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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如何以“文”安天下

发稿时间:2017-03-23 14:48:30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黄朴民

  核心提示: 汉文帝作为旷代明君,其治国安邦上最大的特色是善于辨析利弊,审时度势,把捏分寸,知所进退,恰到好处,收放自如,充满睿智。这种政治上的卓绝睿智,使得他无论是确定施政的宗旨,还是选择施政的重点,抑或运用施政的手段,都能够做到举重若轻,左右逢源,进退裕如,掌握主动。

  汉文帝天性“仁孝淳厚”,他在位20余年期间,节俭敦朴,严于律己,知人善任,从善如流,省用民力,平狱缓刑,致力于恢复生产,改善民生,清明吏治,敦厚风俗,造就了天下“大治”,为西汉王朝走向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文帝也因其高尚的品德与卓越的功业而成为历史上明君的典范,为后人推崇备至,歌颂有加。

  汉文帝对内政治运作能把捏分寸,恰到好处;对外战略实施上,审时度势,收放自如

  汉文帝的政治睿智,反映在他处理具体棘手政治难题上所施展的高明政治艺术。汉文帝以外藩入主九五之尊,在中央朝廷本无根基,而周勃、灌婴、陈平诸大臣,皆汉高祖手下重臣,资历老,功勋大,地位尊,人脉广,如何妥善处理君臣关系,积极而稳妥掌控最高权力,树立自己的崇高权威,是他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应该说,汉文帝的应对是非常自然并大获成功的。他在即位之前,对是否进入京师继承大统一事,曾与代王幕下众心腹亲随反复商议,审慎评估,而没有仓促行事,做到了谋定而后动。即位当日,即任命亲信宋昌为卫将军,统领京师的卫戍部队南北二军,控制京师中枢的大局;同时任命另一位亲信张武为郎中令,主持皇宫的安全保卫事宜,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这里所展现的,就是汉文帝政治上的大智慧。

  对那些早年即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又在诛灭诸吕集团中功勋卓著的元老级大臣,汉文帝先是论功行赏,加官晋爵,如将太尉周勃晋升为右丞相,灌婴则由大将军升任为太尉,从而取得他们的欢心与支持。同时又悄悄地逐步削减他们手中的实权,任用和提拔一些亲信心腹到关键的岗位上,还引入贾谊、张释之等一批新人担任太中大夫、廷尉等要职,逐渐实现主要官员队伍的新老交替,到时机基本成熟时,在政治上将周勃等人加以边缘化。公元前177年,下诏废除太尉一职,并且让担任丞相的周勃“就国”,即免去周勃的丞相职务,遣送到其封地绛地(今山西曲沃西)“颐养天年”,彻底清除了周勃、灌婴等功臣元勋的政治影响力。

  众所周知,汉初诸侯王尾大不掉,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乃是西汉王朝立国以来即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汉文帝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也试图对诸侯王的离心趋势进行控制并努力加以解决。但是,在具体的措施推行上,汉文帝却能秉持“善后要稳”的原则,不急于求成,不仓促冒失,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做得高明自然,炉火纯青。他一方面尽可能放低自己的身段,礼敬诸侯王,让其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千方百计稳住他们,如吴王刘濞对他不敬,“诈病不朝”,汉文帝隐忍不发,反而“赐几杖”,以示容让。另一方面,则采纳贾谊“众建诸侯以分其力”的建议,在齐国中又分出城阳、济北两个诸侯国,以削弱齐国的势力;到了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册立了原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为王,将一个较大的淮南王国分割成三个较小的王国,这显然是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高明举措。

  事缓则圆,不同于后来的汉景帝采纳晁错之策急于“削藩”的冒进,汉文帝的做法有利于政局由分权到集权的平稳过渡,是政治大智慧的体现,如果能假以时日,就不至于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式的动荡。

  对内政治运作能做到把捏分寸,恰到好处,对外战略实施上,汉文帝同样做到了审时度势,收放自如。汉匈矛盾与冲突是西汉王朝所长期面临的外部挑战。汉文帝能清醒地评估双方的战略优劣态势,正确地认识到反击匈奴的战略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在位期间,一如既往地继承自汉高祖刘邦以来的基本国策,毫不动摇地推行“和亲”以安胡越的措施,重申“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的原则,坚持不主动启衅的防御战略。但同时积极加强军事力量,并多次部署大军对匈奴的进犯予以坚决的回击,使匈奴的入塞侵扰行动屡遭挫败,得不偿失。巩固了西汉王朝的国防,维系了中原农耕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汉文帝处处以律己节俭为先,以改善民生为务

  汉文帝深谙“为君之道”,懂得老子所说的“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的不易之理,明白儒家祖师爷孔夫子所讲的治国之道的精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处处以律己节俭为先,以改善民生为务。

  他一方面“归农著本”,提倡关注本业,发展经济,做大做强国家的经济基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另一方面,“让利于民”,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让民众拥有基本的生存条件。汉文帝时代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巨,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公元前178年、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曾两次将租率由十五税一蠲减为三十税一。三十税一,遂成为了汉代的定制。公元前167年,他还一度宣布全部免去田租,这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举措了。也是在汉文帝时代,当时的算赋——也即人头税,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锐减为四十钱。另外徭役的征发也有明显的减轻,一般民众的负担减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

  这些举措,都让普通民众直接受惠,属于典型的“藏富于民”“为富安天下”,它实施的结果是正常的经济活动能够顺利开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粮价的低廉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文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机器运转的正常与良好,据桓谭《新论》追叙,当时的谷价便宜到每石数十钱。而《史记·律书》更记载,每石“粟”的价格居然有贱“至十余钱”的状况。

  与厚待民众相对应的,是汉文帝对自己生活享受上的节制自律,从其种意义上讲,他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的皇帝了。《道德经》有云:“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作为遵行“黄老之道”的汉文帝,对民众做到了厚待关爱,是谓“慈”;在大政处理上,不折腾、不急于求成,稳妥沉着,以静制动,是谓“不敢为天下先”;在个人生活上,敦朴节俭,是谓“俭”。老子所推许的“三宝”,汉文帝都做到了,作为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这是难能可贵的。

  史籍中有不少关于汉文帝节俭故事的记载。这些故事表明,汉文帝的“薄奉节俭”,不是虚有其表的作秀,而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力行: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无所增益;想建个“露台”,一看预算下来需要开销“百金”,立即中止计划,“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有人进献千里马,辞谢不受,并进而下诏,遍告天下自己不受献的立场:“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汉文帝不仅管住自己,同样,他也基本上管好了身边的人,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帐不文绣”,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他不仅生前约俭,甚至预先安排后事时一再强调丧事节办,厉行“薄葬”,严防浪费,避免扰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当然,他任意赏赐铜山于近佞宠臣邓通之类记载的传世,说明汉文帝的“节俭”与“御下”也并非尽善尽美,但这毕竟是瑕不掩瑜而已。

  汉文帝虚心纳谏,闻过则改

  汉文帝政治上的睿智,也体现为他胸襟宽阔,拥有博大的包容心,能够虚心纳谏,听取臣下的合理意见与建议,闻过则改,集思广益。

  居于统治最顶端的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所谓“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文过饰非,独断专行,信谗拒谏,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汉文帝之所以为后人所肯定和颂扬,就在于在他的身上几乎看不到通常帝皇所容易犯的这些毛病。恰恰相反,他的宽容、包涵、大度,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的佳话,脍炙人口,彪炳史册。

  汉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他就下诏让臣下进谏:“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在他的鼓励下,当时贾山、贾谊、晁错、张释之等人,纷纷上书条陈意见,有的甚至犯颜直谏,汉文帝大都能虚心采纳。并明确表示,上书者话说得最激烈尖锐,也绝对不算是“狂悖”,“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固在于此”。汉文帝在政治上的确始终保持了极其清醒的头脑,他明白,许多事坏就坏在做皇帝的以明主自居,自以为天纵英明,把臣下的正确意见视为狂言,听不进劝告。有了这样的气度与襟怀,汉文帝才能够做到开诚布公,从善如流。

  如果说下诏征求意见还多少有一些虚应故事、摆显姿态的成份,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他的大度、豁达、包容,可是实实在在让人仰慕不已了。到周亚夫统领的细柳营劳军慰问,车驾居然让门岗拦了下来,通报是天子驾到,也不奏效,被告知:“军中只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好不容易进了军营,车驾又被“限速”,很扫面子。等到见了周亚夫,人家以甲胄在身为由,来一个不跪不拜,还美其名曰:“请以军礼见。”话固然不错,《司马法》也倡导“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但真的顶真起来,肯定是让人感到没面子,不舒服。可汉文帝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充分肯定和表扬了周亚夫的做法,称道周亚夫为“真将军”。这种胸襟,又有何人能及。汉文帝虽然有个性,但在大方向上,却是始终保持理性的。约束自我,尊重法纪,毫无疑问是其拥有政治睿哲的又一个形象写照。

  《晋书·段灼传》载曰:“昔汉文帝据已成之业,六合同风,天下一家。”王夫之称道:“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由此可见,对汉文帝的煌煌功业,后人是钦仰不已、推崇备至的。毫无疑问,在这辉煌画图的深处,闪耀的正是汉文帝那非凡的睿哲之光。而在今天,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体会和借鉴汉文帝的政治大智慧,当然不无积极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