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和力量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全球化加速发展但也遭遇间歇性衰退，各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迁。在此背景下，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在差异性问题始终存在的同时，共同性问题也在增多。

　　一、许多国家的政党体制在经历了“西方化”阶段后，出现了反思性回调，世界政党体制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更加明显

　　冷战结束后，随着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解体，西方民主政治思潮在全球泛滥，一党执政体制遭到广泛诟病，西方式的多党竞争体制一时间成为“潮流”，并显示出巨大的“示范效应”，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所效仿。一些国家甚至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制度和法律制定了本国的政党制度，使反映政党与政权关系、政党之间关系的政党体制呈现出明显的“西方化”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后有近80个国家宣布放弃一党制或无党制，改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受此影响，目前在世界上约160个实行了政党政治的发展中国家里，90%以上的国家都遵循西方的理论、制度、法律及其原则构建起多党竞争的体制模式。

　　不过，理论、制度和法律的框架并不能说明复杂的政党政治进程与政党间权力博弈的模式。特别是一些国家改行西方多党制后，没有得到预想的繁荣与稳定，而是陷入分歧和混乱，多党选举甚至在有些国家引发战乱，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始料未及的。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政党对西方多党制进行了反思和调整，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非洲地区，近一半的国家形成了低烈度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有的形成了一个强势政党主导执政进程，其他政党参政的体制；有的国家一个政党多次蝉联执政，其他政党长期在野；个别国家由总统等政治强人发挥主导作用，多个政党参政，但没有执政党。2007年，非洲地区进行了25次全国性大选，但只有一个国家的反对党“翻盘”胜出。在俄罗斯，甚至不存在执政党，只有依附于总统等实权人物的政权党能够在各类选举中赢得广泛支持。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建立起有限竞争的政党体制，并在近些年来继续巩固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政党体制。比如，新加坡、突尼斯、埃及、博茨瓦纳等国的“一党独大、多党陪衬”体制，即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其他政党长期在野；马来西亚则是巫统长期在执政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团结多个党派共同执政，形成了“一党主导、多党参政”的体制。

　　在经历了冷战结束时的“西方化”之后，政党体制的多样化发展趋向至少反映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过于强调竞争的西方式多党体制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更需要合作、共识，而不是无序的竞争和分歧。近年来，一些国家在改行西方多党制之后，对政党体制进行“回摆”式调整，正是基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出的现实选择。二是主流政党或政治力量在塑造政党体制时，往往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亚洲、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崇尚权威的政治传统在政党体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非洲一些国家，“大树下的民主”传统使一些主流政党更重视寻求建立民主共识，追求党派合作。三是一些主流政党注重结合国情和执政需要探索民主理念，推动着包括政党体制在内的民主模式的创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出“托管式民主”、俄罗斯实践“可控民主”、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倡导“参与式民主”等成为一些国家主流政治力量打破“西方化”、寻求多样化政党体制和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

　　二、20年来，政党的传统政治功能遭逢多重挑战，但政党政治的自我调节机制也持续发挥作用，显示出强大的同化、包容能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社会媒体化、信息化趋势的增强，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使政党传统的教育和动员功能、综合民意和表达功能、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功能等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发达的传媒和互联网成为民众了解政治资讯、沟通信息、反映诉求、监督政府的工具，人们不必再通过政党了解特定的政治讯息和表达意见。政党精英和领导人为更加贴近大众、博取好感、联络感情和获得选票，在经常性地利用媒体直接面对选民和自我宣传的同时，也绕开了党的基层组织，使基层组织传统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功能遭到削弱。同时，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顺应了社会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发展趋势，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就各种单一议题表达诉求，不但加剧了政党整合社会利益的难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政党成为表达民意的有效渠道之一，抢夺了政党的话语空间。

　　不过，政党政治的发展进程表明，各种来自体制外的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反而丰富了政党政治的内涵。近些年来，在认识到公民社会崛起的趋势之后，许多政党积极利用和引导各种公民社会组织为己所用。一些执政党通过公民社会组织沟通民意、协商合作、寻求共识。南非非国大把南非工会大会、南非全国公民组织纳入执政联盟，扩大党员在这两个公民社会组织中的比例，与之形成相互渗透的态势；非国大还与各类有影响的公民社会组织定期协商，建立沟通、互动平台，以掌握社情、保持对话，更好地反映和表达民意。巴西劳工党等一些拉美左翼力量还成功地将一些非政府组织聚集在党的周围，弥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足的缺陷，在竞选时利用其筹措资金、拉票助选。同时，政党政治还展现出强大的同化、融合能力。许多国家的单一抗议型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女权运动等逐渐发展演变，最终注册为合法政党，与传统政党共同参与政权角逐，有的还走上执政舞台，从在体制外抗议转向在体制内竞争。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政党借助媒体、网络工具创新活动方式，努力使党适应媒体社会的发展，不但通过媒体、网络开展社会动员，而且积极打造“网络党”、“媒体党”，借助各种科技手段扩大党的影响，提高党务工作效率。

　　三、近20年来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政党的社会治理功能面临来自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的双重挑战

　　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政党的角色经历过多次调整和转换。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政党从20世纪开始、发展中国家政党自民族独立时起，就不再专注于单一的政治斗争，而是同时担负起了促进经济发展、分配社会财富的责任，政党的社会治理功能也日益丰富和完善。

　　冷战结束以来的20年间，全球化迅猛发展，市场高度开放、资本自由流动、产业全球转移、跨国公司的影响无所不在，既限制和削弱了政党政府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掌控能力，又使其面临许多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一方面，许多执政党治理传统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下降。近些年来，发达国家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纷纷陷入困境，国家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低迷。多数发展中国家原本存在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在全球化引发的新一轮竞争中处于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地位。许多国家民众的不安全感明显上升，特别是受全球化冲击的群体往往把遭受的不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转化为对政党政府的怀疑。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非传统治理因素”增多，许多执政党应对时力不从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生态环境、恐怖主义、疾病疫情、跨国犯罪、移民问题等更加突出，特别是各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深地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切身利益，使执政党时常面临“非传统社会治理因素”的挑战。经合组织2005年的有关报告表明，移民问题正在成为与经济、社会问题同等重要的重大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个发达国家的极端政党大肆炒作移民问题，夸大外来移民对本土劳动力形成竞争和引发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煽动社会对立情绪，挟持着一些执政党被迫采取保守政策。

　　新旧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促使许多执政党反思社会治理功能，寻求以新的思路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展模式问题成为各类政党热议的话题。在民族国家层面，左翼批判新自由主义模式，以彰显自身理念主张的正确性；右翼则抢抓社会公正旗帜，迅速调整政策以挽回民心。在国际社会层面，各种源于发达国家并曾经为发展中国家长期效仿的发展模式受到质疑，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多元化问题再度受到关注。但从总体上看，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过是对全球化趋势的一次震荡、整理，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量变，各种内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弊端还将存在和积累下去。因此，虽然一些政党能够在局部领域、阶段性层面上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对发展模式进行有限的创新和探索，但政党在社会治理功能上面临的双重困境不会很快结束。

　　四、20年来，世界政党政治与国际形势复杂互动，常常折射着话语权与发展权之争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多党制挟冷战胜利之余威横扫全球80多个发展中国家，迅速成就了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模式的“普世”价值。尽管众多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多党制后，出现诸多“水土不服”的弊端，却依然无力改变和抛弃这一体制。其中，固然有发展中国家自身理论创新不足，尚不能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制度取而代之的原因，但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实力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决定了，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自主探索政治理论和制度，也会因缺少国际话语主导权而无法付诸实施，甚至可能面临西方打压、干涉的尴尬境遇。

　　冷战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党重视通过党际交往，推广政治理念、制造国际舆论、争取理解和认同。社会党国际等坚持不懈地每年举办各种区域、国际会议，发表各种声明，宣传自身在巩固民主、发展经济、追求社会公平和推动区域合作方面的贡献，倡导“全球治理”理念，对重大国际问题施加影响。在保守党国际2002年的一次集会上，美国时任副总统切尼发出了要先发制人打击恐怖主义的呼声，实质上在为美国共和党政府出兵伊拉克制造国际舆论。20年来，拉美圣保罗论坛、欧洲社会党、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等一批区域性政党论坛或组织先后成立，成为不同类型、不同地域政党宣示政策、设置政治议题和谋求扩大影响的平台。

　　进入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主流政党着力展示“全球视野和政治责任感”，使未来发展权之争日渐清晰。发达国家主流政党反思发展模式，高度关注环境、气候、能源问题，高调宣扬本党的节能减排政策，主张发展“低碳经济”、“绿色产业”，呼吁增长方式转型与调整，并在国际场合相互呼应、加强协调。新兴国家执政党既强调发展权高于一切，谨慎回应、努力周旋，又积极参与国际减排谈判，适度妥协、争取主动。这实际上反映出，发达国家政党在抢占发展先机、设置国际议题方面已经形成新的共识，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则正在直面挑战、趋利避害，预示着国际社会关于新一轮发展权、话语权之争已经拉开序幕。

　　20年来，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起伏跌宕。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政党政治至少将呈现以下一些趋向：一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将继续发展，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差异将使政党体制乃至民主模式的调整与演变更富有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间歇性衰退和震荡不可避免，由全球化引发的各种问题仍将是引发国别、区域乃至世界政党政治变动的主要诱因；三是政党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将更趋广泛、务实。

　　［作者单位］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