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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美俄经济关系

发稿时间:2017-12-07 14:34:59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作者:刘再起

  【作者简介】刘再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俄罗斯乌克兰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主要著作有《对外贸易、市场整合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bootstrap面板因果检验》(论文)、《“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研究——以话语权和话语体系为视角》(论文)、《俄罗斯联邦安全法的演进及国家安全体系改革趋势》(论文)等。

  当今世界格局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的影响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地位上升,南北力量趋于平衡。中美俄分别作为新兴经济体、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和曾经的超级大国,其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将对国际格局产生巨大影响。近来,中美俄互动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今年4月的“习特会”取得一些早期成果,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出现转变;美国“通俄门”不断发酵,叙利亚问题和中东矛盾凸显,美俄关系重启的可能性在变小。通常中美俄三角关系较多地被理解为地缘政治的范式,是大国力量的空间配置和博弈,而新时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将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同时经济关系的变化也会反映并作用到国际政治和外交层面。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同时也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三国在经济上虽存在一定的竞争和冲突,但并非零和博弈,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趋于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可以说,三国关系目前是竞争、冲突与合作并存。①

  中美经济关系将在务实中得到较大发展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由于中美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两国经贸往来突飞猛进。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美国则成为中国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以及中国的第五大投资市场和第三大技术进口来源国。未来,两国的经济合作仍将在务实中得到较大的发展。

  中美经济关系:两国贸易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根据UN Comtrade的数据,2016年中美之间货物进出口额近5232亿美元,约占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4.11%,约占美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4.13%。中美货物贸易在1997~2016年间飞速增长(见图1),从1997年的490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5232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约9.7倍,尤其是在2001年后,中美之间货物贸易的增长态势显著。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两国货物贸易出现一些小波动。②仅从货物贸易总额来看,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巨额贸易差额,20年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额增长约7.3倍,中国从美国的货物进口额则增长约10.9倍,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增长约14.4倍。但对这一贸易顺差,中美学者之间争论不断,至今未达成共识。中国学者从贸易统计口径、贸易增加值等角度认为中美贸易差额一直被严重高估。就具体商品类别(本文中的贸易商品统一采用SITC三级分类)而言,1997~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非食用原料(非燃料)两类贸易额较大,增长也较显著;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和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贸易增长最显著,且在全部商品中占绝对比重。

  为更精确地分析中美贸易关系,本文借鉴以往国际贸易的研究经验,采取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G-L)对中美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剖析③。

  第一,TCI指数。TCI指数是由Peter Drysdale于1967年提出,用来描述一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另一国进口产品结构之间的关系。具体公式为:

  其中,i和j分别表示i和j两国,表示i国k商品进口额,Xi表示i国总出口额,表示世界k商品总出口额,Xw表示世界总出口额;表示j国k商品进口额,Mj表示j国总进口额。RCAxik表示i国k商品的比较优势,RCAmjk表示j国k商品的比较劣势。Cij表示i、j两国总贸易的互补性,表示两国k商品的互补性。Cij数值越大,两国的贸易互补性越强。

  根据表1,中美贸易的总体互补性较强,但同时也出现轻微下降的态势。这与两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关。从不同商品类别来看,8类(杂项制品)下降最显著,其次是3类(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其后依次是2类(非食用原料(非燃料))、0类(食品和活动物)、4类(动植物油、脂和蜡)、1类(饮料及烟草),0~4类商品均为初级产品;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6类(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再次是5类(未另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5~7类均为工业制成品;9类(《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未另分类的其它商品和交易)呈现一定的波动。这说明两国之间贸易商品的工业化程度在提高。进一步细分(杨汝岱、朱诗娥,2008),资源密集型产品(0~4类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为8类)的贸易互补性在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为5和7类)的贸易互补性在上升。

  第二,G-L指数。两国之间的贸易大致可分为两类: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G-L指数作为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核心指数,通过将所有贸易额按照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进行区分,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描述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动。具体公式为:

  其中,Xi表示i类商品的出口额,Mi表示i类商品进口额,GLi表示i类商品产业内贸易水平,GLT表示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GLi越接近1,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GLi越接近0,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GLi>0.5表明产业内贸易占优;GLi<0.5表明产业间贸易占优。

  由表2可知,总体上,中美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符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的总体特征。9类波动最为显著,在2004~2007年间产业内贸易处于较高的水平;其次是4类,波动较为显著,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产业内贸易优势逐渐增强;之后是3类,总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在1999和2009年优势尤其显著;再之后是1类和7类,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由产业内贸易占优逐渐转变为产业间贸易占优;6类呈下降趋势,产业间贸易优势不断增加;0类虽出现一定的波动幅度,产业内贸易始终占优,且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最高;5类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产业内贸易优势不断加强,产业内贸易水平次高;2类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产业间优势有所增强;8类变化比较平缓。0、3、4类资源密集型产品及5类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两国存在一定的贸易竞争,但也不能忽视中美两国在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大额贸易,这也占据了产业内贸易的一部分;2类资源密集型产品及6、8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利用了两国之间的生产比较优势;对于1类资源密集型产品和7类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两国之间的生产比较优势有所加强。总之,中美在产业结构、要素禀赋和产品比较优势上具有较大的差异,两国仍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

  中美两国的双边投资前景广阔。根据IMF网站上CDIS(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数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华投资有所增加,尤其是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上升较为显著,这两项的投资头寸远远高于其他类投资。但是,截至2015年,美国累计在华投资头寸在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中仅占1.5%左右;相对而言,中国对外投资虽起步较晚,对美的各类投资头寸较小,但增长速度不容忽视,中国累计对美投资头寸在其对外投资总额中占3.0%左右。尽管中美双向投资有所增长,但它与两国的经济总量和贸易联系还不能相提并论。

  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和互补性是双边投资的一大驱动力。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快速,行业分布较为均匀,资产回报率也比较高。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迅猛增长,2004~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平均增幅为58%,远大于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增幅。2016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额约为6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由2015年的155亿美元爆发式增长至460亿,美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达138亿,与往年基本持平。投资结构上,过去10年,美国对华投资在制造业、食品、汽车等行业基本保持稳定,高技术、高级服务业则成为近年新的增长点。2016年,信息通信技术、娱乐、消费产品与服务成为美国资本流入的前三大行业。2013年之前,能源行业是中国对美投资的集中分布行业;2016年则转变为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尤其是商业地产、消费产品和服务、信息通信技术、运输以及娱乐等行业,是主要的投资流向。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双方仍将存在很大差异和显著互补性。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无论是出于技术或市场寻求型动机,还是资产多元化配置的需要,都将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壮大;美国也可以在我国拉动内需的政策背景下进一步开拓消费市场,实现自身实力的提升。

  虽然中美双向投资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双方在投资议题上的很多关切或分歧仍尚未解决。中国反对美国打着“国家安全审查”的幌子进行投资保护和歧视,期望美国在国家安全审查上的透明度与公平性有所提高。美方则认为,美对华投资遭遇严重的不平等。此外,美国对中国的商业经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审查、数据流动与信息技术等方面也存在忧虑。因此,虽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在当前可能不会立即达成,但不可否认,一个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在消除投资壁垒、推动经济发展上将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中俄经济合作需要深层次的信任

  自上世纪90年代,中俄关系得到不断提升,经过多年的磨合,当前,两国已建立起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中俄伙伴关系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经济领域缺乏深层次的互补性,理解和信任也不足。尽管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贸易在各自的经济总量占比却不高,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近年来两国贸易额又因油价走低而有所下滑。

  中俄经济关系:两国货物贸易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2016年,中俄之间的货物进出口额达696亿美元,约占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88%,占俄罗斯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4.89%。中俄货物贸易在1997~2016年间增长较快(见图2),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小幅度下滑,之后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在2014年后,受到油价下跌和卢布贬值等影响,又出现小幅度的下降。在货物贸易总额方面,中俄之间进出口贸易额基本保持平衡,2006年之前,中国从俄罗斯货物贸易一直出现小额逆差,2006年后,贸易逆差基本转变成为贸易顺差,但这一差额也只在个别年份较高。在具体商品类别方面,1997~2016年中国从俄进口的商品中,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增长最为显著,对于中国从俄进口总额的变化贡献最大。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饮料及烟草和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这三类上升幅度较大,在全部商品中也占较大的份额,在2009年出现明显的下降,之后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后两类在近两年又出现大幅下滑的趋势,机械及运输设备在2015年同样出现大幅度下滑,2016年又有所上升。

  第一,TCI指数。由表3可知,中俄之间的总体贸易互补性较强,同时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不同商品类别来看,0类下降最显著,其次是1类;7类上升幅度最大,但在2012年后开始下降,8类次之,在2013年后也呈现下降趋势,6类小幅度上升,2013年后同样出现下降趋势。总体上,两国之间资源密集型产品(0~4类初级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在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为7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为6类和8类)的贸易互补性有所上升,但在近几年也纷纷呈现下滑的态势。

  第二,G-L指数。由表4可知,中俄之间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出现小幅度的下滑现象。全部类别的产品都呈现较明显的波动,0类总体年份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2013年之前1类产业间贸易水平一直较高,但在2013年后,产业内贸易水平显著提高,在2014年后又出现小幅度下滑的现象;2类和8类产业内贸易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3类产业内贸易水平在1998年达到一个峰值后,一直呈现下降的态势;4类产业内贸易水平在2000年、2013年左右分别出现两个峰值,其他年份产业内贸易处于较低的水平;5类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尤其是在2004~2008年间,产业内贸易水平显著提升;6类出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在1999年、2008年和2014年分别出现三个较低值;7类则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在2000年、2003年出现两个峰值。总之,两国整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贸易竞争性不强,两国贸易产品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生产比较优势或劣势,1类、5类、6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未来很可能出现继续上升的趋势。

  中俄双边投资水平较低且受政治环境影响显著。2009~2015年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头寸在2013年之前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2013年后开始下降,但依然是中国对俄投资的主要类别;中国对俄股权投资头寸波动较大,在2013年出现一个极高值,2015年则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对俄债券工具投资头寸缓慢上升。这说明,投资行为具有趋利避害的特点,2011~2013年,俄罗斯加入WTO后的经济效益逐步显现,中国对俄的投资逐年增多,2013年后,受到俄罗斯政治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困境的影响,对俄投资风险增大、回报率变低,资本出现外流现象。俄罗斯对华投资则变化幅度较小,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缺乏经济基础的美俄关系

  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不久,“通俄门”事件不断发酵,美俄关系迅速变好的可能性变小。究其根本,是美俄之间不可调和的深层次矛盾。④在政治及认知上,美俄内部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不希望两国改善关系,美俄之间还存在相互干预内政的事件,俄国内反普京游行被认为是美国谋划的“颜色革命”,美国的“黑客门”“通俄门”则与俄罗斯脱不了干系;在军事上,在现代化核武器、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和网络站等领域,美俄之间角逐激烈,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更是考验着两国脆弱的神经;在经济上,美俄之间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联系不紧密,双边贸易额在本国GDP占比非常小,双边投资规模也较小。⑤

  美俄经济关系:两国贸易受政治影响显著。2016年,美俄之间的货物进出口额约211亿美元,约占美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0.57%,占俄罗斯货物进出口总额的4.50%。美俄货物贸易在1997~2016年间增长较快(见图3)。美国从俄罗斯的货物进口在2006~2012年间波动较大,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降明显,之后虽保持了两年的增长,但2011年后连续出现大幅度下滑。俄罗斯从美国的货物进口则呈现波动式的小幅上涨态势。货物贸易总额上,美国对俄存在大额贸易逆差,但这一逆差在近5年间明显缩小。具体商品类别上,1997~2016年美国从俄进口的商品中,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波动显著,是导致美国从俄进口额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天然气革命使其对进口矿物燃料的依赖减轻,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油价下跌;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比较稳定,它是美国从俄进口的主要商品类别。美国出口到俄的商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据很大比重,但受欧美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影响,在近两年也出现大幅下滑的现象。

  美俄双边投资前景不容乐观。2009~2015年间,俄对美直接投资、股权投资头寸均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且变化轨迹趋同,在2013年出现一个峰值;美对俄直接投资、股权投资头寸也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且变化轨迹趋同,在2013年同样出现一个峰值,但变化幅度比俄对美的直接投资大;美俄双向的债券工具投资变化幅度均较小。这其中,地缘政治上的乌克兰危机事件对美俄之间的经济投资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3年,乌克兰事件初见端倪,2014年,危机爆发,美欧对俄罗斯采取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的银行、能源、军工以及航运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加之国际油价短期内的暴跌和卢布大幅度贬值,导致双边投资骤减。⑥

  为更清晰地比较三国的贸易投资情况,本文将三国总体的投资、贸易分别放在一张图里。从图4不难看出,中美之间进出口贸易额远远超过中俄、美俄之间;根据图5,美对华投资额最高,且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中国对美投资增长速度最快。因此,相比中俄、美俄,中美之间经济联系最紧密,且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美俄之间虽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前景不容乐观;中俄之间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速也较为缓慢,期待未来能有所改观。

  结语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发展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开始趋稳,但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壮大,美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国内也面临着就业压力和大额贸易逆差的压力⑦;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但当前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迫切需要以消费和创新两大驱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俄罗斯高油价带来的快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出现了负增长,人才流失、设备老化、新投资不足等问题,导致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因此,三国都需要新的增长动力以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实现本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传承和发扬了“丝路精神”,提出沿线国家和地区合力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致力于打造出一条横跨欧亚、惠及全球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也将为中美俄之间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平台和模式,从而实现双边或多边的互利共赢。

  管控好中美之间的竞争与摩擦,切实推进双方的协调与合作。尽管中国对美国参与“一带一路”表示欢迎,然而一直以来,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却态度暧昧,甚至有所排斥。美国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导致欧洲地位的下降,全球战略和经济中心从海洋转向欧亚大陆,从而使美国陷入失去欧洲盟友和海上霸权的双层困境。这种冷战思维意在强调国家之间的权力和竞争,错误地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争夺全球霸权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⑧在“一带一路”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愿景,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也出现了转变。2017年4月,中美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美方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并派出代表参加了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此次会晤中,中美在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达成10项共识。双方还表示,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取得切实进展后,双方还将着手讨论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进一步促进中美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内,中美在金融、能源、基建、大型机械、通讯、IT等领域还存在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是互补的,双边投资也存在较大的潜力,但是,随着两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双方在经贸规则制定、国内经济转型导致的利益互换、全球经济治理⑨等领域也存在明显的竞争。在新时期,我们应突破冷战时期的僵化思维,认识到大国利益的多元化和竞争的常态化,积极建设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目标,破解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经济领域,首先,要注重多边贸易的中美合作。虽然中美之间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但随着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两国贸易互补性会有所下降。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发展趋势和现有贸易基础,可以预见,未来沿线国家和地区将出现对外贸易的蓬勃增长。中美两国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贸易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构建新的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全球价值链。第二,要注重投资项目中的中美合作。“一带一路”在能源、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中国近年来投资发展势头强劲,美国则拥有较成熟的对外投资经验,中美可共享投资信息,组建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共同受益,建立更紧密的投资关系。第三,发展规则制定中的中美合作。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求在经贸规则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会是各种贸易和投资规则实践和创新的绝佳机遇。中美两国可以共同协商制定出兼顾全球多边贸易与投资发展规律以及地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际规则,从而实现对全球经济的共同治理。⑩

  深化中俄之间的经济交往与联系,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到俄罗斯正式接受并加入该倡议,这两年,俄方态度大致经历了从由疑惧引发的质疑与反对,逐渐到批评声音渐趋式微,最后是寻求战略对接的三个阶段的转变。“一带一路”最初被提出时,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矛盾已不断深化,危机一触即发。“一带一路”倡议由于概念不明、具体框架缺乏,俄罗斯官方和学界普遍疑惧甚至是批评反对。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恶化,俄罗斯面临西方制裁、国际油价暴跌、卢布贬值等重重压力,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开始“望东”以寻求突围。同时,中国积极与俄罗斯沟通,在乌克兰问题上给予俄政治支持,并就“一带一路”具体布局开展深入对话。之后,俄罗斯又积极将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以“创造者”而非仅仅是“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到“一带一路”计划中。当前,中俄两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和合作思路越来越清晰,并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201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发表,中俄签署了能源、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共32项经贸合作文件,这表明中俄两国将共同协商,实现两大战略的对接,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开展合作,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俄罗斯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基于国际局势的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一旦西方的压力减小,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热情会不会转冷?

  因此,我们在积极推动中俄战略对接的同时,也应时刻保持谨慎冷静的态度。在“一带一路”的落实中,既要充分考虑到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契合程度,努力实现“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共生,又要密切关注俄与西方的对话,牢牢把握当下的发展机遇,深化中俄双边互信与合作,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地缘政治稳定提供和平的保障⑪。贸易对接合作上,俄罗斯可以发挥自身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优化本国贸易结构,缓解欧美对俄的经济封锁压力,中国则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加强与中亚地区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拓展传统的贸易渠道,利用地缘优势发展跨境电商等新型的贸易方式;能源对接合作上,加强两国能源进出口的力度,同时,加快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谈判,推进中俄油气开采和油气加工项目,通过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投资,提高与俄能源合作的水平;产能对接合作上,通过出口贸易、投资建设工业园等方式使国内部分过剩产能转化为有效产能,同时改善俄罗斯及中亚地区较为落后的基础设施⑫;经济走廊建设上,在2016年6月中蒙俄签署的《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框架下,打造出“一带一路”首个多边经济合作走廊示范区域,逐步构建出大开放、大贸易的新格局,从而拉动我国东北地区、蒙古和俄罗斯经济的大发展⑬。

  发展中美俄相互协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大三角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中美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无论是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还是俄罗斯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都体现了这一利益需求,当然,三者之间也存在许多的竞争和冲突。但区别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下,新时期的中美俄关系不应是单纯的二对一抗衡或零和博弈,三国需要发展相互协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美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共建将会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同时,随着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各国也面临着诸多共同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生态与环境(全球变暖、空气污染等)、人类可持续发展(贫困与冲突、传染疾病控制等)和国际规则制定(贸易规则、金融和税收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方面。中美俄各有所长,作为世界上拥有较强实力的三大国,应加强双边或多边的高层对话,构建起新型的大国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推动全球治理结构从霸权治理向多边共治的改革,促进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与完善⑭。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竞争与互补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ZDA039;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钟晓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