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这是中国科技评奖委员会的评价。“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湖南农民。”这是农民朋友的赞誉。他常说，“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试验田的路上”。人们看到的袁老，总是挽着裤腿下稻田的形象，无论播种季还是收获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但即便是在获得国家最高荣誉的当天，袁老还下地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制种情况，拿着水稻说：“花开得好好”。成就与尊荣的背后，恰是脚踏实地的奋斗、敢为人先的创新、鞠躬尽瘁的坚守。

一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同，皮肤黝黑的袁隆平并非农民出身。父亲袁兴烈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曾在国民政府任职，母亲是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说一口极为流利的英语。1930年，袁隆平出生于北平的协和医院，父亲便为其取名“隆平”。 成年之前，袁隆平跟着家人颠沛流离，从北平到天津，从江西到湖北，从重庆到南京。幼年不知愁滋味的他，活泼又调皮。看到祖母的水烟袋咕咕冒气，好奇地吸上一口，呛到说不出话来。祖母撞见了，狠狠敲了他的脑袋。兄弟姐妹里，数他最贪玩，在重庆读书的时候，一次遇到空袭警报拉响，就跑到嘉陵江去游泳。正巧被父亲拿望远镜看见，回家又是一顿好打。

那时他读书，也全凭兴趣来。喜欢的就认真，不喜欢的就敷衍。有一次上数理课，老师讲到“负负得正”，袁隆平就懵了，问老师：“为什么负负得正？”老师说：“你不用管那么多，你把公式记下来就行了。”袁隆平觉得，就这么傻记，太没道理了，顿时对数学失去了兴趣。 有趣的是，多年以后，他和数学家吴文俊同时拿到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袁隆平对吴文俊提起此事，吴文俊笑道：“正是因为好奇，我想把道理弄明白，所以才研究数学。”他哈哈大笑：“还是你厉害，迎难而上，我弄不懂就放弃啦！” 抗战期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年少的袁隆平虽不识生计之苦，玩儿心很大，可每每看到头顶日本人的飞机，看到沿路举家逃难、面色如菜的中国人，看到饥饿、灾荒和满目疮痍的国土，他的内心深处总会泛起一阵阵痛楚。 多年以后，回想起逃难路上见到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他的心还会为之一紧。与此同时，年少的他也明白了弱肉强食的道理。 “一个民族要想不受屈辱，除了强大别无选择。”

二

说起学农，全然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带着全班同学去游览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水果满园，桃李芬芳，五颜六色的鲜花铺满小路，成串儿亮晶晶的葡萄挂在藤上。在袁隆平眼里，这简直就是个童话世界。
    后来，他看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只见葡萄就挂在窗外，卓别林伸手就摘来吃，渴了，叫一头奶牛到门前，马上就能喝新鲜的。当时袁隆平觉得，学农真是太幸福了。 直到真正了解了农民的辛苦，才发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天性自由散漫，向往的全是田园美、农艺美，一看到那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么漂亮，就以为以后能在里面工作，真正学了农，才知道种地是多么艰辛。” 读中学时，袁隆平确实是够自由、散漫的。被子不认真叠，早操也不爱出。喜欢的科目考90，不喜欢的就考60。1947年，湖北省举行全省体育运动会，他兴冲冲地跑去报名。老师一看：“你个子太小了，回去吧！”人家队伍都选好了，结果出发前，他课也不上，偷偷混进队伍。到了赛场，老师笑着说：“既然来了，那你就去吧。”没想到这一去，他就在预赛中拿了100米和400米两个第一，最后摘下两枚银牌。

报考大学时，袁隆平想起了幼年向往的田园，对父母说：“我要学农。”母亲听了，吓一跳：“傻孩子，学农多苦啊，你以为好玩儿呢？”可袁隆平死活要学，摆出大道理：“吃饭可是天下第一大事，不学农，人类怎么生存？” 最后，父亲尊重了他的选择。 进学校，参观了真正的农场，看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恶劣的耕种环境，袁隆平才意识到“田园之美”纯属臆想。好在那个年纪的他，正怀雄心壮志，眼看到农民生存之苦，便暗下决心，立志为这个国家的农民做点事。 

袁隆平学的是遗传育种。一有时间，他就跑去图书馆，阅读大量的中外农业杂志。在广泛的阅读中，他接触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每每遇到不太懂的部分，就去找老师请教。当时他还未意识到，正是这一次次的登门拜访，为他日后的成就，打下的坚实的基础。

三

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安江农校任教。农校地处偏远，他临走前，领导就告诉他：“同学，那里比较偏僻，一盏孤灯照终身，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
到了安江一看，其实没有想象得那么差。远离城市，山清水秀，不染尘埃，学校外还有江水流过，正好可以游泳。到安江前，袁隆平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把小提琴。为的就是能给自己制造一点快乐和趣味。 没想到，1960年，大饥荒来了。困难时期，大家吃饭用“双蒸法”。把米饭蒸两次，还放苏打，二两米饭蒸出一大碗来。可吃到肚子里，根本顶不住。袁隆平一生都忘不掉饥饿带来的痛苦和恐惧：“刚刚吃完饭，肚子又饿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饭。有时候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根本吃不饱，双脚松软无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觉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放到被窝里面，又是冰凉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 这次饥荒，让袁隆平立下了一个远大的、终身的志向：一定要解决中国人的粮食安全问题。

早在那之前，袁隆平就做过一些研究。那时，大家普遍采用的是苏联李森科的“无性杂交”，说白了就是嫁接。袁隆平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身上，第一年，大获成功，土里挖出马铃薯，茎上收获西红柿。到了第二年，把收获的种子种到地上，当然长不出新物种。但就在1957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道：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获得诺贝尔奖。 他马上想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 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后，他自费去往北京，找到一位遗传学专家，请教了国外遗传学的发展近况。这让他意识到用遗传学理论搞育种实验是可行的。最开始，他想研究红薯，结果老乡告诉他：“谁天天吃那个，那是稻米的添头，吃了也顶不住饿，吃饭还是要吃大米。” 袁隆平觉得言之有理，待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这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早已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 行，那就专攻水稻。

四

1961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到农校的试验田选种。无意间，他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大，颗粒饱满。袁隆平随手挑了一穗，竟有230粒之多！袁隆平心想，如果能将这一株保存下来育种，那岂不是可以增产无数粮食？次年春天，他将种子播下，结果大失所望，一眼望去，高的高，矮的矮，没有一株像最早的那株稻子一样长势好。失望而归后，袁隆平反复琢磨其中的奥妙，研究了那一片试验田的稻株比例，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水稻是有杂交优势的，那株鹤立鸡群的稻子，就是天然的杂交水稻。既然天然杂交稻有这样的生长优势，那么人工杂交稻，一定可以大量增产。 袁隆平眼见那株天然稻，便对理论提出了质疑。他拜访专家，翻找资料，最终确定这种生长优势是可以被人工利用的。而要想利用这一优势，首先是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

1964年的夏天，袁隆平开始了漫长的寻稻之旅。每天吃了早饭，他就下田，带两个水壶、两个馒头，一直找到下午4点才肯回家。上面太阳晒，下面水里泡，吃得又差，很快就患上了肠胃病。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放弃寻找。这种找，可谓大海捞针，要用5倍放大镜，对着稻株一株一株地看。理论上找到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有时找到胃痛，身体抽搐，袁隆平还在坚持。 半个月的苦战，近14万棵稻株的观察，找到第一株时，袁隆平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连续两年，在观察了几十万株水稻后，他和学生、妻子终于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水稻。培育成功“雄性不育系”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上，袁隆平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述水稻杂交的基础。

五

“文革”期间，袁隆平因为其论文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他的关于水稻杂交的研究并未受到影响。袁隆平成立了研究小组。雄性不育系反复培植后，700株秧苗进入安江试验田。袁隆平每天都盼着整个团队的汗水凝成果实，可谁也没想到，1968年5月18日的夜里，突然发生了人为毁苗事件。一场大雨后，袁隆平怕秧苗受损，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试验田，结果到场一看，所有秧苗都被拔掉了！ 就在绝望之际，袁隆平发现一口水井里有5棵浮起的秧苗，立马纵身跳下，将它们打捞起来。 要是没有这5棵仅剩的秧苗，袁隆平和所有工作人员4年的心血都将毁于一旦。时至今日，到底是谁毁掉了秧苗，仍旧是个悬案。 后来，袁隆平的学生接受采访说：“我觉得应该是业内的人干的，他是连根拔起毁掉的，手法非常高明，一点机会也不想留给他。”

六

1968年，袁隆平带着两个学生辗转南北，从河北到海南，整整7个春节未曾回家，开始了极为耗时的育种试验。然而，无论他们多么努力，花费了多么巨大的心血，试验结果总是不如意。 袁隆平意识到，杂交试验的材料都是栽培稻，亲缘关系太近，遗传特质会下降，应该换用野生稻。最终，在海南，他们找到了一株完美的雄性不育系野稻。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稗”。 它成为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1973年，经过不断的配种，袁隆平和他带领的团队终于栽培出了一批长势喜人的杂交稻。可收稻子那天，大家傻眼了。整批杂交稻，稻谷没多少，稻草倒是长得很高。 袁隆平却不慌不忙：“表面上，我们失败了，但本质上，我们却是成功的。长稻谷还是稻草，只是技术问题，至少目前可以证明，杂交优势完全可以实现，所以我们不该放弃。” 

一段话字字铿锵有力，研究项目得以继续下去。对袁隆平而言，有困难，那是理所当然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成功的事。他不多说什么，也不管外界质疑，继续埋头配种。一年后，新种子证明了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杂交优势果然转移到稻谷上。每亩地产量都增加了50-100公斤。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两季水稻产量都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随后，他又设计了新的栽培模式和赶花粉的办法，将种子产量提升将近8倍。 1976年，全国大面积试种杂交水稻，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杂交稻面积由此急速推广，到1988年，全国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种杂交稻。10年间，全国累计种植由袁隆平培育出的杂交水稻面积达10.5亿亩，为我国水稻增产增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袁隆平因此获得了我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七

攻克“三系杂交”后，他又研究出“两系杂交”，一年又一年扎在田野里，将水稻的亩产从600公斤，提到700、900、1000…远远地将其他国家甩在了身后。 在他的启发下，全国各地出现了更多优良的杂交水稻。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中国的水稻田里，有58%的水稻是杂交水稻，这个比例在美国是40%，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平均约为8%。也难怪有人说，袁隆平用杂交水稻技术，多养活了近两个亿的人口。 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世界粮食奖和以色列的沃尔夫奖也颁发到他手中。23个国际大奖，无数的科研头衔，声誉渐隆，越来越多的称赞都汇集到他的名下。袁隆平却说：“在杂交水稻方面，我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最终的成果，是广大科技人员和基层民众一起努力得来的，功劳不能只归功我一个人。我只是为中国人吃饭做了一点贡献，别的赞誉，我不能接受。”
   早年在《面对面》节目里，记者问他：“到底是什么动力让您这样不断攻克难关，一次次提高了产量，您不觉得累吗？”
    袁隆平道：“追求事业就是乐在苦中，农业科技工作是很苦的，整天在太阳底下晒、在泥田中踩。因为有希望，会出好品种，所以乐在苦中。如果没有希望，盲无目的，就不会有乐趣。” 袁隆平的希望，就是他的禾下乘凉梦：稻子有高粱那么高，稻穗有一尺多，两尺长，籽粒，花生米那么大，可以坐在稻子下乘凉。他说除非看不见了，走不动了，否则会一直干下去。
对他而言，下田劳作是头等大事。有一次，一个栏目为他拍了个非常棒的纪录片。记者上门采访时，问他的观感如何。袁隆平抽了口烟，淡淡地说：“我没看，也不是太想看，看那个太耗费时间，我大部分时间要到田里去。”

八

作为国宝级的人物，袁隆平身上却从没什么架子。2016年，他获得首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致感谢词念到第二页时，纸张卡住了，翻不过去，袁隆平就嘟囔了一句“麻烦死了”。这句话经话筒放大，所有人都被他的真性情逗笑了。 吕志和奖奖金高达1700多万元，袁隆平全部拿去支持农业发展。事后，有西方媒体考证，他领奖时穿的西服，不过500块钱。这都是他穿的比较贵的衣服。他下田时穿的Polo衫，45块钱，脚上好一点的鞋，也不过200块。 2001年，袁隆平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平时穿着极随便，他就没带领带，为了出席正规场合，他就和同行的人上街买领带。同伴都劝他买条好的，他嫌贵，不肯买，拉着同伴到地摊上去，买了条20元港币的领带。

出生在饥荒年代的湖南农民曹宏球，种起杂交水稻后，发家致富。出于对袁隆平的感激和敬重，非要为他塑一尊汉白玉塑像。他给袁隆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拿到他的照片。
袁隆平便在回信中说：“你的这份情我领了，但为人民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至于塑像，我实在受不起你们的这份厚爱。希望你尊重我的意见，恕我不能给你寄照片。”

九

天天跟水稻打交道，但在袁隆平的世界里，水稻也不是唯一。排球、游泳、小提琴，多年以来一直是袁隆平最爱的三件事。 人无趣，不成活。排球和游泳，是袁隆平强身健体的最好途径。70多岁时，他在田里走起路来，比年轻人都要快。至于小提琴，则用来陶冶身心。
    2017年，袁隆平的水稻长势喜人，再次创下了产量纪录。他说：“以前生活水平差，我们追求的是高产高产再高产，现在粮食越来越多，我们不但要把产量提上去，质量也要做得越来越好。”别人问他打算何时退休。袁隆平微微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2021年5月22日，袁老永远离开了我们。公号“人民日报评论”在怀念文章中写到：袁隆平常说自己有两个梦想，一是禾下乘凉梦，一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如今，水稻高产的梦想变成现实，杂交水稻也在印度、越南、菲律宾、美国、巴西等国家大面积种植。为了实现梦想，袁老和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从未停止探索的步伐。
袁隆平去世后，人们纷纷悲伤悼念，有网友感叹：“我中午把饭乖乖吃光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