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不缺“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为“社会公共”代言。中国的某些“公共知识分子”很在意自己的理念和“持不同政见”的形象,这与传统重名节的中国士大夫有一些相似,他们关心终极目标,而不在乎“怎样做”的改革。有的甚至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不用为实际的进程负责。

  在袁绪程看来,中国缺少的是改革的知识分子。改革的知识分子以推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为己任,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目标,对变革的实际进程承担责任。这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

  他希望不论是否“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来关心国家的改革或变革,“毕竟我们血管中流着相同的鲜血,有一个叫‘中国’的共同祖国,不论你是否满意,不论你走到哪里,这都是命中注定不可逃避并影响你一生的地方。”【阅读全文】

袁绪程简介

袁绪程,男,湖南衡山人,1951年4月28日出生,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考,录取于广西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1993年评为经济学研究员。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先后在科研机构、股份公司、信托公司、香港中资机构、政府部门任职和兼职,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发表论文、调研报告和著作共计200多万字。

评论

  • “中国式改革”的忧与思

    谁思考谁参与谁争取谁得益!
  • “中国式改革”的忧与思

    朱敏和袁绪程的对话醍醐灌顶,感谢两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奉献的“智”与“道”。
  • “中国式改革”的忧与思

    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国防预算不能与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等量齐观;民主法治国家普通民众都有持枪的资格,正如我们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样,鼓励民众持枪参战打游击,实行人民战争;可是现在呢?把人民看作敌对力量,统统缴械,刀枪入库,那民众还有战斗力吗,遇到列强的突然袭击,民众就要严重遭殃;人家西方国家就是没有军队,中国军队进入人家国家,你都要受到武装的民众的抵抗,你都要吃亏;所以中国的国防预算不能与民主国家相比,要比,就要允许老百姓持有武器的资格,如果允许普通公民持有枪支,那就可以节约政府巨大的国防预算,军队只装备尖端的现代化武器,把民众所持的常规武器就可以算在军备预算中去。

关注袁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