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与变革体现在哪里
发稿时间：2016-09-29 10:25:37 作者：俞可平
尽管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和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许多严峻的挑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但不能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重大的进步。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一个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进步过程。然而，坦率地说，与人们对经济改革成就的评价不同，对政治改革的成就充满着争议。典型的争论呈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一样，进步迅速，成就巨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同，中国的政治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没有多少重大成就。海外一些专家甚至认为，不改革政治只改革经济，正是中国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原因所在。
其实，上述争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观察问题的立场和视角不同，如果从宏观政治框架上看，那么中国的政治变迁确实很少。中共一党执政的政党体制没有变，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的基本制度没有变，党领导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格局没有变，马克思主义主导的一元化政治意识形态也没有变。然而，如果换一种视角和立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政治变迁，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另一幅景象：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0多年中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从人治开始逐渐走向法治，首次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目标，着手建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制，政府行为更多地受到法律的约束；从封闭政治逐渐走向透明政治，首次颁布了政务公开的法规，各级党政权力部门逐渐推行政务公开；从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措施，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同时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从高度集权走向适度分权，中央政府从财政、税收、审批等多个方面向地方政府分权，同时将更多原先政府管制的事务转交给民间组织，开始向社会分权。
毋庸讳言，国家治理更多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换言之，无论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统治者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从而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但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并非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工具理性的改革通常需要价值理性的指导，而且也或迟或早会催生新的价值理性。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的改革虽然是达到既定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手段，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改革，但治理改革本身必然体现着某种政治价值，而且势必导致新的政治需求。因此，我一直坚持认为，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甚至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与变革，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领域和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和进步。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本文系作者为《中国的民主治理：理论与实践》（十卷）撰写的总序）
人物介绍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政治学者。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1981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为绍兴文理学院)。1982年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班，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哲学系讲师。1985年获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政治学博士。1987年毕业留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不久即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1993年-1997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副所长，1997年至2003年任该研究所所长。2003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教授或研究员，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近年来主要著作有《治理与善治》、《公益政治和权利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全球化的悖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