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吴老师的这本书。这本书写作至今的时间比较长了，它的一些背景，可能在座的很多朋友都不一定熟悉，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我们刚刚分享的环节有才上大三的小朋友，这本书的年龄比她更长，所以的的确确可能对于大家的阅读会构成一些障碍。

　　这本书我最早读也是15年以前的事情了。这本书到今天已经出版了26年，从写作开始算，差不多二十八、九年。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么长时间之前写的一本书，它有没有这么大的价值，让我们今天来重温它。今天我自己在办公室，也读了两个小时，因为对于我来讲，很多内容也已经有一点点陌生了。但是我重新读这本书，依然跟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感受一样，非常有启发。每一次阅读吴老师的书都会有新的体会，这就是吴老师作为一名经济学大家的不同凡响之处，因为他讲的总是非常普遍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并不会因为这个时代背景的变化和我们个人特殊的经历而有所不同，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来读这本书，还是非常值得的。

　　刚才也听了我们10位书友的分享，我不是很清楚大家6个小时之内读这本书真正的收获和感受是怎么样的。我自己有一个想法，也许在读之前，需要有老师先讲一下这本书的基本脉络，这样能够提高大家的阅读效率。比如说我今天想讲的这些内容，如果在读之前讲，可能对你们会更好一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不管怎样，我希望今天讲的东西能够帮助大家，或者能够促使大家回家以后继续来读。所以，我还是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两个方面的一些想法。

　　一、本书的写作背景

　　第一个方面，首先我想讲一讲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因为这本书你们能看到出版的时间是1991年，但实际上开始写作的时间是在1988年中期的时候。当时刘吉瑞作为一名非常年轻的学者，从浙江抽调到北京去参与中长期改革规划的讨论，所以他有机会和吴老师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才形成了这本书。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知道1988年到1991年这本书的出版，中间差不多3年的时间，这3年可能在座的朋友不一定特别熟悉。但对于我而言，恰恰是印象很深刻的3年。为什么呢?因为正好是我在拼命准备高考，然后考上大学，刚开始的头两年，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1988年发生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我们都说不太出来，但是198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你们每个人都能讲得出来。其实1989年之所以会发生那件事情，是和1988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是有关系的。当然你们有兴趣可以再去回顾那段历史，我就不展开了。

　　1989年以后这3年，我们今天一般通常会把它叫做治理整顿的3年时期，叫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什么叫治理整顿呢?治理整顿，通俗一点讲，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就是要开改革的倒车。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吴老师这本书的出版，以及这本书的内容，你们就会明白，其实这里面不但有他非常深邃的知识，还有他巨大的政治勇气。我想，你们首先应该要理解这一点。

　　我1990年上大学，当时很有意思，计划经济的很多东西都逐步在消除。比如粮票，其实到到80年代后期，大家用的越来越少。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上大学坐火车去学校的时候带了30斤全国粮票，不能用本地粮票，因为到了学校不能用。而且我妈妈帮我把粮票缝在衣服最里面的口袋里，说千万别掉了，掉了钱可以借，掉了粮票没人能把粮票借给你。那30斤粮票就是我第一个月买饭票所必须的。而且，我还有印象的是1991-1992年，粮票换鸡蛋这件事情又开始死灰复燃了。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粮票又有经济价值了。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它怎么突然在90年代的初期又开始有经济价值?其实都是和当时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一些政策，一些体制的回潮是有关系的。

　　1989年新的领导上台以后，曾经开过一个会。这个会议找了很多经济学家去，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请大家给中央出主意，下一个阶段的经济政策方略应该怎样制定，怎样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那3年的经济特别困难，今天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掉到6.5%，你们觉得很低了吧，但是你们要知道，199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3%，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最慢的一年，为什么会这样?当时的情况主要还是我们不清楚改革的前景应该往哪里走。那时很多学者就说，之所以经济秩序这么困难，都是因为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市场秩序极其混乱，没有计划有序的调节，经济没法搞得好。在这个会上，绝大多数的学者是持这种观点，只有3位老先生，也不能说老先生，吴老师这个时候还不算老，60岁多一点，他和另外两位，一位是薛暮桥老先生，那真是老先生，那个时候已经快90岁了，还有一位是刘国光教授，他们3个人，挺身而出站出来，做非常有理有据的论辩，当前的经济困难不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改革不彻底，两种体制交错在一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这本书里所讲到的双重体制下的摩擦才形成了当时的困难。所以要想走出经济困难，唯一的出路是继续市场化取向改革，继续推动改革往前发展，才能够走出困境。当时吴老师的论辩对手们就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吴市场”。你们今天感觉这是一个褒义词，相当于是吴老师对于中国的市场改革推进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尊称他是“吴市场”。其实这个外号，一开始是个贬义词，就是说他除了知道市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只会讲市场、市场，你叫“吴市场”最好。在这样的背景下，吴老师他坚决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而且坚定地向当时的政策制定者，要求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这样的政治勇气，在今天看来，我觉得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实，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我理解为就是要为市场经济辩护，也是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这一种道路辩护。这是写作的一个大背景。

　　二、本书的逻辑和结构

　　第二个方面，我想将这个书的逻辑和结构给大家捋一下，其实你们如果有兴趣后面再来读，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也会结合当下的一些问题，来讲一讲为什么觉得这本书还值得读呢?就是因为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许多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依然非常具有紧迫性，对于我们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因为要为市场经济辩护，所以这本书的逻辑，首先就指出为什么建国以来我们建立并实施的计划经济是没有效果的。一开始把这件事情先讲清楚，为什么计划经济没有效果，而且，为什么过去在计划体制内我们所做的那些修修补补，为了改善计划体制所做的那些称为完善计划体制的改良型改革，也是没有效果的?把这两个问题讲清楚了，由此才推出这本书给出的改革目标，就是改革目标只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头两章的内容。

　　我们知道，中共在1949年建制以后，从1952年开始，学习苏联的模式搞计划经济，这并不是说有人拍脑门拍出来的，也并不是说当时的领导人们是出于无知，出于个人的私人利益。其实计划经济的建立和实施，是中国现代化历程当中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必须要在这样的高度理解。中国在过去100多年里面长时间落后，所谓的仁人志士、精英群体、知识分子，都在寻找怎么样的一种办法、一种途径、一种制度，才能够让中国摆脱落后的状况，实现经济的发展，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共产党其实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只不过当时，大家认为由政府来干预，建立一个全面的政府干预式的体制，可能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发展。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一种行政协调的命令经济体制，有它内在的缺陷。当然这个缺陷并不是当时就看清楚了，而是后面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使得我们看的越来越清楚。第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中央计划者它并不掌握充分的信息，它的计划制定并不会那么有效，第二个缺陷是它也没有办法激励执行计划的人，会完全按照计划的要求来行事。它解决不了信息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激励的问题。所以计划体制的无效，是根植在这种基本的机制里面的。那么大家为什么说改革这种计划经济的修修补补的完善，也没有效果呢?苏联也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搞过改革行政性分权，而且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过社会主义的大论辩。那为什么没有效果?当时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兰格两位你来我往的互相写信辩论，信也发在国际上一流的杂志上，讨论计划经济可行还是不可行?兰格认为说，计划经济是可行的，只要中央计划在模拟市场来决出计划的价格，那么计划的价格就会类似于市场机制运行所得到的结果，当然资源配置还是有效的，这是兰格的一个辩护。兰格的这个辩护，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兰格在人生最后一篇文章《计算机与社会主义》中特别提到，如果未来计算机充分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的时候，计划的可行性就会极大的提高。刚才也有朋友讲到，马云最近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数据时代使得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提高了，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吗?这个问题，我想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你们如果仔细阅读，吴老师是给出了答案的。

　　首先，即便是在大数据时代，也有两个问题计划者解决不了。第一它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都完全掌握，因为信息是瞬息万变的。第二即便掌握了信息也不表示你能够利用好这些信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一定可以解决。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今年春节期间，出租车行业出现了打车难的现象，出租车大量利用了所谓的移动互联网。那么我们在座的可能都装了滴滴或者Uber，或者其他的一些打车软件。按道理你们应该会很充分的了解到，哪里有出租车，出租车也一定很充分的了解到哪里有乘客，可以用来搭我的车对不对?但为什么会打车难问题更加严重了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反而是出租车，这些司机们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人为的抬高这个价格。所以，这个信息系统的建立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呢?恐怕不是。

　　还有一个大家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是利益机制的问题。就是说即便你掌握了充分的信息，也无法解决行为人之间的这种利益激励和分配的关系问题。你即便有APP,出租车司机他出于个人的利益，可以故意把他的网关掉，故意制造人为的短缺，就达到了目的。因为短缺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可以自动加价。这个问题的产生，这种投机行为的发生是源于什么呢?不是源于信息，而是源于激励机制。所以信息本身是解决不了激励机制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马云所讲的大数据就会让计划经济带来更大的可行性，其实早在20年多前吴老师这本书里面就已经做出了充分的反驳了。

　　总之，这本书头两章的内容，就是来阐述计划和计划经济过去修修补补的改革为什么不可行。

　　第二个方面，这本书的第三到第五章集中阐述了，竞争性的市场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既然吴老师认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只能建立起竞争性市场体制，所以他就花了3个篇章来讲竞争性市场体制到底包括哪些方面。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个是企业，第二个是市场的协调机制，第三个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首先吴老师在第三章里讲到了计划体制下的企业，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它不过是在国家生产辛迪加下面的一个生产车间而已。它并没有独立的决策权，甚至也没有价格的制定。它没有生产多少的权力，也没有制定价格的权力，也没有为谁生产的权力，这些事情都是有计划已经给它定下来了。所以在这样没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背景下，其实政府对企业是承担了无限责任的。和最近王岐山说的政府无限责任有点像，计划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责任就是无限责任。第一，政府不给它放权;第二，如果这个企业亏损了，政府要把它兜起来。所以这怎么可能是市场体制下我们说的典型意义上的企业呢?

　　既然国有企业它不可能是典型意义的企业，那么，如何形成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吴老师就在这本书里面指出了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如何将国有企业改革为或者改组为股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这是这本书里面所指出的一个方向，就国有企业应该按照现代公司制度，变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这样，它是股权多元化的，就会类似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里的公司化企业来展开运作。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刚才也有书友讲到不知道往哪方面改，现在提的名词很多，什么混合所有制，各种说法。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混合所有制的本质，还是股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第二条道路怎么形成适应市场的企业呢?就是要发挥企业家精神，鼓励民间创业、创新，发展民营私营经济，发展民营私营企业。

　　第二个方面，吴老师讲到竞争性的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要发挥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价格信号本身要是对的。通俗点说，要把价格搞对。价格本身要反映生产要素和商品稀缺程度，价格信号本身是不能被扭曲的，如果价格信号被扭曲了，我们资源配置的结果当然是不可能达到有效的状态。计划经济之所以没有效果，就在于计划经济的价格信号，它总是扭曲的。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其实我们市场体制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因为它一定会涉及到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机制并不是说它总是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它有很多的前提条件。比如说信息要对称;比如说竞争要相对充分，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有很多垄断企业进行垄断定价的话，那它何以能够实现有效的市场调节结果?另外，在一定的时期里，如果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产生错误、不恰当的理解，可能会带来凯恩斯所说的三大心理定律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这样一个合成谬误的结果。那么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就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在强调市场，强调价格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必须要同时具备宏观调控能力。吴老师也说到了，因为要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所以当时的情况下，财政，税收，金融就必须要同步改革。如果不同步改革，宏观调控机制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书中提到的这三个方面其实是很ABC的，但的的确确把竞争性市场体制最本质的东西讲出来了。

　　本书的第三个部分，第六到第八章集中分析了中国从1978年以来，甚至可以将时间再往前推，推到1958年以来，我们国家的改革采取了什么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改革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吴老师在里面提到了几件事。第一，提到了改革战略的选取问题，究竟是应该协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局部改革单项突破?这个问题在书里讲得很详细。以吴老师为首的学派有个名字，叫整体协调改革派。这个学派以吴老师为代表人物，包括他周围的其他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学者型官员，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以及最近刚刚去北京就任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他们这个学派，特别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要整体推进，单边改革是不解决问题的。我认为这个思想非常重要。其实这个思想也是和日本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的一个观点是完全吻合的。他认为体制的各个方面是具有互补性的，就像刚才有的同学提到玩魔方一样，这里有类似的东西。一个方面的改变，一定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改变，如果只想一个方面改而另外的方面不改，体制就会产生摩擦。这也是吴老师这本书里反复强调双重体制会产生摩擦力，会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一项制度只有和具有互补关系的其他方面制度才能协调的好，所以，改了一块其他的不改，就导致体制的运行成本、摩擦成本非常之高。

　　第二个方面，谈到了行政性分权的道路为什么走不通的问题。中国的体制问题并不仅仅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毛泽东1956年有一篇文章叫《论十大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在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指导下，1958年刚刚建立计划体制没多久的中国就搞了第一次体制内的改革。行政性体制下放，把1个中央计划者变成了30个计划者，每一个省都可以做自己的计划，每一个省都可以来协调资源配置。导致的结果是中央的计划完全平衡不了。30个计划者，在一个国家之内，比1个计划者导致体制运行结果更加糟糕。也因为行政性的体制下放，才有了1959年到1961年的3年大饥荒所产生的极其恶劣的后果。所以行政性体制下放本身并不可取。但问题在于80年代初，我们再一次采取了行政性放权、体制下放的政策。当时华国锋执政期间，他搞了100多个项目，我们当时将其叫做“洋跃进”相对于50年代的大跃。当时中国打开了国门，引入大量的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但是这样的发展路径是超越了当时的国力和实力的。为了能够促进各个地方有积极性来收集更多的财政资源，支撑这些大规模的项目，所以将大量的财权下放给地方，形成了由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这样的体制其实是行政性分权的延续。那么吴老师其实是在批判这样一个体制，给当时中国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最后，吴老师也指出了企业改革搞承包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承包制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它把国有企业承包给经理人员，事实上导致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属性的混乱。那些经理人员，他们往往是负盈不负亏。承包制16字：包死基数，确保上缴，多收自留，欠收自补。但往往结果是什么?企业赚了钱，有了利润了，多收了，的的确确是经理人员拿到了奖励。但是，欠收了，他会补吗?他没有钱可以补，他那个时候连套房子都没有，拿什么去补。他没有任何东西，然后耍个赖，说亏损了根本不是我的原因，还是计划体制、价格扭曲的原因。你要我承担那么多社会福利，那么多不应该我承担的代价，是这些负担导致了亏损结果，最后又将亏损这个后果推给了国家。所以承包制本身，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国有企业能够变成真正的市场化主体这一结果。吴老师当时在这本书里做的这些判断，恰恰和去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利弗·哈特的不完备合同理论，我们也把它叫做新产权理论，是完全相吻合的。因为承包制事实上是把国有企业变成了经理人员自己的企业。在不改变名义产权的背景下，将剩余的控制权和收入权全都交给了经理人员，这肯定是不对的，也是行不通的。吴老师在这几章中，从整个改革战略以及改革方式，无论是行政性分权，还是企业的承包制，都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讲了。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指出了未来的改革当中应该处理好的几对关系。第九到十二章，分别是平等和效率的关系，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当然包括城市化的问题，以及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这四对关系都是改革必须要处理好，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也是下一步改革能不能改得好的四个方面。所以，后面这四个关系的处理，吴老师也是花了很多篇幅。

　　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今天重要不重要?依然非常重要。去年有一本书，其实是本学术书，我相信不是很多人能看懂的，但居然也在中国风靡了一阵子，就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是讲平等的问题，讲收入再分配如何保证社会公平的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问题现在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为什么特朗普能够上台?跟美国最近20年以来，收入分配关系的两极分化趋势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人享受到了互联网技术的好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下成为受害者。所以这个问题今天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中国的平等和效率问题，根本上还是和自身的体制相关，譬如垄断问题、腐败问题，导致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既缺乏效率，又没有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

　　另外一个问题，所谓城市化的问题，刚才也有一个书友提及，我认为他讲的那个问题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不太同意他那个观点。因为你们可能不太读文献，所以不太了解，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修建，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高速主干公路网的修建是导致了生产进一步向沿海大城市的集中，而不是说生产开始往内地去了。因为对于企业而言，在大城市里面生产，再把商品运回内地去卖，是一个更有效率的行为。所以问题不在于说我们的城市化一定要在地理意义上，每隔一个地理位置就应该要有一个大城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意思呢?关键就在于生产是要向大城市集聚，而沿海地区因为各种原因，是更容易产生大城市的。生产向大城市集聚会带来集聚效应，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创新经济等，这都是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证明了的。生产的集中它并不一定会带来这个分配的不公平，关键就在于当我们生产在往大城市集中的时候，我们的劳动力也要流动起来，劳动力也要往大城市走。我们现在搞一些所谓的小城镇，所谓的城镇化，所谓的鼓励劳动力回到家乡去就业，鼓励这样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它其实是反效率的一种政策。它怎么可能会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果，它只能恶化收入分配不公平。所以，城市化今天到底是应该以大城市为主，还是要以小城镇为主，我想其实不用去争论的，一定是要以大城市为主。当然，我这里要多留一句话，是不是大得像上海这样，我有保留态度。的确，规模经济走到一定阶段就会走向规模不经济。

　　最后一个问题，说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就是和我们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挂钩的。刚才燕玉叶老师读的22页那一段话我非常有感触。我们如果是一个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必然的结果是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所以改革为了什么?改革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建立更好的制度来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因为只有通过改革，让那些不利于发展的体制被消除，让有利于发展的体制进一步建立起来，我们的资源配置效率才能够变得更高一些，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相对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许是六点几、七点几，甚至不排除个别时候还能回到八点几。我认为，只要这个体制不断的改进，这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结构是什么含义。吴老师这3本书有一个总序，刚才翻了一下，之前没有读到，他特别指出来结构在英文原文里structure是institution的意思，是制度的意思，是制度结构的意思。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去调经济结构,这完全是和本意背道相驰。而是通过制度结构的不断完善，使得经济发展更加有效。所以，改革和发展不矛盾，有些人认为要改革，只有把发展速度慢下来一些。其实不是的。改革推进的好，发展的速度不但可以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甚至效率也会变得更好。因为效率本身就是速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想，今天我们来重温吴老师这本构思于30年前，写作完成于26年以前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本书并不过时，它依然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精神，能够对今天进行的经济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巨大的真知灼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