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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夫谈中国发展模式

发稿时间:2011-07-04 00:00:00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 期   作者:毕文胜 编写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近期授权本刊发表本文中文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是俄罗斯新经济学院教授、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生院院长。本文探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将之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了比较,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政策为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指出,中国的国家能力的强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中国国家能力被持续削弱(这一点近三十年来一直在进行),那么中国将下降为一个“标准的”发展中国家。

  在2008—2009年经济衰退中,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得最好,所以不乏有文章认为中国模式更可行以及建议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

  “我们西方面临这样的选择,”阿纳托尔·凯勒斯盖(AnatoleKaletsky)在《泰晤士报》中写到:“或者我们承认,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5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比美国或者西欧有更多成功之处和更悠久的文化,并且现在正在重新夺回它在世界的领导权。或者我们不再否认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状态,并且着手认真思考西方资本主义如何改革以获得较好的取胜的机会。”

  “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不相及”,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这句一再引用的话揭示了一个更为温和的问题:今天中国的经济模式与西方模式根本不同吗?中国经济模式确实具有神奇的功能使它能在广泛的世界衰退中独自增长,或者增长仅仅是偶然的幸运?

  当然中国经济不再是计划的或者完全国有的。它拥有和西方相似的地方:

  (1)私有经济的主导作用——GDP的75%是由非国有企业创造的,包括和西方没有什么不同的股份制公司和个体私营企业;

  (2)政府开支在GDP中所占比例较小(大约20%)——低于所有西方国家,也常常低于人均GDP相似的发展中国家;

  (3)不再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和医疗保健,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相对较大(基尼系数为045,根据2010年3月的“福布斯”排行榜,单单大陆的亿万富翁就有64位,紧随美国的403名之后,超过俄罗斯的62位)。

  与西方经济模式的不同也似乎没有那么明显:

  (1)中国拥有强大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政策——主要是由于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导致了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然而,这并不是没有先例。香港地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其发展早期阶段就实践过这种做法);

  (2)土地在中国仍然不是私有财产并且不能买卖,但是私人的、长期可转让的私有租约很普遍;除此之外,土地公有在其他国家并不少见,只是比例较小;

  (3)中国对它的固定资产账户实行控制,这一做法现在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纳;半个世纪前,这种做法仍然在欧洲许多国家实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4)中国是威权主义政体(当然,所有发达国家过去都存在过这种政体;它们中的有些国家和地区,像西班牙、葡萄牙、台湾地区、韩国直到三、四十年前还在实行这一政体)。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真正不同是国家的制度能力。

  对中国和西方经济模式的许多形式上的比较忽视这一主要的关键点。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从其国家的制度能力来看,中国看起来像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根据人均GDP,它又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把今天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或者把中国和一百年前的发达国家比较,那时,这些发达国家的GDP达到了今天中国的水平。这种比较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

  狭义地说,国家的制度能力就是执行法律和规章的能力。虽然存在许多用来衡量国家制度能力的主观指标(腐败、法治、政府效率、等等),但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主观指标对于解释经济表现并没有帮助,而认为它们是有偏见的。衡量国家制度能力的天然的客观标准是谋杀率(不服从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以及影子经济(不服从国家的经济管制)。中国在这两方面的指标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最低的,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这是其独特之处。

  2002年中国每10万居民中发生的谋杀案件不到3起,与欧洲和日本的1—2起谋杀案件以及美国超过5起的谋杀案件比较,中国看起来是一个发达国家。仅仅只有少数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中东和北非国家才有如此低的谋杀率,通常发展中国家的谋杀率都要高一些,正如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许多前苏联国家一样。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西欧花了300年时间使谋杀率从16世纪的每10万居民中发生40起谋杀案下降到19世纪以来的每10万居民中的1—2起的谋杀案。

  影子经济的真实情况同样是这样:它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7%,比比利时、葡萄牙和西班牙更低,而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40%左右,有时候甚至超过60%。仅仅只有极少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越南和部分中东与北非国家(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才有如此低比例的影子经济。

  中国制度的力量来自哪里?

  最近三十年中国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间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政权所实行的政策,1979年以来的市场类型的改革不会取得现在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1979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仅仅是锦上添花。其余的要素,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已经由以前的政权提供了。没有这些其他的要素,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单独的自由化是从来不会成功的,甚至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如上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就是这样。

  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富有效率的政府,所以1979年以来中国的市场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加速发展。这一富有效率的政府因为不同的欧洲殖民主义侵略者的破坏,在中国已经消失了好几个世纪了,在解放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起来。通过共产党在每个村庄的基层组织,北京的共产党政府能比秦始皇或者任何后来的君主更有效率地执行它的规章制度,更别说1912—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了。然而,在19世纪后期,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仅相当于GDP的3%(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相应数据是12%),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数据仅仅增加到GDP的5%,毛泽东政府留给邓小平的改革团队的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20%。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犯罪率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中国的影子经济实际上不存在;根据透明国际的估计,中国的腐败甚至在1985年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最低的(中国和前苏联在54个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低于西方国家,但是领先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领先于韩国、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同一时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最大的大众化教育实验运动中,中国的识字率从1949年的28%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65%(与之相比,印度为41%)。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除了市场自由化——比人力资本或制度能力更容易引入的要素,中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增长所必需的所有东西。后改革时期的成功的基础在1949—1976年间已经有意识地奠定了。

  但是即使是经济自由化这样似乎简单的任务也需要精心管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处于相同的境地。真实的情况是,苏联体系丧失了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动力,增长率在20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在下降,预期寿命没有提高,犯罪率也在缓慢增加;但是制度总体上还是很强大,人力资本也很巨大,这些为改革提供了比较好的起始条件。然而,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从1979年以来)和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从1989年以来)产生了不同的市场效果。

  俄罗斯几十年来一直受到西方的攻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力和物质资源损失巨大。中国也可能经历了客观上艰苦和不平静时期,但它没有受到相同方面的攻击,并且它不断地让自己远离美国的行动方式。

  只有一些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时,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被实现。快速增长特别需要: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在农业国甚至需要进行土地再分配、强大的国家制度、经济刺激,等等。罗德里克(Rodrik)、豪斯曼(Hausmann)、韦拉斯科(Velasco)谈到了阻碍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bindingconstraint),发现这些制约因素是“诊断发展策略”(GrowthDiagnostics)的任务。

  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欧发挥了作用,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却没有起作用呢?根据“诊断发展策略”,答案可能是,在中欧缺乏的是经济自由化,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缺少的不是市场自由化而是国家能力。为什么这种自由化在中国和中欧起作用而在独联体国家却不起作用呢?这是因为在独联体国家经济自由化所采取的是弱化国家能力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历史留下的有用遗产,而在中欧,尤其在中国,国家能力在转型过程中并没有衰落。

  不像1991年以后的俄罗斯,中国从1979年到2009年间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设法更好地保留了它的强有力的国家制度——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谋杀率,衡量国家能力的一个可靠标准,仍然低于每10万居民3起,与之相比较,俄罗斯在2002年大约是30起,2009年大约是20起。在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政权统治之下,山东省的谋杀率甚至还不到每10万人中1起,在1987年整个中国估计是15万起。市场改革期间,与俄罗斯的增长相比,中国的谋杀率增长了三倍,但与俄罗斯相比还差得远。

  如果中国模式存在,那么它是可以复制的、可持续的甚至是令人向往的吗?

  最后的试金石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存在尖锐的分歧):如果会发生下一次经济奇迹,那么它将在哪儿发生?

  现在的普遍意见认为,那些鼓励个人自由和创业精神的民主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未来会出现增长的奇迹,而在那些当前经济快速增长的威权主义国家,如中国、越南、伊朗和埃及,在不久的将来注定要经历一个减速时期,即使不是经济衰退。根据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的看法,鼓励科技和创新的国家,即使存在不平等,也将会繁荣起来。因而,印度和巴西,或许还有墨西哥,应该会变成世界的领导者。但是我认为,那些保持着等级庇护制度并且对个人主义和奠基在科学基础上的创业精神持有敌意的国家将会落后,如埃及和伊朗。许多人相信,威权主义国家只有在赶超阶段而不是创新阶段才能实现快速增长。一旦一个国家接近了科技发展的前沿,仅仅依靠复制别国的革新获得增长就变得不可能。只有自由的创业精神、受保证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政体才能保证持续不断的发展。

  我们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以创新为基础的增长。首先,以所有的专利活动来衡量,日本、韩国、中国已经或正在迅速赶上美国。自1998年以来连续取得登记专利数量第一的美国联邦专利局,在2007年被日本专利局超过。根据公布的专利数量,中国专利局取代欧洲专利局成为登记专利数量第四多的专利局(五大专利局——日本、美国、韩国、中国和欧洲占全部专利的74.4%)。在日本、韩国和中国,每一美元GDP和每一美元研发费用对应的国民专利备案数量已经很高,有时候明显高于美国。

  而证明赶超型增长的证据至少是有争议的。例如,试想关于未来经济奇迹的争论发生在1960年:一些人会将赌注押在更自由、民主和富有企业精神的印度和拉丁美洲,然而另外一些人却会预言独裁的(有时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和政府实行铁腕干涉主义的东亚国家会成功。然而,所不知道的是,改革时期中国国家能力的削弱是否会在未来持续下去,这种国家能力的持续削弱将使中国变成“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迅速增长就会结束,中国模式很特殊的问题将不复存在。

  (编者: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