽管邓小平在中国的国内政策上倡导了根本性的改革；一旦现状国（先是美国，而后是苏联）对中国的安全需求做出让步，并同意修正地区安全秩序以准确反映1949年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权力分配，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及东亚国际关系就开始稳定下来。

　　二、中国的第二次崛起（1978～2008年）

　　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和后冷战时代第二次东亚权力转移始于1978年12月，当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的国内政策从追求继续革命和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改变为发展经济。此后30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其结果是东亚权力的转移和地区安全秩序的变化，这反映了长期的发展不平衡和有关大国力量的逐渐变化。这种类型的权力转移很像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第二次崛起。但与德国的第二次崛起不同的是，这次权力转移反映了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带来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合作外交以及中国对稳定的兴趣上，但并不是中国领导层变化或者国家优先目标重新排列的反映。确切地说，后冷战时代的地区稳定以及中国集中发展经济反映了中国安全要求的实现和中国1949～1950年权力转移过程的结束。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获得了整个疆域周边的安全。这不但是中国发展大国合作的前提，也是重新分配中国经济资源和劳动力的前提，即它们从计划经济和代价高昂的国际冲突流向迅速扩大国内基础设施和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力量。当中国受到其他大国威胁时，无论是谁担任领导人，无论信仰什么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必然让位于发动冲突。在中国获得与其资源相称的安全之后，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就成为它的首要任务。

　　中国的第二次崛起是1978年之后30年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和技术发展使中国拥有比其许多邻国更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经济方面，到2006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新加坡、日本和台湾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重要的直接投资对象，因此，为了获得经济稳定和持续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多地依赖于与中国而不是与美国的合作。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表明，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东亚经济体的“增长引擎”，并将成为东亚贸易区的中心，因此将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的经济财富也使其能够在东亚大陆扩展军事力量，并完成其在东亚大陆尚未完成的战略目标——即取得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影响，这些都以减少美国影响为代价。在东亚大陆，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展反映了中国地面部队的现代化。在过去30年中，中国提高了军事战斗能力。因此，中国所有的邻国都必须调整它们的安全政策以适应一个崛起的中国的利益。

　　这些经济和军事趋势对韩国的安全有特殊的影响。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及其相对于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脆弱性要求韩国重新评估它与美国战略结盟的安全利益，并逐渐适应中国的安全利益。韩国已经要求结束美韩关于美国战时指挥韩国军队的协议。韩国还拒绝与美国军队合作为处理朝鲜半岛以外的事态做出规划。韩国明白这种事态将包括中美间的敌对，韩国决定它将不在美国对中国的战争中支持美国。对于朝鲜问题，韩国通过寻求与朝鲜的双边经济和外交合作频繁地破坏了美国对朝强制性外交，它还加强了与中国而不是与美国的合作来反对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中国崛起的效应因此是韩国逐渐重新与中国结成战略联盟，并逐渐淡化美韩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改变了台湾地区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结盟。台湾地区经济融入中国经济尚未完成。中国现在拥有不使用武力就可以“封锁”台湾经济的能力，只需中止海峡两岸间的贸易并选择一些台湾在大陆的企业进行“国有化”，就可以破坏台湾地区经济。台湾当局既无法再依靠美国来保障其经济安全，也缺乏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同中国强大的军事潜力竞争，因此放弃了台湾“独立”的努力。2008年，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他公开反对台湾“独立”，并且促进了更大的跨海峡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台湾人认识到“台独”已成为一个代价极大和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台湾当局正在减少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台湾的防务开支迅速下降，而且越来越没有兴趣大张旗鼓地购买高科技的、价格昂贵的美国武器。

　　这些武器不但不能提高台湾地区的安全，还可能引发海峡两岸的敌对，因而损害台湾地区的安全。

　　中国的第二次崛起使北京有能力和平地改变东亚战略秩序。中国正成为整个东亚大陆的主导力量，而美国正在放弃它在中国周边剩余的前沿军事和政治存在，因此中国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

　　中国因为两个原因实现了和平崛起：第一，由于第一次崛起实现了北京的战略“要求”——领土边界的安全——中国于是可以集中精力于经济发展和合作外交，并耐心地等待地区秩序的逐渐改变和它的战略“选择”的逐渐实现。因此，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耐心地促进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并在1992年实现了与韩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追求与韩国的经济合作。

　　第二，美国对中国扩大了的能力的反应。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美国以军事遏制和使用武力来反对中国的崛起，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和解起，美国开始和平地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能够适应中国第二次崛起，说明美国在中国周边只有有限的战略利益。美国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冷战利益表现为美国在威慑中国对美国的盟友使用武力方面和维护它对整个东亚联盟承诺的信誉方面利益攸关，而不意味着朝鲜半岛或台湾岛与美国的战略联盟天生具有战略重要性。这种战略现实使得美国自20世纪50年起就促进台湾问题及朝鲜冲突的“和平解决”，而不是追求美国式的胜利或是坚持维持现状。由于台湾地区和韩国和平适应中国的崛起并未对美国在抵制使用武力方面的信誉构成挑战，美国因此能够默认中国的崛起，并减少美国在中国周边和东亚大陆的战略存在。

　　中国的第二次崛起重新安排了东亚的战略环境。

　　由于西方的战略存在和东亚多极化的出现，东亚地区正在被划分为两个大国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势力范围覆盖东亚大陆。鸦片战争结束170多年后，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两次崛起使它能够重塑其在东亚的传统战略角色——中国作为核心国家，被承认其权威的周边小国所环绕。

　　美国的势力范围现在只限于东亚海域。中国的第二次崛起虽已使中国的影响力扩展至其领土和周围海域，但这并未促进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也未能使中国侵蚀美国在海上的影响力。尽管中国和平崛起已有30年，美国依然是日本和东南亚海洋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无可替代的战略伙伴。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继续扩大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而不是适应中国的崛起。在这一方面，正如中国正在恢复其在东亚的传统战略角色一样，美国也正在建立其在二战初期首次为自己规划的在东亚的战略存在。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45年到1950年6月，美国认为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只具有次要的战略重要性。1950年1月，美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将美国的“防御圈”限制在了东亚海洋国家。

　　中国和平崛起改变了东亚的安全秩序。中国这样做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安全，也促进了美国的安全和整个地区的稳定。对美国而言，它不必再为中国周边的次要安全利益准备打代价昂贵的战争，而在中国周边，美国是处于战略劣势的。确切地说，美国现在只需防卫在东亚海域重要的传统安全利益，在这里，美国由于有压倒性的海军优势而享有战略优势。此外，美国和东亚地区都受益于将东亚划分为大陆和海洋两个区域。尽管权力转移经常伴随着不稳定，但由海洋所提供的中美利益之间的战略缓冲带促进了后冷战时期的稳定，而没有使它们经历伴随着冷战而反复出现的大国间危机。

　　三、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始于2009年）

　　正如1949年之后的中国对外关系史表明了其他大国对中国崛起和权力转移所做的调整一样，21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也将反映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大国政治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东亚大陆周边并不表明中国崛起过程的完结。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因此其相对军事实力也将增长。大国间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增长率的不平衡很可能导致中国的第三次崛起。

　　中国第三次崛起的主要特征显示它将挑战美国关键的安全利益。这种情形将出现在中国国内不稳定加剧和社会民族主义情绪增强的时期，因此它可能限制中国和平崛起的能力。因此，国际安全政治和中国国内政治的共同作用很可能会使中国的第三次权力转移成为一个困难的过程。

　　随着台湾问题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减弱，中国正在将其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日益参与全球事务及其日益依赖于国际贸易和自然资源的进口，使得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对发展一支远洋海军的兴趣不断增长，这支力量可使中国能够在国际海洋问题上发挥国际领导作用，包括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和维持全球秩序方面，并使中国能够保护其海外经济利益。因此，中国自2008年后期参与在索马里附近打击海盗行动是中国海军发展军事行动能力和后勤能力的一个更大过程的组成部分，这将使中国海军以更复杂的方式、在更长的期间内展开远洋行动。

　　与中国扩大海洋兴趣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不断增强。大众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公众广泛支持中国建造航空母舰群，作为大国地位的象征。既然中国已经拥有了财富、技术和扩大了的国际影响力，许多公民要求发展与中国的财富和权力相称的军事力量。对这些公民而言，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远洋海军是中国财富和权力的首要象征。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正通过诉诸大众对国家成就的自豪感，包括发展航天工程、举办2008年奥运会、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以及制造“大型喷气式客机”，来对国内不稳定（包括对失业、腐败、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的广泛不满）做出反应。在军事方面，中国媒体大力宣扬了中国在亚丁湾打击海盗行动中做出的贡献，也广泛报道了2009年为纪念中国海军建军60周年而在东海举行的海上阅兵式。2009年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纪念日，中国举行了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广泛展示了中国的先进武器装备。

　　中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崛起伴随着中国对修正东亚大陆的地区秩序的要求，这只是挑战了次要的美国地缘安全利益。与此不同的是，假如中国正在呈现的发展海上力量导致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它将构成对中美合作的严重挑战。首先，中国若要实现第三次崛起和获得要求修正地区秩序的能力，就需要发展能够进行远洋兵力投放的海军。但自二战以来美国已经认识到它的国家安全要求它拥有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海上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打造了它的“600艘舰艇海军”，并准备与苏联展开以海军军备竞赛作为对苏联海上力量有限发展的反应。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将表明其国防政策的趋向，它同样可能招致美国对中国意图和能力的更大担忧。

　　其次，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认为，东亚海域不受该地区大陆国家的控制是维持东亚权力分配的关键，也与美国的安全利益相一致。美国与日本在二战前的冲突以及美国在东亚介入冷战表明，美国对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同时控制东亚大陆和海域有持久的兴趣。这一战略观在艾奇逊1950年1月对美国“防御圈”的界定中得到了表述。艾奇逊认为，尽管中国可能成为东亚大陆的主导国家，但只要美国控制着东亚海域，就是可以接受的。美国将很可能把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和中国不断发展更强大的海上力量看做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挑战。

　　再次，正如一支强大的海军和航空母舰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正在形成的大国地位的象征一样，对于美国人而言，海洋中的主导地位是美国大国地位的象征。

　　随着中国逐步发展海军力量，中国将可能挑战美国人对美国利益的看法并招致美国民族主义，因而促使美国防御政策的政治化。美国民族主义将加剧华盛顿应对中国第三次崛起所构成的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挑战。

　　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当代外交政策挑战是如何把握中国权力的第三次崛起。一方面，与1949年之后两次中国的崛起相比，中国在21世纪初的崛起应该是最容易管理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它最重要的安全目标——整个周边地区的边界安全。因此，中国领导人应当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崛起，并采用和平手段实现其地区范围内的目标。但在中国经历第三次崛起的同时，国内不稳定和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加剧。这可能是一个造成不稳定的巧合。正当中国日益强大并越来越能够谋求东亚安全秩序的改变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发展也将挑战政府制定有容忍力的外交政策和温和的防御政策的能力以及防止挑衅性外交的能力。

　　鼓励中国和平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美国抵制与中国1949年后的力量相称的地区秩序的改变，促进了与中国第一次崛起相关联的战争；也正如美国此后容纳中国的合法利益促进了中国冷战后的和平崛起一样，美国也可以影响中国第三次崛起的过程。这就是接触战略所面临的挑战。美国虽然必须为国家安全采取一些必要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但它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应当避免不必要的敌意，以免加剧中国的民族主义或促使中国对地区秩序变化的速度失去耐心。中国力量的增强将决定中国安全利益的发展，但美国的政策能够影响中国追求其利益的方式和紧迫程度。促进和平和逐步的变化将要求美国关注中国的力量，而不是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辞藻和中国新的高姿态力量展示所造成的想象中的威胁，这种想象中的危险并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它将要求美国保持对华合作性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即便美国同时也要发展防御能力和地区战略关系，以维持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的东亚安全。

　　四、结论：权力转移、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

　　权力转移本质上就是导致不稳定的过程。大国间战略财富的转移与地区战略财产分配上的分歧加在一起是紧张状态加剧的祸根；权力转移时常导致大国战争。崛起国和现状国都有责任和平地管理权力转移。美国和中国在管理中国前两次崛起方面都各有成败。一方面，中国边境上出现占优势的大国威胁性战略力量曾引起中国要求快速变化。中国重新呈现为一个大国并急于改变地区秩序，加之美国和苏联严格坚持维护现状，曾导致东亚成为冷战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地区。另一方面，中国对地区秩序变化速度的耐心和美国逐渐接纳中国在朝鲜半岛和跨台湾海峡的利益，则促进了中国在冷战后的和平崛起和地区稳定。与冷战时期东亚的高度不稳定形成对照的是，冷战后的东亚一直是世界上最稳定、最和平的地区。中美对中国第二次崛起的管理为这一长时期的和平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假如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现代化造就中国的第三次崛起，中美战略竞争必将增加。美国将很难接受中国对东亚海域战略性变革的期望。然而，战略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或对外交和经济合作的排斥。中美将对维持和平竞争负有共同的责任。中国将必须限制外交上的民族主义（假如这方面出现强化）并等待和平的变革，而不是威胁发动战争或使用武力。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增长，为了地区稳定，美国也必须抵制将中国当做一个非法力量或敌对国家来对待的诱惑；即使美国在积极与中国竞争地区影响力，它也必须寻求与中国合作。最重要的大国责任不外乎是管理战略变化和避免毁灭性战争。这是美国和中国在21世纪的共同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沈鹏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