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从PC时代跨入移动时代，人工智能的社会应用蓬勃发展的今天，信息的产生、传播和消费也逐步克服了时空的局限，人们面对蜂拥而来的信息潮，开始面临需要快速作出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压力。与传统农业和工业时代相比，这种压力不仅导致了当代社会中不同群体的观念冲突，而且也可能导致实践中各种难以预见的行动后果。

　　更复杂的是，现实社会中不仅有伦理价值和知识体系的冲突，即使面对复杂的现代科学技术本身，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难以达成共识，例如转基因食品、大型石化和核电项目、水电开发等，都曾在国内外引发了广泛争议。

　　因此，与前互联网时代相比，现代社会在公众利益话题上达成广泛共识的难度和复杂度更大，价值取向和生活背景的多元化，影响着人们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从而构成了互联网时代的新挑战。

　　在这种场景下，“科学”作为修饰用的形容词，与“理性”几乎意思相同，换而言之，就是“合乎理性”，用哲学术语来说，也就是合规律性，这里的规律指客观规律，既包括自然界的规律，也包括人类社会的规律。作为一个迟至晚清才被引入汉语语境的词汇，“科学”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含义，即成为了一个判断知识和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基本依据。

　　历史地来看，科学能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话语上的权威性，不仅仅只是通过17世纪以来工业革命、思想启蒙运动和大学转型的具体实践来证实，更是孕育科学本身的科学文化的力量所引发的。科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以科学家共同体为核心从事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活动。我们回顾现代科学在西方的起源时发现，没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转型，西方科学文化将缺乏生长的土壤，终归只能停留在实验室和少数科学团体的讨论中，无法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来为自己树立权威。

　　在当今社会，科学文化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核心之一，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基础和人类幸福的主要源泉，而在面临互联网时代信息过载时的当下，更需要继承和弘扬科学文化来帮助我们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从而在实践中为人类谋求福祉。

　　中国近代经历过多次科学文化的导入，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文化惯性，科学文化在我国并未像西方社会那样得到广泛普及和认识，对科学文化的核心——科学精神的理解、把握和践行仍然做得很不够。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对西方原生的科学文化和精神进行了过滤，把知识体系作为目的和工具，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在近代洋务运动中更是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这就使得现代科学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中并不彻底，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公民科学素养的欠缺，使得人们在各种社会争论中缺乏理性对话的基础。因为科学知识体系所依赖的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精髓，包括基于理性、实验、怀疑和求证的方法论基础，以及对于追求真知的道德律令式的伦理学承诺，在功利动机下无法整体地移植到影响深厚的传统文化中，这样虽然表面上避免了科学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却使得我们丧失了科学精神的另一个精髓：创新和怀疑。

　　在现代科学文化中，追求真知是科学的核心目的，而知识的发现和应用，离不开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及实践检验，即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结果必然表现为知识和实践的创新。要弘扬和发展科学文化，要将科学文化、科学精神中的价值观、内在信仰和动机等，通过外部社会系统的建制化予以表达，从而将软性的、不可见的科学文化通过科研机构设置、科研奖惩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科研经费管理等制度安排外显出来，通过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发挥科学的力量，改变和提升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模式。

　　学习、吸收和弘扬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文化，并不意味着必然和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冲突。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思想中这种对于知识体系的态度，就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基本理念。所谓的文化自信，在这里是指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文化都可以经过适当的改造取舍而加以融合。将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核心的观念和西方科学文化中以“真理”为核心的观念结合起来，追求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才是我们吸收、融合和弘扬科学文化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