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影响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对乡土中国有深入全面的理解。费孝通老的《乡土中国》深入剖析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虽然时代变迁，但其思索对认识今日的乡土中国仍然大有裨益，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多有启发。

　　从“文字下乡”到要素下乡，资源下沉才能走出一条乡村富裕之路。费老在书中两论“文字下乡”，论述了乡下人是否“愚不可及”、文字为何下不了乡、城乡对知识需要的不同，以及城乡社会的疏离等系列问题，鞭辟入里。随着知识教育的普及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现今“文字”早已下乡，但城乡观念的隔膜、建设发展的差异(城市走向繁荣、乡村更加凋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却在逐步变大。

　　笔者在乡村调研时曾就农村攀比建房、进城买房的现象询问农民，得到的回答是“不建房，挣钱干啥?”“不买房，能干啥?”这点出了乡村振兴中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先进观念进不了脑袋”“资本进不了农村”。农村人对投资理财观念比较生疏，甚至排斥，即使有此观念的也鲜有投资致富渠道，其结果就是钱和资源要么输向城市，要么变成死钱。先进观念和资本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先进观念好比引擎，一旦启动就会打开创新创造的致富之门;资金资本好比血液，流向哪里就会带来蓬勃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认为，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推动公共政策、先进观念、优秀人才、资本资源等要素的下乡，其中尤以资本下乡的撬动带动作用最为强大。书中提到，“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同理，给农民送钱送物的“输血式”扶贫，并不能真正使他们“富裕”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及之处，相应的观念、人才、政策也会接踵而至。推动资本下乡，必须以“帮助农民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与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相结合，让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全过程，形成与农民共享发展红利的机制，而不是资本主导的新一轮开发狂欢，演变成农民眼中的“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占有资源，老板坐地收钱，农家乐成了老板乐”的开发恶果。当然，最大化地发挥资本的带动作用，有赖于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松绑，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上，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探索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让下乡的资本真正找到用武之地，让乡村真正活起来。

　　从“礼治”“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三治”融合才能走出一条乡村善治之路。书中深刻分析了乡村社会存在的“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等各种权力互相交织、制衡，人情、法理、礼教等各种观念互相影响、碰撞的情形。费老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但又不能简单地将乡村社会理解为人治，“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并说“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深刻地阐述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前不久，媒体报道的广东企业家捐别墅赠乡亲，结果引起众多纷争，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一个很好证明。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相比城市而言，乡村的演进更慢一些，更多保留着《乡土中国》中乡村社会的底色。中国的乡村治理，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力量能主导，而是各方合力在发挥作用，也从来不是用一种标准来评判，而是要灵活采用不同的标准。“一把钥匙开不了所有的锁”。中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基于乡村社会复杂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按照理想化的设计，乡村自治是目标，主要用来解决体现村民意志、保障村民权益、激发农村活力的问题;法治是保障，主要用来解决治理的现实依据和手段问题;德治是灵魂，主要用来解决内在规范和约束，赢得情感支持和社会认同的问题，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们认为，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三治”融合的设计要变为现实，必须做好与乡土社会结合、兼容的工作，把握好政策的张力、拿捏好执行的尺度，否则可能事与愿违。拿法治来说，费老告诫我们，“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就有可能出现“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发生了。”当今乡村治理中存在的村民自治流于形式、黑恶势力泛滥、干部腐败、公共服务缺失、环境污染、公平正义不彰等问题，说明乡村治理还任重道远，“三治”融合要准备付出长期、艰苦、细致的努力。

　　从“欲望”“需要”到乡土文化建设，乡风文明才能走出一条乡村幸福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从宏观层面看，乡风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从个人层面看，幸福的实现既要靠物质生活的满足，更要靠精神生活的富足，而这主要依赖于文明的程度。

　　“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传统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生产不丰富，不过按照《乡土中国》的解释，一段时间内，“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从乡村中内生、演绎、发展的乡土文化，适应了村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身处其中“怡然自得”，没有违和感，可以实现满足和愉快。但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乡村文化作为一种与传统社会特质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已经日渐衰落、颓废，陷入边缘化境地，逐渐丧失了对乡村社会的哺育、滋养和支撑作用。当“原来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时”，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乡土文化建设，进而实现乡风文明，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我们认为，乡土文化建设不能粗暴地改建，而要对乡村文化重新发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乡村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唱戏、剪纸、扭秧歌之类的乡土符号，不能在对乡村游、农家乐等过度开发中剥蚀了乡村文化的根基，需要耐下心来，在田野上、村庄中找回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唤醒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的文化综合体。乡风文明的实现不能简单地摒弃庸俗、落后的文化活动，而要在深入分析根源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就像书中提到的“驱鬼”例子，“鬼有没有是不紧要的，恐惧却得驱除”。要杜绝农村像“驱鬼”这类愚昧的行为，简单的禁止或许行不通，重要的是为村民提供一种健康的“驱除恐惧”的方式。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打击、整治农村非法宗教活动，这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还需要为农民信仰、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伸张找到一种合适的替代品。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记述了花垣县十八洞村乡风文明的建设过程，通过组建民间艺术团，排演来自身边、真实可信、直抵人心的文艺节目，组织开展道德评比、道德讲堂等活动，重新“让人心月华似水，清水洗尘，把村风、民风变得更为明澈和澄净”，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指数，对乡村文化建设富有启发意义。

　　《乡土中国》的出版离今天已逾八十年，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渐行渐远，但经典的启发意义仍在。让我们切实看清乡土社会的本来面目，把握其中的变与不变、量变与质变，进而沉臂悬腕、挥毫泼墨，横竖撇捺、起笔收笔，切实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奋力书写新时代《乡土中国》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