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看不见的手”，国际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包括本书第一章所引证的芝
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维纳(Jacob Viner) 关于“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的神学来源的
著名论著。

　　本书的特点是从一个新视角来考察“看不见的手”，即通过

　　“软预算约束”的悖论来揭示“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

　　这一视角的形成，与我的思想历程有关。

　　1986 年，我和钱铭今合作翻译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增长，短缺与效
率”一书，由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颇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当时，我也和
大多数中青年知识份子一样，对

　　科尔内的理论十分赞同，认为“软预算约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病根。

　　我后来赴美国学习和教书的经历，使我日益认识到“软预算约束”在西方经济
中的广泛存在。当然，科尔内也承认西方市场经济中有“软预算约束”，但他认为
那只是局部的或临时的现象。本书在三方面与科尔内的观点不同：

　　第一，本书区分制度性的与政策性的“软预算约束”。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
行和破产法这三项制度所带来的“软预算约束”悖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质”的
特征，不是科尔内的“量的”分析（即着眼于“软预算约束”的多少〕所能包含的。

　　第二，本书强调不完全市场理论与次优定理的联合含义，即

　　“软预算约束”不一定是降低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的。实际上，“软预算约束”
带来的“风险部分社会化”，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

　　第三，本书强调产权理论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提出了“产
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过什么过程，来界定产权”的命题。

　　尽管与科尔内教授有上述理论分歧，我仍要感谢他邀请我去他目前任教的哈佛
大学给他的学生讲解本书的基本观点。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胸怀，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本书出版之际，正值我国理论界庆祝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和世界金融危机。我
认为，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既超越左的教

　　条，又超越右的教条。这是我主张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范式取代“指
令性计划”和“看不见的手”两大流行理论范式的原因。

　　本书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而不在具体的政策分析。
但它与我国当前的重大政策选择也有密切关系。例如，本书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历史
考察，可供我们处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种种矛盾的参考; 本书对美国存
款保险制度的分析，对我国正着手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不无启发。特别是，本书对
“次优定理”的强调，意味着机械地按照时间表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
换，可能弊大于利。

　　我要感谢易宪容博士和王蜀伟先生，他们作为本丛书的编辑，对本书提供了宝
贵的意见。本书的部分章节的初稿，曾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为此，
我要特别感谢荣敬本教授和肖梦女士多年来对我的支持。

　　我谨将这本小书献给年轻的在校大学生，祝愿他们冲破左的和右的教条，在充
满悖论，充满生机的世界上，奋力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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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尔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预算约束，同时他又认为软预算约束
是资本主义的反常现象，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一种最普遍的经济生活形式。

　　[2] 1880 年瓦尔拉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在书中他攻击了普鲁东（
Proudhon）和Louis  Blanc。瓦尔拉认为，他们未能通过代数和几何来解决社会问
题。当瓦尔放弃了教学工作后，帕累托继承了他的工作职位。跟瓦尔拉一样，帕累
托也极端坚持“自然主义前提”。帕累托攻击克罗齐和孔德（Comte），批评他们
不相信“历史现象永恒的规律性”。（Ingrao 和Iarael  1990:  98,  120）

　　[3] Hayek 和Riderd  Porner 有一种功能主义思想，他们相信“习惯法”比
“成文法”更有“效率”，因为前者存在时间更长.

　　[4]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说明这种要求的正确性；假设两个人对一个单位的某
一物品有不同的估价，一个人认为它值5美元，另一个认为它值4美元。估价较低的
那个人如果以4-5美元之间的任何价格将该物品出售给另一个人，两个人结果反而
更好。因此，任何边际替代率不同的分配都不会具有帕累托效率。

　　[5] 见本章附录对“受限制的帕累托效率”和“跨期条件”（Spanning
Condition）和简介。

　　[6] 见附录“单个预算约束”的解释。

　　[7] 引用自Frank Hahn(1990).

　　[8] Robert Brenner(1993) 深入研究了东印度公司通过董事会人选等方法将
各路商人团结在自身周围，共同反对1640 年的英国革命的历史。

　　[9] Abhijit Banerjee(1992) 建立了股市“从众”（herd behavior) 的数学
模型, 证明了“从众”是“个体”的最优策略，但所达成的总体平衡却是无效率的。

　　[10] Abhijit Banerjee, et al(1994) 研究了19 末世纪德国和爱尔兰的信贷
合作社运动，发现后者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全部采用无限责任制，而前者则有无限责
任制和有限责任制两种选择。

　　[11] 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 对于反向选择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见解，
他写道：“保险的原则是把大的随机的损失转化为小的固定的费用，这种原则的实
施依赖于建立在相当精确的组合分组之上的对可能性的度量”。（Knight，１９２
１，第２４６页）

　　[12] R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6) 建立了不完全信息下保险市场的经典
模型，他们证明保险市场上的平衡如果存在，则只能是“分离平衡”(Seperating 
equilibrium)，即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采用不同的平衡策略。这为保险公司将投保人
分类提供了理论解释(Priest,1987,p.1545).

　　[13] “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An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Theory）见于Don.  Patinkin 的《货币、利息与价格》（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一书（第一版于１９５６年发行），这是一本采用新古典
方法分析货

　　币经济学的当代经典著作，这种方法在文献中常被称为“瓦尔拉─希克斯─柏
亭根传统”（Walras-Hicks-Patinkin  tradition）。

　　[14] 有意思的是，凯恩斯对于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也有类似发现，认为后者是
一种实物交易的理论。他说“我发现马歇尔理论之所以复杂的原因在于他引入‘利
息’这一个本属于货币经济的概念，而其论著丝毫与货币无关，‘利息’在马歇尔
的经济理论中，实际上无任何作用。”（凯恩斯，第１８９页）

　　[15] Banerjee和Maskin(1996，955)指出，" 货币一直令经济理论难堪...
Arrow-Debreu 理论中货币不发挥任何作用”.

　　[16] “部分准备”银行业意味着，在任何同一时刻，银行预期只会有一部分
顾客会提出兑现要求。为满足这部分提现的需要，银行保存一部分资金做为准备。
如果来提现的顾客提取的金额超出银行的预期，银行就会出现流动性危机。

　　[17] 1750 年之前，英国银行集中于伦敦，但此后“乡村银行”大增，使“看
不见的手”能否控制货币的过量发行，成为一大理论问题(Mints,p.21).

　　[18]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斯密的“回流定律”中所描绘出的“自然主义的景
象”（naturalist  image  ）：“银行的金库就像是一个水池，尽管水从一个出
口不断地流出，同时，从另一个进口又不断地流入，注入的水刚好与流出的水一样
多。因此，不必担心多虑，这个水池总是或者差不多总是满满的。”

　　[19]  金块论战，是对１７９７至１８２１年英格兰银行券停止兑换黄金之时
发生的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一系列争论的一个惯用的称谓。这场争论中的主
角分属两大阵营──金块论者支持可兑换性、批评英格兰银行脱离金本位制；而反
金块论者意见则相反。就是在这一时期，李嘉图将银行业视作“看不见的手范式”
之外的特例, 这是李嘉图与斯密的一个重大区别。

　　[20] 熊彼特高度评价桑顿在货币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称他写作了“中央银
行的大宪章(Magna Carta)”.

　　[21] Dornbusch and Frenkel(1984p.259)  指出，暂停１８４４年银行法是
突破“金本位制”的正确决策。“金本位制”往往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
能相冲突。

　　[22] 图克(Thomas Tooke)认为，若无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1844年银行法将
被彻底取消。

　　[23]  弗里得曼和史娃茨（Friedman and Schwartz, p.156)  记载，1908 年
的国民净产值比1907 年下降了11％。

　　[24]  虽然直接导致美联储成立的是１９１３年夏季民主党的格拉斯参议员的
提案，但年Aldrich-Vreeland 法案的影响不可低估，两法案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Livingston,p.216,1986).

　　[25]事实上，由于“真实票据”原则的两重性，它在联储建立之后，仍在一部
分人中颇有影响。按照许多史学家的分析，1929年大危机前，联邦储备的管理者仍
受“真实票据”原则的影响，未及时降低贴现率。

　　[26] 值得一提的是，莫顿(Robert Merton,1990,p.630) 指出了购买存款保险
与购买看跌期权(put option)的“同构性”.

　　[27] 例如，当奥州中央交通运输公司（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Company）因其商业票据破产时，联储为保护商业票据市场介入其中，确保银行对
价值上亿美元的商业票据给予再融资，向众多的公司借款其中也包括克莱斯勒和许
多小企业。( Wojnilower,1980 年第292 ～293 页）。

　　[28] “回购协议”指银行卖出政府债券并许诺第二天以稍高的价格将其购回。
此举可提高银行的日常平衡储备水平。

　　[29] 例如，在１９８４年为阻止芝加哥依里诺斯大陆银行的倒闭（当时美国
的第七大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宣布对大陆银行的所有存款──不仅限于１０
万美元的存单──和非存款负债提供担保（参见Meir  Kohn,  1991 年第462 页）。

　　[30]  连“自由银行制度”学派的代表之一,  哈耶克的学生史密斯(Vera
Smith,p.170) 也承认这一点。

　　[31]  这是因为金本位制以维持本国货币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为第一宗旨，
而最后贷款人则往往必须超过黄金储备发行弹性货币。一般认为，金本位制是以物
理学家牛顿(他同时是英国铸币的负责人) 1717年降低黄金对白银的比价为形成标
志的(Eichengreen,p.7)。

　　[32] “好的”企业是指由于技术或组织上的优势，能以较低成本生产同样或
类似产品的企业。

　　[33] 英国议会1869年正式废除破产监禁,著名作家狄更斯的父亲即因破产而做
牢(Lester, 1995)。

　　[34]  即在厂房，设备和存货上的投资。

　　[35] 从我国国有企业的重组过程来看，一方面应避免，“好企业被迫破产清
算”，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坏企业借破产重组而转嫁负担”，这更是具有重大实践
意义的挑战性课题。

　　[36] 这是对Dewatripont - Maskin (1995) 模型的简化阐述，取自
Dewatripont 和Roland (1997).

　　[37]  本段落取自拙作，“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改革”，
载于“国际经济评论”，1998，第5－6 期。

　　[38]  下面几段取自拙作，“美国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载于“经济研究”，1996。，第4 期。

　　[39] 相信科斯定理(见书第3. 1节) 的人，会说“谁有权，通过什么过程，来
界定产权”不成其为问题，只要初始产权清楚，其余一切均靠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契
约了。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所证明，科斯定理不仅要求交易费用为零，
而且还要求效用函数必须对收入而言是线性的(Arrow, 1979,p.32).这是一个极强
的约束条件，导致了科斯定理的非现实性。斯蒂格利茨则明确指出科斯定理是错误
的(Stiglitz, p.177,1994).  

　　[40]  他与合作者英格曼(Stanley Engerman)于1974 年出版了“十字架上的
时间：美国黑人奴隶的经济学”一书，开创了奴隶制研究的新阶段。福格尔个人又
于1989 年出版了“不经同意或契约：美洲奴隶制的兴衰”一书，这是他的奴隶制
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41]  关于”人民主权“，详见拙文”卢梭新论“，“读书”，1997。9。关
于“后福特主义”，详见拙文“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3。

　　[42]  本书第三章谈到穆勒以促进工人合作设为目的的有限责任制立法动议，
是风险部分社会化的一个著名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