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公布了脱欧前的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并宣布“英国的紧缩年代已经终结”，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动用45亿英镑改革通用福利金制度、增加国防和道路基建开支。然而，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大臣约翰·麦克唐奈在最近的采访中否定了首相特蕾莎·梅有关英国即将结束经济紧缩的言论，“过去几周，我们一直在听内阁官员谈论他们在相关领域的行动，并持续关注政府关于寻求改革路径的说法。但是，他们的改革没有奏效”。[1] 麦克唐奈还承诺，如果工党未来执政，将取消通用福利金制度，普惠式的福利计划处于不可持续阶段，它并没有为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提供应有的制度支持。

　　自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高福利模式与制度安排的危机就不断上演。作为福利国家的诞生地，英国也成为了最早向福利“开刀”的国家。不论是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政府对福利危机的改革，还是布莱尔政府组建新工党后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显然新世纪福利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已不再适应这种“边际性的调整”，拟定新的“福利契约”势在必行。

　　福利国家：政党主导还是与时俱进

　　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福利制度的选择与福利模式日趋补缺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二战以后，由于英国工党重视战后重建问题，艾德礼政府建立了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赢得了民众支持，从此使福利国家与工党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是，福利政策的主题始终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20世纪40年代，其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六七十年代，其重点是全面保障和全民保障;到了80年代，则是削减开支和福利收缩;进入90年代后，目的已变成鼓励自食其力。[2] 那么在21世纪又应如何?理论上看，政党政治应该是主导福利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政党的意识形态及立场，直接决定了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然而，在当前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政党政治中，任何一个政党要获得支持，除了政党传统和物质基础以外，解决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越来越成为最贴近选民，也最被选民关注的因素。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逊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并非学术领域，而是政策现实。”[3] 历史上，历届英国政府对于福利政策的分析和讨论，只有少数争论集中在政党偏好，多数都是就事论事。因此，已经看惯了两党政策趋同的英国选民，即便面对麦克唐纳的承诺，或是他的盟友工党领袖科尔宾对“工党初建原则”的念念不忘，难免也会让人看作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时不怎么接地气的高谈阔论。

　　福利政策：社会安全网还是矛盾催化剂

　　贫困和贫富悬殊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威胁极大。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对贫困和贫富悬殊现象的调控，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安全网”作用。英国的福利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缓解了贫富差距、促进了社会公平、稳定了社会秩序。然而，福利支出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这种易升不易降的刚性特征称之为“福利刚性”。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黄少安教授强调：“福利刚性的‘刚’要领在不能减，而‘增’只是‘希望’，当 ‘希望’被许诺或暗示后，就会成为可支配收入或可获得效用的 ‘稳定预期’，被纳入个人或家庭的‘预算’中。这个 ‘预期’或 ‘预算’会成为个人或家庭损益计算的 ‘参照依赖’，得到了被视为收入，没有得到或没有完全得到，就被视为损失。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要大于对得到的敏感度。”[4] 福利政策作为社会的安全网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安全依赖，然而英国政府对福利政策的小修小补却导致这层安全网变得不再稳定，社会矛盾涌现，人们的不安和不满情绪持续蔓延，甚至在一些国家爆发了罢工、游行示威等社会过激行为。

　　福利危机：持续上演还是迎来曙光

　　英国约克大学约翰·哈德森教授认为：“英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和政治具不确定性的重要历史性时期。政治体制日益破裂和棘手，历经英国分裂的公投，退出欧盟的公投。加之全球金融危机和深度紧缩方案的影响，使得人们对当前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非常担忧。”[5] 那么，高福利国家是否还具有可持续性?危机过后是否还能迎来曙光?显然，当前福利国家运作的逻辑不可能再单纯地理解为国家干预或市场的谁多谁少，而应该关注的是整个经济体与制度之间的协调能力。哈德森教授认为，目前对英国社会保障和经济的审视是不全面的，选民和政党很少提及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仅是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总体筹资压力。然而，根据调查显示，不同类型福利支出导致的系统影响和持续性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医疗健康、养老保障等福利项目影响持续时间最长，这两项恰好是英国政府公共支出最大的两个项目，也是紧缩方案中被明确豁免的项目。这一事实更加凸显出，福利政策的制定要与国家的整体经济目标保持一致，发展全新的制度安排才是化解福利危机的必要手段，而非单纯的经济手段。

　　卢梭指出：“公意是永远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6] 这里“公正”的含义在于，当福利制度失去理性从而产生危机，选民的意志、政党的意识形态、国家的经济基础等各方因素都会与制度产生互动，迫使福利制度发生调整，并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不论英国当局是否愿意走向改革，进而改革是否能让英国重回福利资本主义的国际典范，相关制度运行都会在每一次挑战中迎来新的必要调整，也许未来它变得不那么慷慨，但一定会持续下去，否则惠及大众的制度绩效衰减，依然会危及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有效运行，毫无疑问，破解民主政治的死锁效应，亦是解决福利制度框架下社会共识危机积重难返的另一重要前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