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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比亚看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

发稿时间:2011-07-04 00:00:00   来源:《卡内基中国透视》   作者:王雅平

  自中国“走出去”战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形成以来,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已从寥寥无几飞跃到2009年底的93.3亿美元(《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2010年12月)。在这一过程中,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动荡先后对中国投资造成过损失;利比亚即为最近的一例。


  受自2011年2月15日开始的利比亚骚乱影响,中方驻利比亚的企业陆续停止了施工,中国政府也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撤侨行动。据中国商务部新闻办公室于2月24日发布的消息,“截至23日,27个企业工地、营地遭到袭击抢劫,部分人员受伤,无人员死亡。我在利企业造成大量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被抢、砸和烧毁的车辆、施工机具、材料、办公设备及现金等。”

  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就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一题采访了美利坚大学教授、《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作者戴博拉?布罗蒂格姆(Deborah Brautigam),美国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高级副总裁及奥尔布赖特投资管理公司(Albright Capital Management)首席经济学家、《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疆界》一书作者哈里?布罗德曼(Harry G. Broadman),及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前大使、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非洲问题专家大卫?辛(David Shinn)。

  损失的“量”与“质”

  有关损失的“量”,大卫?辛说:“虽然不能把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准确标价,但大体上来看,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以利比亚的标准来看是巨大的,以中国的标准来看并不太大。” 布罗德曼指出,“实际上,中国政府目前既在协助企业估算损失,也在建立一个申请赔偿的程序。”而至于“质”,利比亚骚乱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大概包括中国工人的个人劳务损失、企业运营收益损失、先期投资损失、中利两国间贸易所受影响及撤侨费用等几种。

  在骚乱开始时,中国在利开展投资合作企业共75家,项目50个,人员36000余人(商务部网站);“虽然中国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都鲜有精确的数据,但据估计,中国在利的直接投资总量在90-130亿美元之间,大部分并非石油产业而是建筑工程。”(布罗德曼);“根据一个数据来源,中国在利的建筑项目投资总量约为140亿美元。”(大卫?辛)“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比西方国家较少。”(布罗蒂格姆)这些工程都随着骚乱的蔓延发展而停工,许多工地被洗劫。布罗蒂格姆指出,最终确认的损失将取决于这些项目是否有保险且相应合作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的具体内容。

  此外,中利贸易也在骚乱期间受到中断(2010 年中利双边贸易额为66亿美元)。至于撤侨费用,截至3月4日,中国共撤侨35860人。据外交部公布,2月22日至3月5日,中国政府协调派出91架次民航包机、12架次军机,5艘货轮、1艘护卫舰,租用35架次外国包机、11艘次外籍邮轮和100余班次客车。

  损失控制

  在以上这些损失已然造成的情况下,大卫?辛认为,中国采取的损失控制策略是“尽少评论利比亚政局,以静观其变。”他指出,“中国已静悄悄地向卡扎菲势力和反政府武装分别展开对话, 以在将来无论谁胜出的情况下都能确保中国的利益。”

  布罗德曼则不认为中方在损失控制方面可以有很大作为,如果这些损失已然造成的话。“但如果利比亚现行政府能够继续执政,一些中国企业返回利比亚还是有可能的。”就同一问题,大卫?辛谈到,“如果卡扎菲政府继续执政,尽管中国受到抢劫和工人断工的经济损失,但可以很容易重拾旧摊;如果卡扎菲下台、反政府武装接管政权,中国过去所获得的合作项目则很可能被转让给对卡扎菲政府批评声音更高的国家。但无论如何,中国过去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类似情况下都有着惊人的弹性。”

  教训:政治风险?

  布罗蒂格姆指出,“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分析经验不多。但我不认为这些骚乱会阻止中国未来在石油资源丰富的独裁国家继续投资。” 大卫?辛认为,“利比亚局势的动荡是出人意料的。在利比亚的损失可能会导致在进入非洲的‘问题’ 国家以前采取更严格的政治风险评估,但我不认为这会显著改变中国企业在海外追求盈利的意愿。在过去十年中,较之于西方企业,中国企业似乎更无畏于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如此,但利比亚一劫势必将缩小中国与西方在承担政治风险上的不同。”

  布罗德曼则认为,“在早些时候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损失基础上,利比亚一事将引起中国国内在如何平衡外交目的与企业盈利上的激烈辩论。这些讨论将为未来中国的投资决策注入更多的政治风险考虑。”

  “不干涉他国内政”动摇了吗?

  大卫?辛认为,“中国的公开立场将是继续坚定地支持其‘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但中国在幕后的做法不一定总是与她的公开立场一致。在达尔富尔的例子中,中国就在迫使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非洲联盟的联合维和行动中静悄悄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这是有违苏丹政府意愿的。”

  他又评论道,“利比亚的局势进一步考验了中国在‘不干涉他国内政’上的立场。通常反对制裁的中国此次在联合国支持制裁卡扎菲政府;此举将造成对其‘不干涉他国内政’政策的进一步侵蚀。但中国似乎不准备支持在利比亚设禁飞区,这在中国看来是对利比亚主权的侵犯。”

  布罗蒂格姆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对‘干涉’进行重新定义的方式对其‘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进行了几番的重新考虑。中国支持联合国制裁是一个好兆头,但我认为这主要是北京出于对国内观众的考虑,毕竟国内观众对北京的统治最为重要。此番数万国民性命系于一线,如果北京被看起来有‘保护’利比亚的嫌疑,则将很可能引起国内的不满。”

  布罗德曼补充道,“在我心中毫无疑问,中国已在支持制裁上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这显示了中国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积极角色的意愿。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至少在这个时刻上——根本扭转 ‘不干涉他国内政’政策的信号。”

  专家建议

  大卫?辛建议:“中国企业应加强尽职调查。当他们进入到相对高风险的地区时,他们不仅需要东道国的充分支持,而且须发展自备的在特定情况下的风险专业知识。仅听取所在国的建议是不够的。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加强了解非洲各国的当地情况,并确保与正在寻求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共享这些知识与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