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提及帝王武功之盛，而国力强大的，莫不会想到汉武帝。

　　素有“诗史”之称的杜甫，在他著名的《兵车行》中写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借汉武帝讽唐玄宗，表达了对长期征战、烦扰百姓的批评态度。杜甫在《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之一提到，“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却是以期待的态度渴望汉武帝那样的君主了。诗人态度的反复与矛盾，指示了汉武帝武功之盛的复杂性。其成败之间，自有值得后人追索处。

　　汉武帝伐匈奴

　　汉文帝、景帝两朝注重与民休息，至汉武帝时，国力达到空前强盛。《史记·平准书》记载：“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武帝乘此强大国力，欲成就古来帝王都未达到的功业。北逐匈奴、南并南越、东征朝鲜、西通西域，开辟国土，威震四海。民国时期夏曾佑完成的《中国古代史》将汉代视作中古极盛之时，指出“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此论已经成为了今日的共识。

　　四境征伐中，耗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汉匈之争了。

　　匈奴是活跃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族。秦灭亡之时，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日渐强大，史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横绝中国北部边疆。汉高祖统一天下，欲与匈奴争锋，中计被围于白登，此后不得不通过和亲交换取得与匈奴的和平。此后高后、惠帝、文帝、景帝各朝，均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实是由于国力不足，且不欲重烦百姓之故。

　　汉武帝少年即位，意气很盛。他以《公羊传》赞成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为依据，将高祖以下困于匈奴的历史当作世仇，企图一雪前耻。

　　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策划了在马邑围歼匈奴主力的方案。匈奴单于率主力十万南下，至马邑外百余里发现有诈北还。此役汉军无功而返。

　　此后汉武帝任命卫青、李广、公孙贺等人为将，数次北伐匈奴，沉重打击了匈奴的有生力量。特别是每次出征汉军都俘获了匈奴大量人口、畜产，有力地破坏了匈奴的经济生活。其中战略层面的大战，主要有三次。

　　元朔二年春(前127)，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此役最大意义在于收复河南地。河南地是古黄河河道与秦昭襄王长城之间的地域。本为秦将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得之地，后失于匈奴。卫青此役重得河南地，取得对匈奴作战的地利优势。汉于此设立朔方、五原郡，形成对匈奴作战的前沿。

　　元狩二年(前121)，为沟通汉廷与西域之间的联系，打通河西走廊，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与河西匈奴决战，收降匈奴浑邪王部数万余众，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后于此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此役收到了“断匈奴右臂”的效果。匈奴人作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足见此役对匈奴打击之大。

　　经此二役，匈奴势力急转直下。汉武帝决定发动对匈奴的战略决战。元狩四年(前119)，卫青率五万骑出定襄，霍去病率五万骑出代郡，追随他们的步兵及负责后勤人员有数十万之众。卫青、霍去病两部直驱漠北，寻找单于主力决战。单于部队与卫青遭遇，战败向西北逃遁。霍去病歼灭左贤王部精锐，后于狼居胥山刻石记功，此役之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武帝征匈奴的战略目标完全实现。

　　从“李广难封”看汉武用将

　　汉武帝征伐匈奴，之所以取得盛大功业，有多种因素支撑。如国力盛大、士民选练等等，其中可以进一步申明的是汉武帝用将不拘常格。

　　李广和程不识同为汉武帝时名将戍边，统兵风格大相径庭。每出击时，李广“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是一种比较散漫的风格。程不识则“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是一种较为严谨的风格。当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也“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比较而言，似程不识不如李广善为将。

　　既然如此，王勃感怀“李广难封”，确乎可以成为武帝不识人而士不逢时的千古定论了。

　　不过如果考虑到对匈奴作战的具体情况，似乎又不能作此理解。自汉立国以来，边境上与匈奴的战术多为防守反击式。匈奴入境，汉军追袭，双方各有死伤，而互不能为制。李广自汉景帝时期，屡任边将，对这套战术模式非常熟悉，甚为时人赏识，至有典属国公孙昆邪评价他“天下无双”。而且李广在战斗中常率小部队执行侦察任务，约以百骑为限。凭借过硬的骑射本领，他往往能脱身而返。但身为将军统帅，李广却不善于指挥大部队作战。李广为将军出雁门，一度被匈奴生擒，恐怕与他冒险进军有关。后来李广指挥大部队作战，也多以失败告终。

　　李广的见识和技能，作为基层指挥官，绰绰有余;而作为高级指挥官，每每捉襟见肘。《孙子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轻易的态度对待战争，战争将回以猛烈的痛击。李广被人赏识的，终究是他的英雄气概和战斗技能，而非统帅才华和指挥才能。

　　这时，就愈加看出汉武帝用将的英明之处了。

　　汉武帝一改过去面对匈奴时防守反击的战术，实行用骑兵追击合围的战术。为此，就要培养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就要选择一批适应既有战术能力又有战略眼光的将领。他倚重的是新成长起来的卫青与霍去病。

　　卫青是武帝卫皇后之弟，因女宠与汉武帝亲近贵幸。但他并非是个凭裙带关系求取富贵的浮浪子弟，很快成长为汉军的主要将领，担负起攻击匈奴的主要任务。卫青的战术特点就是擅长骑兵大兵团作战，他常率领万人以上骑兵军团，长驱匈奴腹地，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也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与他的舅舅一样，霍去病更擅长远距离奔袭。如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将万骑，转战千余里，大破匈奴折兰王等部。《史记》称霍去病“敢深入”，不只是对他勇敢精神的肯定，也透露出汉军作战思想的变化。正因为卫青、霍去病等一批“敢深入”将领的大量涌现，汉军的战果才日渐辉煌。

　　赵翼《廿二史札记》肯定汉武帝用将，不计流品，“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可谓自出机杼的言论了。

　　汉武帝选人不计较出身。如与张骞同出使西域者数辈，多为轻险不轨之人。究其原因，就是汉武帝看到此行前途未卜、凶险莫测，必用“妄言无行”之徒，方能成功，所以才“募吏民无问所从来”。

　　将军出征，或有沿途贪墨军资财货者，如李广利;或有迷途失机者，如张骞、赵食其;或有折损士卒者，如李广、公孙敖，汉武帝均不拘以文法，使立功自新。诚所谓“使功不如使过”，如此则将士用命，无不奋力。

　　深陈既往之悔

　　虽然对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但汉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汉书·西域传》中班固指出，汉武帝连年征战，使“民力屈，财用竭”，遇到灾异，则“寇盗并起，道路不通”。《五行志》说“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食货志》说，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后来“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可见，汉武帝后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已经很严重了。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宣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同年，以田千秋为宰相，封富民侯。田千秋数月间由小吏而至宰相，在汉代是从未有过的。汉武此举，更表现了自己改弦更张的态度。

　　此后，一直主持汉财政工作的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议武帝于西域轮台地区设置屯田，此举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采纳。《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深陈既往之悔”。诏书最后，他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此汉武帝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代，终止了对外出击的国策。

　　后代史家每每将汉武帝与秦始皇、隋炀帝并举，批评他们空耗民力。《贞观政要》记载房玄龄说：“昔者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总评是：“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这些批评，无疑很有说服力。

　　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中指出，武帝虽劳民其过，“而其救饥民也为得”，能“乘其时而为民利”，也观察到了汉武帝政策中内在的积极因素。不过汉武帝晚年能够完成政策由武向文的转向，也被看作汉能避免重蹈秦亡覆辙的原因。

　　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一文中指出：“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秦亡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此基础上，田先生更提示：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图往往无法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定。“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祯罪己，此旨可谓酷切，但是既非其时，又无其方，不足阻闯王的锋锐。”这样富有见解的思考，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