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除了教育、工龄、年龄、性别这些可能表征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外,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也是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当将样本区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并用家庭祖辈的政治成分作为工具变量,处理了关系变量的内生性偏误之后,我们发现,关系以及本地户籍这些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反而在市场化程度 较高的东部更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控制中国日益扩大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打破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障碍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关键词:行业垄断、劳动力市场、收入差距、关系
一、引言
说到行业收入不平等,人们往往关注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而忽略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和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是形成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两个必要条件。产品市场上的行业垄断维持了企业的超额利润,而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则是造成不公平竞争,使得特定行业的超额利润转化为个人垄断收入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对于行业收入不平等的完整研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发问:是谁,凭什么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因此,从实证上发现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的影响因素是消除行业间个人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本文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工龄、年龄、性别等)之后,社会关系、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等一些非市场力量也显著地影响到了劳动力市场行业进入。
我们的研究说明,在中国,通常所看到的行业收入差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由生产率差异导致的。在国际上,个人的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但是文献有时把行业收入差距解释为效率工资机制(例如Chen, and Edin, 2006),有时则将其解释为某种非竞争性因素导致的行业租金(Krueger and Summers, 1988; Katz and Summers, 1989),但较少从非市场力量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我们的研究为理解广泛存在的行业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角度。从中国自身来说,本文为理解中国未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如果非市场力量的确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那么,如果要控制中国城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打破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障碍,促进公平竞争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
本文的第二部分简要地评论与本文有关的文献,从中揭示本文的贡献。第三节是本文的数据和模型。第四节是模型的拓展,将比较关系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是否存在地区间的差异。第五节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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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由于行业垄断利润和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是行业间收入不平等的两个必要条件,因此,本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年龄、性别等)之后,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和城镇户籍也是有利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在考虑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内生性之后,本文利用配偶父亲在土地改革时期的政治成分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是,关系对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更大了。这些发现进一步说明,通常所看到的行业收入差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市场力量所造成的行业进入障碍导致的。我们也分别对东部和内地的样本分别进行了模型估计,在用IV估计同样考虑了关系变量的内生性后,结果显示,与内地相比,在东部,在教育和经验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同时,关系也变得更重要了。我们还注意到,本地城镇户籍对于行业进入的限制作用主要发生在东部,这显示出,东部更为迅速的市场化进程中,一些非市场力量的因素正在起着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也为我们从微观层面上理解中国日益下降的收入流动性提供了来自劳动力市场上的证据。
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今后,中国如果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就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打破行业进入障碍,实施有利于行业收入均等化的政策。事实上,本文发现的劳动力市场上行业进入的障碍也将构成收入流动性难以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以2002年的结果来看,如果能够实现行业间的收入均等,那么,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大约5-10%(陈钊、万广华和陆铭,2008)。根据本文的研究,如果能够打破由于非市场力量导致的个别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便可以控制这些行业的不合理的高收入,使得行业因素不再成为导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平等竞争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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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子信箱:zhaochen@fudan.edu.cn;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佐藤宏: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系。作者感谢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的行业收入不平等研究:理论、经验与对策”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JL008)的资助,本文也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建设和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的研究成果之一。感谢万广华和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研讨会参与者的讨论、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议以及孙有智的助研工作。作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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