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先生， 1 9 3 4 年生于沈阳， 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赴美深造，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

　　尽管早期林毓生先生师从哈耶克攻读西方思想史，但因其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注，所以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思想史。他先后写作出版《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热烈与冷静》、《从公民社会谈起》等著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建提出建言。

　　采访林毓生先生是在北京大学的芍园，其时，他正在和清理房间的工作人员商量可否帮助打扫，他一再叮嘱工作人员要注意安全，而且说：“不要因为我，或者一位当官的，你就必须要听从，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他与工作人员对话的语气是家常且随和的，甚至透露出一位75岁老人的絮叨，但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他的话语和态度无不体现着对“自由”与“公正”的坚守。

　　在采访过程中，林先生会一再取出纸和笔来就某个词来做解释，对于自己的观点陈述，他措词认真并且到了“顶真”的地步，但思维却异常的敏捷，经常会捕捉到谈话中的一些可能的歧义，于是又会很仔细地解释。

　　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对历史作出评判时，更愿意选取批判主义的态度，以期对现实社会有更好的镜鉴，而不是简单的颂扬。　　

　　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中国改革》：作为近代历史思想史的学者，您怎么认识中国这六十年的变化？

　　林毓生：谈到六十年的发展，我认为应该分成二部分来说。也就是建国后的三十年到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1949年建国后，可以说整个民族都在完成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那是理想主义的三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当时的理想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我们要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设想。当时的领导人认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全国群众也相信并且认定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是有价值的。但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这也酿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悲剧。

　　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是对前一个三十年的怀疑甚至反弹。大陆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价值观的急剧变化，现在大家把“赚钱”作为价值观，并且一__些接近地位、权力的人强化了这种现象，这就产生了腐败的问题，同时将社会文化变得庸俗化。

　　《中国改革》：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否能为建设社会文化提供一个好的准备？您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最需要的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林毓生：物质和技术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也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工具文明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文明政治生活的实现。二十世纪的西方是十八、十九世纪非科技因素的启蒙思想与科学工具相结合的产物，而企图通过技术的昌明来完成制度的建构，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我还是觉得，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对人类有一项重大的贡献，有世界性的意义，那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思想。

　　当然，中古以来演变出来的契约观念对于法治的建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西方有识之士的共识之一是：没有欧洲中古封建社会政治权力分散与多元的历史背景，很难想象近代宪政民主所依靠的法治思想能够出现。

　　我这里所说的法治是指法律主治(rule of law)之下的法律，不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之下的法律。改革应该先从建立法治开始。法治的首要意义是：宪法本身需要根据法治原则建立。合乎法治原则的宪法必须符合法治背后的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可以平等地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必须具有抽象性，不为任何人或团体的具体目的服务；分立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 三者均须经由法律界定与限制；国家有义务平等地保障境内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因为中国没有法治传统，所以只能慢慢来。但慢慢来不是不来，更不可背道而驰。

　　《中国改革》：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林毓生： 先从教育、文化入手，如果三分之一的中国公民对于法治都有基本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之所以用公民二字，不用人民二字，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人民”是集体主义的符号。　　

　　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建基于传统

　　《中国改革》： 您写作出版《中国意识的危机》， 这本研究五四时期的著作在国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同时引发争议。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我从写作到出版，用了10年的心血。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1 9 8 6 年译成中文。我是带着关心中国问题的心情写的， 谈的是“五四”时期整体主义的反传统思想。国内有很多意见，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

　　我的书主要是谈“ 五四” 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但是人脑是很复杂的，譬如有情感的部分，有理智的部分，有情感理智掺杂在一起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非意识形态的部分里，存在一种肯定传统的思想。我的书，讲的就是意识形态反传统的部分与非意识形态肯定传统的部分的冲突，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这个分析是很复杂的，但国内读者把我的分析简化成：我认为“五四”时期的大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领导的反传统运动是一个要整体打倒传统的运动。

　　《中国改革》：您曾谈到一个社会文化的建立需要权威的确立，而这个权威应该是由其自身思想性、深邃性决定的，非官方的强制确立。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寻找自己的思想权威？

　　林毓生：几千年中国的社会秩序整合于政治秩序，文化道德秩序也整合于政治秩序。近现代的中国政治体系的崩溃，造成秩序真空无法避免。

　　如何促进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思想秩序的建立？我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建基于传统。一个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之下，会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情形下，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不但无损于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反而对这种现代社会的创建提供有利的条件。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的新整合有相当的可行性。　　

　　知识分子应该真正地深刻地关怀现实社会

　　《中国改革》：您当年从台湾大学留美，在美国“社会思想委员会”师从哈耶克先生进行西方思想史研究，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将关注点转向中国思想史呢？

　　林毓生：那是在1 9 6 3 年的时候，我自己面临一个小小的精神危机：在确立人生第一个系统性研究专题时，我不知道究竟应该继续研究西方思想史还是转向研究中国思想史。我老师哈耶克先生当时已从芝加哥退休，去德国教书，中间又回来，我向他请教。

　　“我没法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经验。”他说，“我所有的工作都和我个人的关怀有关。”就这一句话，帮我把所有的困惑厘清了。

　　《中国改革》：您曾谈及哈耶克先生的知识贵族精神，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精神？

　　林毓生： 那就是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追求的问题；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追求知识有其独立性与自主性。这种知性活动不受外界，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势力的干扰，也不会为了赶时髦而从事这种活动。

　　这种在知识领域之内追求知识的人，即使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原创的发现，也绝不会产生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的心态。他深切知道，他的成就是建筑在别人的努力所积累的知识之上，即使他最具原创性的发现也间接与他的师承有关。

　　另外， 他永远是以开放的心灵、知性的好奇心，面对别人的意见，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对于别人的批评，他当作是刺激他反思的材料。对于别人的误解甚至恶意的曲解和侮蔑，他也只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他的成就感只能带给他知性的喜悦，却不会产生知性的傲慢。

　　这种遵循理智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展示着知识贵族的精神。知识贵族，不是什么社会贵族，也不是经济贵族。知识贵族的精神乃是在“ 诸神战争” 的现代性文化中，始终坚持忠于知性神明而无惧于其它神祇的精神。

　　《中国改革》： 有观点认为目前国内不具备产生大师的社会环境，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成为“知识贵族”？

　　林毓生：中国知识分子有古代与现代之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士大夫，属于受儒家思想启发的读书人，他们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入世使命感”，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仅仅想到了自己个人的问题，而应该对同胞所受的苦难或遭遇的社会不公平感同身受，并愿意用自己的想法、言论来介入公共生活，并改进公共生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

　　传统的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的言行具有自主性，常常是“根据良心发言”，认为什么是对的，就表达、提倡什么。但是现在有一些作家、评论人，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总是说他们的言论或著作“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其实，有时他们把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口号化”了。 “良知”并不是想要就有的，不是随便想想，就是良知。

　　现在大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是另一种挑战：市场经济产生了把学术当作商品的诱惑；以及学术行政官僚化，在建立评鉴、升等标准化的过程中，只学到了美国制度的皮毛，以致犯了形式主义谬误而不知，甚至扼杀了学术的生机。

　　不过， 国内为数不多的第一流人才的表现是令人敬佩的。他们气度恢弘、已经积累了不少学术根底，又能保持独立思考。但是，即便是这些人，也多不能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虽然“学术交流”这个名词在国内已是流行用语。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自由的学术传统尚未建立起来。

　　（访谈稿未经林毓生先生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