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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公共空间:特大城市建设理念新革命

发稿时间:2021-05-06 13:28:30   来源:城市进化论  

东京是全球著名的“铁轨上的城市”。1181.9公里、769个站点,密织的铁路网络(包括电车和地铁)担负着东京都每天4000万人次的出行需求;在带动埼玉、神奈川、千叶三县建成“新都心”的过程中,便捷的轨道交通体系有效引导东京城市功能转移,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有序高效运转。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被认为是“东京之所以成为东京”的一条重要营城经验。

创建于1900年的日建设计,是世界领先的综合设计公司,具有丰富的TOD综合开发规划设计经验。今年11日履新日建设计社长的大松敦,1983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日建工作,曾参与东京中城、涩谷站城复兴规划、大崎站城市更新等多个重要项目。

在他看来,车站不仅仅是单纯的交通节点,也是给各种各样的人群带来相遇契机的空间,并且兼具店铺和展示厅等众多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对中国的大城市而言,借助TOD开发,重塑“车站”与“城市”的关系,已步入关键期,公共空间、城市活力、边界延展,都可由此实现突破。

从车站到街区:行人舒适化原则

问:今天的日本城市,普遍呈现出“以车站为中心”的形态。您如何看待“车站”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

大松敦:车站不仅仅是单纯的交通节点,也是给各种各样的人群带来相遇契机的空间,以及兼具(充分利用这一特点的)店铺和展示厅等众多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TOD开发的理想,就是延伸这些车站功能,使其与城市的公共空间融为一体。

要实现这一目标,民营开发主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具体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他们手里。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规划私有土地,例如具体的设计、色彩等,这些都由企业自己和设计公司商量决定。

在此之前,诸如住宅、办公楼、商业区等设施要设置在哪里,建造多大规模,以及如何分配给企业,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规划确定的。

为了打造“一体化”空间,首先政府要与企业联手制定统一的指导方针。根据指导方针,对最重要的部分制定城市规划,其他各项具体事项,由民营开发主体按照“行人舒适化”的原则自主打造。该规划指南,由政府、开发商和轨道公司共同协商制定。三方分别对应公共道路、私有土地和轨道设施。规划指南制定后,开发商依据该指南开展各个项目的开发,政府也会对公共交通和公共设施提出相应的空间布局规划。由于指南明确了每个地区的未来规划和发展方向,轨道公司可以通过预留与车站的连接方式,推进车站建设。

问:TOD开发理念中的“行人舒适化”原则,就是要让人更舒适便捷地从站点走向街区。这种“舒适便捷”从何而来?如何才能让城市街道变得安全又有趣?

大松敦:将车站、公共用地和私有土地的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一体化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在不分离各个设施的前提下,将整个空间统一起来,打造连续的步行网络是基本。老地铁站等空间狭小,有时难以安装电梯、扶梯等移动设施。因此,充分利用周边企业和商业街区,连接地下空间,并利用私人场地内的移动设施进行垂直移动的规划,可以为利用者提供舒适和便捷。

例如,像涩谷站这样的大规模换乘站,在轨道和周边开发的合作上,需要采用大型的机制。这里过去有7条线路通过,地铁(地下)、铁路(地上)的轨道高度也不同,对乘客来说换乘非常不方便,换乘路线也不清晰。

2000年,涩谷确定建设新的副都心线,这为涩谷改善其交通体系,提供了一个契机。多家轨道公司(包括JR东日本、东急电铁、东京地铁等)、政府和周边的民间开发商聚集在一起,对总体规划进行了协商整合。充分利用土地的高低差,通过设置“城市核”这一标志性的垂直移动空间,使乘客的垂直移动路线变得清晰明了。像这样,各方充分沟通、协调,共同制定指导方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问:现在不少中国城市都希望用更多的小街区替代宽马路,地方政府也比以往更重视街区层面的活力。对于提高街区活力,您有哪些建议?

大松敦:在城市设计中采用人性化的街区结构,对于将丰富的公共空间融入到城市中,是非常可取的,但只有这些仍然不够。

在城市设计“失败”的案例中,更多的原因,往往是政府和企业间没有做好充分协调。道路由政府建设,其他土地由企业自由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和整体考虑。除了规模上的人性化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官民联手,将民营开发用地内的通道和广场等公共空间,与道路和公园等公共设施进行一体化开发,打造更丰富的公共空间。在民营街区的通道两侧设置商店业态,将进一步带动街区的繁华。

公共空间:根本性的“城市基础设施”

问:我们注意到,前任社长龟井忠夫在阐述任命理由时,特别提到了您在城市开发领域中取得的成绩,尤其是“从公共空间角度推进的项目”。您如何理解“公共空间”?

大松敦:以公路、公园等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在现代社会中,基本上都是在公有土地的公建公营,现今已成为市民进行城市活动的重要承载空间。

近年来,日本社会对于公共空间的概念也在不断扩大,从作为城市活动承载空间的概念,进一步提升到提高城市魅力、促进城市创新和创造活动等愿景的场所。关于公共空间的建设和管理,也从公建公营到民间地块内的民建民营,铁路车站内部、公有土地内公建民营以及民建公营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提供给市民。这种进化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被视为今后的城市根本性的、新的“城市基础设施”。

问:东京的城市开发从何时开始越来越重视公共空间?有什么特别的契机?

大松敦:在东京,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20世纪80年代,即第1阶段,通过有效利用综合设计制度和特定街区制度等城市开发制度,在民间开发用地建设面向市民开放的公共空间。此后,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0年间,众多城市开发停滞不前。

为了实现城市再生,2002年出台了城市再生特别措施法,作为新的城市规划,民间可以对城市再生特别地区进行提案。从这时起开始进入第2阶段,多个开发主体携手,打造开发用地内外一体化的丰富的公共空间。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的阶段已然开启。

问:在您看来,一个“好”的公共空间形态,需要满足哪些标准?对于不同的城市区域(比如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和人口稀少的郊区),设计原则有何不同?

大松敦:多方参与和协同,形成无土地界限一体化连接的空间,是打造丰富公共空间的基本原则。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提升整体景观设计的品质,还能使利用者的移动空间变得更加舒适、便捷。各种人群越过边界,见面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偶遇,都将会成为激发崭新思考的契机。

像涩谷站那样客流集中、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枢纽站,需要立体的公共空间,利用建筑墙面的室外电子广告等,也成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日比谷和六本木这两个东京中城项目,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日比谷中城不同于涩谷的模式,与皇居周边的广阔绿色空间形成了立体连接。而六本木中城则是以地面为基础,有效地将公园与民间的公共空间连接为一体。在郊外和地方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面层互相连接起来的方法,是现实有效的,有望得到广泛的应用。

问: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疫情之下城市公共空间将发生哪些新变化?规划设计面临哪些新挑战?

大松敦:人们的动向会发生变化,从向城市中心过度集中型逐渐转变为分散型。因此,作为新的绿色城市基础设施,要求我们扩大郊外和地方城市的地面连接型公共空间的建设。

不过,其面对课题是,很难期待有像市中心那样大规模的开发需求,所以无法用开发利润反哺这些公共空间的建设投入。在这些地区,要获取公共事业预算也不容易,从公共空间的建设到运营所需要的费用,需要想办法筹谋,比如利用云基金、小规模民间力量,或者建立市中心和郊区的新经济循环等。

未来城市:对历史和文化资源赋能

问: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在您看来,未来人与城市空间将呈现何种关系?有限的城市空间如何承载不断集聚的人口?

大松敦:很难想象大城市会继续按照现在的模式,持续扩张或者提高密度,来吸收城市人口。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城市活动的兴趣会发生变化。相应地,人们会重复集中和分散、或者大规模转移。城市不是物理上固定的存在,而是作为承载人们移动的“力学系统”而发展。

为了适应人群的移动,有必要考虑由具有适当间隙的多个微中心构成的空间形态,以及建立这些形态的机制。同时,为了促进基于流动模式的城市缝隙自主重构,在各种维度上予以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

问:自1983年加入日建设计以来,您参与了很多城市开发项目。眼下城市的“模样”是否与您入行之初的设想吻合?近40年间,您认为“城市”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大松敦:入职初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设想,但对建筑、城市的结构、形态和设计是通过什么力学方式形成的问题很感兴趣。过去40年里,城市发展项目趋向大规模化。项目变得更加复杂,民间开发主体在公共空间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因此,项目规模的变化使得多方利益的协商过程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在于,项目所处大环境中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渗透、得到公认。

问:如今随着5G等新技术的应用,外界对“未来城市”充满想象。在您的构想中,“未来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未来5年是否会出现新的城市空间形态?

大松敦:5年内是否会出现还很难说,但自给自足型的零碳排放城市,作为微中心城市理想体系的一种,还是有可能出现的。不过,我不认为这是未来城市的唯一最终答案。人们追求现实的、多样性交流方式的欲望,会成为未来城市面貌变化的动态性因素。

问:未来城市之间的差距,很可能再次被科技改变。对东京这样的世界城市来说,如何保持吸引力、巩固竞争力?

大松敦:不仅仅是在经济和产业方面,针对历史和文化等城市所拥有的资产赋予一定价值,不断尝试对这些资源赋能,也是极为重要的。而为了发掘新的潜在价值,并将其价值真实地传递出来,公共空间就变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