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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的理论分析

发稿时间:2019-05-21 14:38:22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王东京

  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求今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中央为何将“稳就业”置于“六稳”之首并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而“六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将重点从理论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投资、消费、出口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一驾马车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点研究了投资、消费与就业的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后来有学者将凯恩斯的结论进一步扩展,提出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言下之意,扩大就业可从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同时发力。

  “三驾马车”的说法流传甚广,而且已有不少经济学者将其作为理论框架研究就业问题。我认为,投资、消费、出口并非三驾马车,三者合起来才是一驾,其中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出口是车后面的“货箱”。这是说,车和货箱并不是马车,它们要靠马去拉动。

  这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解释。从经济学的学理逻辑讲,我们说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因为投资需要以消费为牵引。一驾马车若没有马在前面拉动,车不可能行走;同理,若没有消费需求作牵引,投资也就没有动力。我们知道,投资(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若是消费需求不足,扩大投资所形成的必然是产品库存和无效产能。显然,这样的投资对扩大就业毫无意义。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扩大投资也能增加就业。不错,扩大投资确实可以创造就业。但从整个需求链条看,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若没有消费需求,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创造就业是饮鸩止渴,对生产过剩无异于火上加柴。若产品长期压库,投资无法回收,资金链迟早要断裂;而资金链一断,大规模失业将不可避免。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可用扩大出口来弥补,人们将“出口”看作拉动经济的马车,恐怕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事实上,这种看法是错的。亚当·斯密早就论证过,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而在存在国际分工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出口是为了进口他国商品,并通过进出口贸易互通有无,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按照亚当·斯密的分析,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那么一个国家如果只出口、不进口,就意味着该国主动放弃了分享国际分工收益的机会;而出口多、进口少,也表明该国未对等地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这样看,一个国家要平等地分享国际分工收益,就必须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积极进口。可问题就在这里,若一国出口多少也进口多少,它怎可能用出口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呢?

  由此可见,出口也不是一驾独立的马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强调“稳外贸、稳外资”,主要不是要用“外需”替代“内需”,而是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往深处想,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其实也是进出口。引进外资是出口商品,只是商品未离开国境;对外投资是购买外国商品,不过未将商品买入国境。既如此,一个国家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当然既要稳外贸、也要稳外资。

  就业、收入、消费的关系及其传导机理

  扩大就业离不开投资,而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消费需求增加才能带动投资增加。既然投资由消费需求带动,那么消费需求又由何决定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就业、收入、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般地讲,消费是由收入决定。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大多经济学家也都这么看。然而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家的看法却有了改变。费雪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中,开篇就说“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何为“一连串事件”?他解释是指一连串消费活动。如某人拥有10万元,其中7万元用于消费,这7万元是他的收入;余下3万元不是收入而是他的资产(如储蓄、股票等)。显然,在费雪看来收入分两种:狭义收入等于消费;广义收入大于消费。

  凯恩斯虽然不否定收入对消费有决定作用,但他认为消费不会随收入同比例增长。为了说明一个国家消费需求为何会不足,提出了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意思是:随着人们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这样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消费倾向)会下降。从增量看,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低,故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并不一定同步。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坚持消费由收入决定的观点,而且对如何看待“收入”提供新的视角。莫迪利亚尼根据他的“生命周期假说”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有储蓄;老年时,消费会大于收入,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一个人一生的消费仍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

  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现期收入与持久收入,所谓持久收入是指三年以上相对稳定的收入。根据这一划分,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此假说认为,决定消费的主要是持久收入而非现期收入。后来有学者做过大量的验证,其结论也与“假说”一致。是的,现期收入对消费会有影响,但确实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一个人现期收入不高,但若持久收入高,他可以从银行贷款增加消费。于今消费信贷风靡全球,足以证明消费需求与持久收入有关。

  可是这样又带来了一个问题,持久收入是预期收入,如果收入预期不稳定,消费也会不稳定。那么如何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呢?经济学的答案是:要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必须先稳定就业。道理简单,社会上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对工薪阶层而言,只有就业稳收入才能稳。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中央所以将“稳就业”置于“六稳”之首,并明确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稳就业的总体思路及其政策取向

  坚持就业优先,目的是通过稳就业来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人们的收入预期稳,消费就会稳;而消费稳不仅能稳定国内投资,同时也有利于稳外贸、稳外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务之急是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继续用改革的办法去产能、去库存,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同时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放管服”改革,支持企业创新,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不断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只要国内企业有活力,政府稳就业就有底气。

  用改革的办法去产能、去库存,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有两个重点:一是价格要由供求决定,让价格反映供求、调节供求;二是要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生产要素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自由流动,逐步建立起供给结构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机制。

  在操作层面,实现今年的就业目标还需有宏观政策的配合。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多年来人们有一种误解,以为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发国债。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适度发国债,但主要应该减税。发国债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是扩大企业投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得清楚,“今天的国债就是明天企业的税”。要减轻企业税负鼓励企业投资,政府就得控制国债规模。

  国务院已经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0.2个百分点;而减税力度却比去年明显加大了。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税率从10%降至9%;生活服务业保持6%的税率不变。据估算,全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对扩大企业投资和稳就业无疑是有力的支撑。下一步的关键,是要在执行过程中将减税方案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让企业普遍有获得感。

  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稳金融、防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说到底是金融失控的结果。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货币供应不适度,无论出现通胀还是通缩都会对经济健康造成危害。

  怎样才能稳金融?关键一点,是货币供应既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又要保持居民消费价格相对稳定,所以货币供应绝不能大水漫灌。为此,在宏观层面,应执行“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让货币供应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保持一致;在中观层面,要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在微观层面,要重点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三点重要结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重要结论:

  第一,投资、消费、出口并非三驾马车而是一驾马车。其中,消费对拉动经济起主导作用,不仅投资要以消费需求为牵引;而且一个国家要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在出口的同时必须进口,而进口也要以国内消费需求作支撑。前面已经分析过,引进外资可以当出口看,这样“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就必须先稳定国内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稳定,投资、外贸、外资皆不可能稳定。

  第二,一个国家要稳定消费需求,必须先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而要稳定收入预期,又必须以稳定就业为前提。就业稳,人们收入预期才能稳;而只有就业稳、收入稳,其他方面的稳定才有牢固的基础。可见,中央将“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不仅符合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而且也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稳就业的重点在三方面:一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用市场机制调结构,加快“放管服”改革,全面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二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继续加大减税力度,进一步帮助企业降成本,支持企业扩大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稳金融,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提供松紧适度融资环境的同时,要稳住物价,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