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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加速与风险上升并存

发稿时间:2017-04-26 13:05:28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蒋旭峰 王龙云

  ●周期性复苏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水平上升、繁荣程度提高的希望。

  ●美国经济政策走向仍然不确定,全球融资环境发生变化,以及欧洲地区政治分歧可能延续,短期内对世界经济增长构成主要风险。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抵制经济全球化的情绪升温,将对全球经济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日前刚刚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大会上,全球经济增长势头、美国经济政策走向、去全球化、提高生产率和促进普惠增长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的焦点,凸显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加速和风险上升并存的特征,也预示政策制定者需要紧密把握经济核心问题,继续探索促进经济增长之路。本报记者就此对IMF秘书长林建海、经济学家刘菲进行了书面专访。

  全球经济活力逐渐恢复

  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最新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请问支撑全球经济走强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答:好消息是,经过危机后多年令人失望的增长,世界经济势头正在加强。全球经济增长总体稳健,发达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市场信心指数也相应升高。有迹象显示,全球贸易量也在随之增加。这也是IMF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提高至3.5%和3.6%(2016年为3.1%)的主要原因。周期性复苏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水平上升、繁荣程度提高的希望。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总体增强,前景良好。如果美国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有助短期增长,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一些正面的溢出效应。2017年,预计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也将继续恢复。

  2017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继续贡献着全球GDP四分之三以上的增长。IMF将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6.6%。这是基于整体经济稳健性、经济政策的可信度和预计实施的刺激政策等多方面考虑的综合测算结果。中国是继续推动今年全球经济加速复苏的重要动力。

  总的来说,得益于诸多国家近年来实施的稳健政策和经济改革努力,2017年全球经济活力将会提高。

  三大不确定因素威胁短期增长

  问:2016年世界经济遭遇了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美国大选特朗普胜出两大“黑天鹅”事件,从目前国际形势看,短期内全球经济会面临哪些“逆风”?

  答:首先,美国经济政策走向仍然不确定。如果美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企业税和改善教育等,其总需求将会提高,促使增长在短期内高于基准水平。然而,如果美国改变其贸易政策,收紧进口,干预公司的跨国计划,进行移民管制等,可能会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风险可能会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第二,全球融资环境的变化。在美联储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作出加息举动之后,美元汇率和长期利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如果利率上升、美元持续走强,不仅影响美国国内投资和消费增长,也可能带来连锁反应,收紧全球融资环境。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融资成本也可能会随之升高,甚至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给国内经济和银行业带来动荡和压力。对于那些高外债国家,美元升值更会增加偿债负担,从而引发财政或金融市场压力。另外,欧洲银行业的恢复进展缓慢,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自然较低,潜在风险也不能忽略。

  第三,欧洲地区政治分歧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拖延结构性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进程,妨碍经济恢复和增长。英国“退欧”条款的谈判结果如何、过程多久?法国选举后经济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欧洲整体需求依然疲软,通胀也仍未稳定地回到目标水平的情况下,这一系列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市场信心和私人投资,并削弱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从而对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影响。

  中长期世界经济面临两大挑战

  问: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数年,世界经济进入所谓的“新常态”后,众望所归的“新动能”迟迟未能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答:受2008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多年的发达经济体,近期出现了一些对经济全球化、对七十多年来支撑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建筑”的怀疑。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包括多年来经济增长疲软、经济蛋糕没有增大、经济结构变迁、经济政策实施不到位,以及技术发展创新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影响。

  挑战之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急剧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前就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且此后生产率增速始终低迷。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除了生产资本和劳动力贡献之外,其他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效率等,也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生产实力进步的有效指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08年危机之前已经开始放缓,危机发生后更进一步下降,在新兴市场尤为明显,从危机前的2.5%左右降到目前的0.8%左右。从2008年开始,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非常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受到一些结构性问题的制约。通信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交流、通讯越来越便捷。然而,它们未能转换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另外,劳动力老龄化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减缓、全球贸易一体化放缓等也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

  挑战之二:抵制经济全球化的情绪升温。

  近年来,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出现经济增长低和失业高并存的局面。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未得到广泛的分享,从而推动抵制经济全球化情绪的上升,内向型政策也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从另一角度,全球和区域供应链和贸易网已经形成,逆转这一趋势不仅困难,还会妨碍经济增长。让我们分拆一下苹果手机的生产:中国和美国各占其生产成本的1/8左右,韩国约占1/4,日本和欧洲共占1/10,剩下的由全球其他国家贡献。再看波音客机,引擎由英国、美国共同生产,机翼来自日本和韩国,尾翼来自中国、意大利和美国,机舱门由法国生产,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部件。全球经济化已经深入到市场,并在促进生产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了解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甚至倒退。

  积极推进四项应对措施

  问:在这样的全球经济趋势下,主要经济体的政策部署应如何取舍?

  答:虽然短期内全球经济形势正在改善,但中长期内全球经济隐患仍未消除,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和指导。简而言之,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健全金融体系,增强风险应对和管理能力。

  据IMF估计,如果利率上升过快过高,美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公司资产价值可能受创,其中40%的公司盈利将会不足以偿付利息。在欧洲,73%的银行股本收益率较低,其中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超过90%的银行存在这一问题。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若要将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提高到合适水平,则还存在1200亿美元左右的缺口。

  现代金融体系不仅起到金融中介作用,它也是宏观经济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调控、政策导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果金融系统存在潜在问题,比如不良资产比例过高、信贷风险过于集中、本币外币资产负债错配等,一个小的实体经济冲击就有可能通过金融系统引起连锁反应。

  因此,各国应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和应对能力,健全金融体系。通过完善发展金融监管框架和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外部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和破坏性。尤其是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监督监管机制的发展往往滞后于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发展,在这方面应有所加强。

  第二,提高生产率,做大经济蛋糕。

  我们需要一个“三管齐下”的政策组合,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组合,稳定当下良好增长势头。

  一些经济体增速依然较低,失业率非常高,因此可以促进经济恢复为首要任务,采取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但是如果同时债务很高,在国际市场上融资困难,或者融资成本过高,财政紧缩则有必要考虑。在一些经济体,需求依然疲软,通胀也未稳定回到目标水平,这就需要继续提供货币支持,并且更加重视有益于增长的财政政策和收支结构。比如,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以激励私人投资并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在有预算空间的国家扩大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是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包括各种对经济结构、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机构效率的提高。新兴市场主要可以侧重于改善劳动力市场,消除行业壁垒以提高竞争力等。

  更为根本的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振生产率。在贸易往来和技术创新的支持下,做大经济蛋糕,这是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重要渠道。

  但我们应该如何提高生产率?首先应当促进创新。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基础设施,以及为研究和开发活动提供税收优惠。其次需要稳定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优化了国际资源配置,提高了生产专业化,降低了生产成本,最终带来规模效应并上升到经济的全面繁荣。贸易也可以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促进生产力增长和新产品研发。

  第三,促进普惠增长,分享增长成果。

  如上所述,技术和贸易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包括一些行业萎缩,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失业,收入不平等的升高等给一些群体和地区带来的社会挑战。我们应避免制定那些可能对贸易、移民、资本流动、跨国技术交流造成严重破坏的政策,并采取积极劳动力和收入税收改革措施,让更多人分享增长的成果。这就需要政府介入,推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可帮助劳动者向新工作过渡。这些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教育项目、技能培训、就业激励等,并为低技能工人提供帮助,让他们能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从无人驾驶汽车到机器人律师,如今的技术创新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这样的快速发展也对劳动者提出了不断提高技能的学习要求,从学校教育到工作培训,再到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在线课程等。追赶社会的发展,自身的努力也必不可少。

  第四,促进国际合作,完善并巩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

  如今全球贸易、金融高度互联,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增长。1980年,流向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仅占其GDP的5%。到危机前的高峰期,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占其GDP的25%。同期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占其GDP的比例也从5%上升到约13%。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往往会超越国界,引起重大溢出效应。国际协调可以使单个国家支持需求的措施产生更为积极的、正面的溢出效应,从而加强了这些措施的全球效果,创造出更多的政策空间。

  因此,我们需要支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维持金融稳定,提高防范、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等扭曲性政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用以帮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国际资本流的波动;推进协调互利的国家间经济政策和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