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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与秦国的吸引力
—— 战国时期列国崛起更替的基因密码(三)

发稿时间:2017-06-30 11:28:43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丁万明

  在诸侯列国之中,秦国的文化软实力原本最弱。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但却始终没有踏上秦国半步,后世韩愈《石鼓歌》有言“孔子西行不到秦”,这是秦国文化缺失的真实写照。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很少看到列国士人的影子。商鞅之后虽然有张仪、范雎、蔡泽等士人策士相继接踵赴秦,但无论是士人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居于列国之后。真正改变这种局面的人是吕不韦。吕不韦在秦国主政十五年,“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史记·太史公自序》),为秦国统一天下收罗了大批的人才,做足了人才储备。吕不韦家僮万人、门客三千,其中对秦国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李斯、甘罗等贤才,这些人才并没有因为吕不韦身遭羁难而出走,而是大多留在了秦国,最终成为秦国的栋梁之材。

  人才之外,吕不韦给秦国留下的文化遗产便是《吕氏春秋》。这部书是杂家的集大成之作,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文化建设最耀眼的成就。吕不韦出于商人的本能,试图把诸子百家择其善者而融为一体,这样的文化战略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正是凭借修著《吕氏春秋》,秦国一跃而成为文化发展的引领者,为统一天下准备了文化基础。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编写《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语道破了其真实目的:“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很多人对吕不韦的认识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都因为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开篇即云:“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这句话几乎成了后人认知吕不韦的盖棺论定。其实考其生年,吕不韦初见异人时至多不过年方22岁,说他是子承父业的富二代尚可,说他是大商人未免言过其实。我们不要被“奇货可居”的故事蒙蔽了双眼,其时的吕不韦不过是一个商人出身渴望经邦济世的热血青年。吕不韦相秦,推行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新的治国方略,提倡“义兵”,改变秦国“尚首功”的军功政策,慎杀交战国军民。吕不韦执政期间,《史记》秦本纪不再见斩首若干记载。《史记》秦本纪说:“孝文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驰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纵观秦史,秦孝文王前,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代君王均无即位“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做法。吕不韦认为片面强调皆断于法、唯法是治的治国理念已经过时,“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药,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之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吕氏春秋·察今》)。吕不韦认为仁义德化能起到赏罚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主张“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吕氏春秋·上德》)。这和秦始皇的治国理念截然相反,这才是他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指出,秦始皇与吕不韦的矛盾使得秦始皇走了另外一条路统一了中国,“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吕不韦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过其执政功绩。

  吕不韦应该算是一位文化建设的先行者、实践者,他其实是一位为了自身理想和文化理念而亡的殉道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扬雄之口评价他是“穿窬之雄乎”!就其人生际遇而言,吕不韦确实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其历史影响与文化建设的贡献而言,这样的评价未免失之公允。

  借助“西河之学”“稷下学宫”两大平台,魏国与齐国相继奠定了国家强盛的根基。秦国的文化建设平台比较独特,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吕氏春秋》编书运动,成为加快秦国统一的助推器。魏、齐、秦三国相继崛起的基因密码尽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