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产权制度问题。矿产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宪法》规定，这些生产要素属于国家所有。这就涉及到所有权怎样转化成一种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产权制度形式的问题，也就是所有权权能怎么分解，收益权怎么分割。目前，这些问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规范，也没有法律的规定。这涉及到多层面的关系，首先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有者代表是国务院。但对矿产资源的开发使用、处置是由地方政府进行的。这一体制叫国家所有，分级管理。但国务院作为所有者，怎样给地区授权，实际上是不明确的。所以现在形成了一种习惯，资源在谁的地盘上就是谁的，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地方所有制。这种情况下，国家所有权并没有形成可以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一种产权的制度形式。比如说分级管理是什么权，中央没有一个明确的确权，比如说是管理权，你这个管理权是个什么样的管理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说得很清楚，对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也就是财产权要和对它的行政管理权分开运行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分清楚，是混为一谈的。

 

　　地方政府认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就是自己的资源，就可以处置，我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授权状态下的无序开发。无序开发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不是因为管理权的问题，是因为财产权没有进行分割，没有一个确权，中央向地方没有确权，地方内部也没有确权，于是形成了一种分级所有制。导致国家所有这样一种作为基本经济制度核心内容的东西，名存实亡了。因此，中央与地方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收益的分割，在现行的分税制财税制度中是视而不见的。这是导致矿产资源无序开采，以及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的原因。

 

　　我觉得产权制度服务于企业的关系，现在也是不清楚的。这里面涉及到地方要发展，要招商引资，地方在没有得到所有者授权的情况下，就以收益国家所有的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条件，实际上把很多的收益都让渡给了企业，但风险留给了当地的老百姓，留给了政府，留给了社会。所以我觉得，收益的分割没搞清楚，风险的分担也没搞清楚。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资源型收益要共享，那怎么共享？现在实际上是没有共享的。作为国家所有的资源的收益如何让全民共享，在制度上是缺乏安排的。所以我觉得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了，这是关系到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第二，监管制度问题。矿产资源开发涉及到一个监管的问题，监管制度的背后是一种规制权，这种规制权中央也可以授权给地方，但这种授权也是不清晰的。这种规制权涉及到什么，比如说稀土资源，我们是应该先把自己的东西开采出来还是先到国际市场去买呢？怎么样平衡国内的开采和到国际市场的购买，这里就有一个战略的问题，这是在监管制度里应该考虑的。全国有各种类别的资源，这些资源怎么分门别类去确定哪些是要现在开采的，哪些是要以后开采的。据我观察这种监管制度也是不清晰的。当前实际上就一哄而上，能开采的开采了，不能开采的也开采了，不管是生态脆弱的还是不脆弱的，不管对国家战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全在开采。对于战略资源，我认为应当进行控制，要明确这些东西是现在不能开采的，没有中央政府的授权，地方政府不能擅自开采战略性资源。

 

　　资源的无序开发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破坏和事关战略资源的问题，还涉及到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富起来就是靠把国家的这些公共资源转化成私人的财富。这里面有腐败的问题，但是这类腐败问题的背后是制度的缺乏，就是产权制度、监管制度的不清晰。

 

　　第三，价格制度问题。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应当说市场在价格形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像资源型产品的价格形成，你不能完全指望市场。因为矿产资源在价格形成过程中很多的成本是没有进入到价格里去的，比如对环境的破坏成本。我们资源型产品的成本，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属于不完全价格。让资源型产品的价格在市场决定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价格，这离不开政府的干预。政府干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是资源税，但是资源税我们迟迟不出台。资源税实际上就是资源型产品的价格，生产价格要包含这些外部成本，就是把这些成本通过税收包含在价格里头，使这些成本内部化。但是我们资源税的改革是迟迟不能成行。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说资源税改革会加剧物价的上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说资源型企业的压力很大，搞改革他们没法活。也就是无论经济形势好坏资源税改革都搞不了。但不改革实际上是一种风险的积累。为什么雾霾天气突然之间厉害了呢？而且在全国连成片了，就是风险积累的结果，环境的风险已经转化成环境的危机。而且一旦变成危机，你要去化解，是需要相当大的代价和相当长的时间的。所以我认为应该尽快推动资源税改革，外部成本内部化，减少风险的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