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感涉及广大群众对协商以及协商真实性和有效性的评价，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协商的认同、支持、再参与情况。要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而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就必须不断提高群众协商感，这既是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需要。在实践中，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协商感，在以下四个方面，有较大提升空间。

　　丰富具体的协商实践，解决“感知不充分”问题。当前，尽管协商民主是一个热门话题，但依旧有不少人对此不够熟悉，他们没有亲历或没有目睹甚至没有耳闻过，或知其名而不晓其实。这种对协商民主“感知不充分”的问题，固然有宣传教育和关注不到位的原因，但关键原因还是各形各色的协商实践不够丰富。因此，有必要在一如既往地加大宣传教育和动员组织力度的同时，落实“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要求，从协商形式多样、协商平台和协商载体多元、协商频次增加等方面入手，丰富具体的协商实践。借此多协商、广协商，力争确保群众知协商、明协商，以解决对协商“感知不充分”的问题，这是提高协商感的第一步。

　　当然，丰富具体的协商实践，必须和“协商泛化”相区别开来，不能不顾是否适合协商条件而动不动就协商，这容易导致群众对协商的误解。

　　增进举办者协商素养，解决“不愉快体验”问题。比“感知不充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虽然对协商有感知，但却对协商的真实性有效性不满。现实中，有些人对协商的真实性有效性不够有信心，而造成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参与协商活动时有了“不愉快体验”，如表达利益诉求或建议时没有被认真听、表达的诉求和建议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应有的正常发言被打断或不当限时等。而这些，实际上与协商活动举办者的协商素养密切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增进举办者协商素养，切实从协商知识、协商态度、协商能力、协商方法、协商组织和引导、相关政治素质等方面提高，充分考虑各参与者的协商心理感受，把共决、商谈、包容、公益等原则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努力实现真协商与好协商。特别是要注意那些有可能造成“不愉快体验”的明显言行，确保参与者受重视受尊重心理需求的尽量满足，正视和引导协商能力不足者，同时不能刻意回避特定人或事。

　　引导参与者协商品格，解决“期待欠妥当”问题。影响协商感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方面，那就是“期待欠妥当”。比如有些参与者错误地以为协商就必须是“要听我们的”、有些参与者太看重一时一己利益等。上述这些，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乎参与者协商品格的问题。

　　相应地，要提高协商感，就要引导协商参与者的协商品格，以逐步转变他们那些“不对或不妥的想法”，最要紧的任务有三个。一是要引导参与者认识到协商的核心功能在于“策”与“谋”，而非“决”与“断”。由于现有的决策责任机制和公共事务的外部性等原因，协商参与者通常是诉利益、谈主张、提建议，最终整合各方的职能属于有法定职权的领导机构或领导者。二是要引导参与者考虑眼前利益也考虑长远利益，考虑自身利益也考虑自己对他人、对集体、对国家与社会的公民义务和责任。三是要引导参与者真正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把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以及深思熟虑的主张提出来。

　　推动整体的协商发展，解决“伴生性影响”问题。协商感影响因素，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有人认为，有时候协商过程中的具体事宜无章法、有些参与者不合格、缺乏应有的氛围，等等。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协商不够成熟所导致的“伴生性影响”。所以，要推动整体的协商发展，使协商渐渐走向成熟，避免协商感因协商本身不成熟“打折扣”。这一点，是改善群众“协商印象”、提高协商感比较根本的一条措施，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搭建三根支柱”。

　　一是制度支柱，从协商的发起，到协商模式的选择、协商代表的确定、协商主持人的安排，到协商内容与材料的提供、协商过程中的论辩、协商结果运用，再到协商监测与评价、协商法律法规、资源支持及其他相关方面，都需要建立、健全和创新、落实相应制度。二是人心支柱，所针对的是协商参与者个体，旨在将实际的与潜在的协商参与者塑造成具备公道、正派、理性、负责等协商品质的合格参与者。三是文化支柱，这与人心支柱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为了“将实际的与潜在的协商参与者塑造成具备公道、正派、理性、负责等协商品质的合格参与者”，但它主要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全体，也就是旨在营造整体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