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始巡郡国”，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旅行”。4年之前，汉武帝就曾派遣特使巡查郡国，当时主要调查三件事情，一是是否有人私自铸币;二是各地土地兼并的程度;三是官员是否遵纪守法，这些本质上都是调查中央政令的落实情况。这一次，汉武帝要亲自走一走，看一看。

　　汉武帝敏锐地发现，不少郡守严重失职渎职，更可怕的是，作为监督地方官的监御史，居然没有上奏这些问题。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监御史的工作能力不足，没有发现问题;二是监御史已经发现了问题，但是囿于利益纠葛，没有如实上奏。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就会威胁到国家的核心利益，毕竟七国之乱殷鉴不远。

　　震惊之余的汉武帝严惩了一大批地方官员，并深入思考监御史制度的问题。监御史虽然设在各个郡国，但是隶属不明，职责不明，各自为政，已经无法适应大汉崛起的国家形势。于是，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废除监御史制度，“御史止，不复监”，大汉需要重构一种高效统一的监察体系，为国家集中发展保驾护航。

　　经过通盘考虑，精心谋划，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在汉武帝的强力推动下，刺史制度正式代替了监御史制度。中央政府将全国分为十三部，即十三个监察大区，分别是：冀州、幽州、并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交趾、朔方。每州派遣刺史一人，十三部刺史由中央统一直接管辖，由御史中丞具体领导。同时，汉武帝亲自规定刺史职责，以极其简要的规条界定了刺史的日常监察内容，这就是著名的“六条问事”。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抓主要矛盾，“六条问事”列出的负面清单针对性强，其核心要义就是聚焦监督地方“一把手”，严管地方“一把手”。根据“六条问事”，刺史主要监管“两千石”的地方长官，其实就是一郡的最高长官郡守以及各国诸侯王，对于其他地方官员一概不问。监管对象不多，但是并不意味着任务轻松，因为这六条是对“一把手”是否有这些问题的全方位立体监督。

　　这六条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

　　“六条问事”高度聚焦“一把手”的日常工作生活，条条说在节骨眼上。第一条，看似和“一把手”无关，其实直指地方和中央关系。打击豪强不法，就是为了从根子上铲除山头主义，防止“一把手”和地方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如果地方上豪强横行乡里，“一把手”要负全责。第二条，是监督“一把手”是否严格执行中央政令，是否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第三条，监督的是“一把手”是否为官不为、为官乱为，是否能够保持地方平稳和谐。第四条，是监督“一把手”选人用人是否公道正派，严禁任人唯亲，严禁搞小圈子。第五条，是针对“一把手”的身边人，要求“一把手”严管家人，一家不治，何以治一方。第六条，是严防“一把手”搞贪污受贿和利益输送，破坏地方经济发展。

　　察吏是治国之本，监督“一把手”是重中之重。如何有效监督地方“一把手”，历来都是希望有所作为的中央政府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只有将有限的力量聚焦在明确目标上，才能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六条问事”集中精力监督、管理那些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达到了纲举目张的效果。

　　刺史不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举报、等报告。每年秋分时节，刺史必须带领工作小组在其监察大区内，对各郡各国开展巡查，考察地方长官和诸侯王的工作业绩和社会评价。这是点面结合，考察官声政声和社风民风，从工作链条的末端了解地方长官治民理政的严谨程度和工作水平。刺史的产生，可由御史推荐，皇帝任命，和地方没有太多利益瓜葛，地位较为超脱。“六条问事”和刺史制度，无疑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威，保证了中央政令畅通，开启了大汉发展的新阶段。

　　大汉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推崇无为而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刚不可久，柔不可守”，中央政府控制力消减之后，内忧外患逐渐暴露出来。七国之乱后，大汉为了保持政局稳定，重视地方长官的长期任职，有的郡守在一地工作十数年，宗族、故吏、门生等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团体，选择性执行中央政府大政方针，甚至发生“政令不出长安”的情况。问题到了汉武一朝，变得更加棘手了。汉武帝外击匈奴，内颁推恩令，显示出振兴家国的强烈愿望，大汉发展必须升级转型。

　　大国发展，尤其是从大国到强国的蜕变期，离不开科学的治理体系和高效的官员队伍，中国古代的历朝先贤，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不少尝试和探索，盛世的背后必定是铁的纪律、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明确的中央权威。汉武一朝对于监督体系进行深度整合，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初置丞相司直;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初置司隶校尉。这些措施和刺史制度、御史制度一起形成了内外结合、覆盖较全的监督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些监督措施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推动有形监督转化为有效监督。这种监督压力也通过“一把手”层层传导到整个官员队伍。

　　找准了支点，才能撬动制度变革，促进体系提升。“六条问事”言简意赅，聚焦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使监督变得有形有力有效，为汉朝的集中发展提供了保障，也对后世的监察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