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不缺“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为“社会公共”代言。中国的某些“公共知识分子”很在意自己的理念和“持不同政见”的形象,这与传统重名节的中国士大夫有一些相似,他们关心终极目标,而不在乎“怎样做”的改革。有的甚至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不用为实际的进程负责。

  在袁绪程看来,中国缺少的是改革的知识分子。改革的知识分子以推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为己任,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目标,对变革的实际进程承担责任。这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

  他希望不论是否“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来关心国家的改革或变革,“毕竟我们血管中流着相同的鲜血,有一个叫‘中国’的共同祖国,不论你是否满意,不论你走到哪里,这都是命中注定不可逃避并影响你一生的地方。”【阅读全文】

袁绪程简介

袁绪程,男,湖南衡山人,1951年4月28日出生,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考,录取于广西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1993年评为经济学研究员。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先后在科研机构、股份公司、信托公司、香港中资机构、政府部门任职和兼职,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发表论文、调研报告和著作共计200多万字。

评论

  • “中国式改革”的忧与思

    富士康加班收入的攀比,与官员政绩和土地开发商利益的攀比是一回事。是无止境的,所以老百姓利益的损害也是无止境的。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和建立相关的法制监督体制,才能有效保护平民和工薪阶层的利益和生命。
  • “中国式改革”的忧与思

    富士康的加班和企业制度与我们今天的城市化和土地开发一样,他们有着巨大的暴利驱动效应;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土地管理部门高额暴利下就可无视拆迁户的利益和生命抗衡,暴力拆迁到处发生,可是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和执法机制,只能看着农民的利益被侵占,生命被自焚,开发商和官员的违法行为一次次不被问责,逍遥法外,那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建设能说是健康的吗?能说是为人民谋幸福,能说是代表民族和不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能说是科学发展观?。
  • “中国式改革”的忧与思

    该干的人不听也不信这些;明白的不掌权;掌权的瞎胡干。没有民主,一切免谈。
  • “中国式改革”的忧与思

    变革依次在“三个层面”上演进:一是以经济层面的改革为主,政治、社会层面的改革为辅;二是以社会层面的改革为主,经济、政治层面的改革为辅;三是以政治层面的改革为主,经济、社会层面的改革为辅。三个层面交替进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也可称为“三次改革论”。 ———————————— 同意老袁的观点,很理性,很务实,很受启发。
  • “中国式改革”的忧与思

    谁思考谁参与谁争取谁得益!

关注袁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