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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之信仰

发稿时间:2017-09-13 13:53:3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周国林

  核心提示:通过各种渠道的传播,仁义之道成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与其生活水乳交融。就其基层民众而言,他们的行为虽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却实实在在地显示出仁义之道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来。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受一些外来学说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信仰的国度之一,还有人据此对中国的未来作出悲观的判断。揆诸史实,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信仰则可,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的信仰则实在令人不敢苟同。除了宗教信仰,还有文化信仰,是对某种文化价值的体认、信奉和遵循。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仁义之道就是广大民众生活的准则,是他们生命中的信仰。

  圣哲之求道

  信仰是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关怀,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借助于信仰活动来表征和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标志。商周时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天神天道信仰。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人类轴心时代,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立足人文价值的探索,正好具备实现思想突破、完成人类自我超越使命的历史条件。对于自己的核心思想和信仰,他们都用一个“道”字来表达。

  从《论语》一书中,可见孔子对“道”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相比于“道”,吃饭穿衣皆不必太计较,君子应该操心的是“道”的寻求与实践,这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即便闻道后马上会死去,也在所不惜。如果“道不行”,不如“乘桴浮于海”(《公冶长》)。孔子的这种心理活动就是一种自我超越,体现了人类使现实存在状态趋向于理想的努力和冲动。

  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成为君子儒,不要成为小人儒。孔子提出君子之道的内容是仁、智、勇三项,而以“仁”居首。至于仁的意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名言,人们已耳熟能详。孔子时常提到的诚信忠恕义、温良恭俭让等德目,都在“仁”的涵盖之下,并由此构成孔子之“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对于“道”之见诸行动,孔子及其门人有三点认识。一是“道不远人”,即道离人们很近,应从身边做起,“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二是“人能弘道”,道的作用需要人去廓大,强调士人的责任。三是“天下归仁”,期望所有人为仁由己,从而达到社会安宁的局面。

  孔子之道,孟子是其身后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坚定的推进者,其贡献主要在以下几点。一是将“义”提到与“仁”并列的地位。他在谈到“尚志”途径时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二是将仁义由个人生活推廓至政治领域。梁惠王询问何以有利于国家,孟子回答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还论证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三是从性善论的角度论证“人皆可以为尧舜”。四是从人禽之别的高度论证必须“由仁义行”,他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此外,他同孔子一样,高扬士人卫道的刚强精神:“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与孟子约略同时的荀子,对仁义之道同样有深入的阐发。荀子讲仁义之道,其特点是同“礼”联系起来:“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儒效》)又说:“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非相》)。荀子透彻的分析,使仁义之道的社会价值更为彰显。

  儒家代表人物倡导的仁义之道,在《周易·系辞》中有一段经典的概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经过众多儒家学者的研习和宣扬,仁义之道在战国中后期已为不少诸侯国上层人士所接受,得到广泛传播。

  贤达之弘道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至鲁,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从此,儒家学者开始对仁义之道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

  在汉代传播儒家仁义学说的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董仲舒。他在给汉武帝所上“天人三策”中,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论道。他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他根据自己的天道观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希望汉武帝“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后来,他出任江都相,又有“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段名言(《汉书》本传),在仁义之道的传播中影响深远。

  到了唐代,韩愈以辟佛道、维护儒家正统地位为己任,有《原道》之作。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他认为只有实行仁义之道,人生、社会乃至鬼神,才能各得其所。其后,李翱又著《复性书》,探索人由情恶变为性善的途径,以使更多的人走上仁义之路。

  儒学的发展,至宋代达到顶峰。追求经世致用者,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家族的蜀学和陈亮的功利学派。理学一派则前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奠基,程颢还被学者尊为“明道先生”,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两派虽于内圣、外王各有侧重,但对仁义之道内涵的开掘极其深入。他们和前代的董仲舒、韩愈等人一道,构成仁义之道传播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相对于广阔的社会需要而言,思想家的儒学传播主要是在精英文化圈。好在还有其他弘道方式。南北朝末期,颜之推撰巨著《颜氏家训》,涉及家庭伦理、处事原则、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对整个宗族具有重大引导作用。影响所及,带动了后世大量家训作品的问世。宋代以后,宗法作用日益提升,各地家族谱牒大量产生。每部族谱依例皆有家训、家规的篇章,包括孝父母、和兄弟、敬祖先、睦宗族、忠君上、笃师友、戒骄淫、务耕读、制财用之类的日常生活准则,成为传播仁义之道的绝佳途径。且以新近发现的湖北省罗田县民国《晏氏庚午宗谱》为例。谱中除了《首传一》收载《户规》外,《首传二》一整册皆为明清时期的“先祖遗训”,包括《圣瑞公训词八则》《伟人公家诫十六条》等14种。其《圣瑞公训词八则》论“积德”云:“积金以贻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贻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为子孙长远计。试观自古厚德人,未有不受天厚报。今人一遇困穷,即怨天待己薄,行一善事即欲责报于天,此其人心不能行善事,虽行善亦非真善。济世之心争诚伪不争大小,总须出于真挚,量力而行,自有无量功德,上资祖考,下荫子孙。”诸如此类由各地乡绅所作的家训、家规,文字上或许不能入思想家的法眼,却将仁义之道生活化、通俗化,用语比思想家更鲜活,易为普通人所接受。尤其是家训、家规出自各族先人或乡贤之手,更増后人敬畏之心和亲切感,能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生活的向导。

  士民之循道

  通过各种渠道的传播,仁义之道成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与其生活水乳交融。就其基层民众而言,他们的行为虽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却实实在在地显示出仁义之道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来。各地的方志、宗谱中,这类记载不胜枚举。这里以明清武昌的一个周氏家族为例。据清代咸丰、光绪年间先后编纂的三修、四修《周氏宗谱》记载,这个家族在元朝末年由江西鄱阳迁入武昌。明初,二世祖周缙任永清典史,代行知县事务。值靖难之役,周缙站在建文帝一方。燕王朱棣称帝后,周缙被捕入狱,其长子周瓛自愿代父服刑。而其次子周琳以长兄应在家中主事为由,态度坚决地去替父服刑,后戴罪立功,战死于沙漠,可谓忠孝两全。其后,这个家族以诗礼传家,耕读为业,后嗣兴旺发达,涌现出不少热心乡邦事务、从事慈善活动、孝老爱亲、遵纪守法之类的人物。

  至于士大夫阶层,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要强烈,为了政治信仰敢于做出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如东汉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宦官势力膨胀,把持朝政,“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致使政治局面混乱,社会秩序荡然。这时,以李膺、陈蕃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正直官员挺身而出,同宦官及其爪牙作斗争。以郭泰为首的成千上万的太学诸生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

  对于历史上敢于坚持信仰、奋力抗争的人物,宋代的文天祥曾创作《正气歌》予以赞颂。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直到唐代藩镇割据期间的正义之士,时穷节乃见,是因为他们正气在身,“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而文天祥本人同样充满浩然之气,他坚定不移地保卫南宋江山,拒绝投降,“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录》)。在《过零丁洋》中,又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在他死后,人们还从其衣带上发现他的绝笔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本传)在古代为政治信仰而奋斗的人物之中,文天祥很有代表性。

  及至清朝后期,在反抗外来侵略、变法图强的事业中,众多堪称民族脊梁的人物胸怀大义,使仁义之道的内蕴进一步升华,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虎门销烟,抗击英军进犯,维护国家利益,却遭到诬陷,被发配到遥远的新疆伊犁。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他没有为个人的遭遇长吁短叹,而是心系社稷。其《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表达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壮烈情怀。在这常人会感到心酸的时刻,他竟然不失幽默之性,诗以“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作结,显得极其从容淡定,实在是他内心深处坚定的信仰使然。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谭嗣同面临杀头的危险,他是有机会逃走的,友人也劝其逃走。这位撰写过《仁学》的倔强的湖南人,下定决心要用生命去实践仁学,以鲜血来唤醒国人,故在临刑前还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篇。真正的爱国者之循道,是不惜以身相殉的!

  以上简略的论述说明,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为华夏文明演进而求道的先哲,涌现出从思想家到乡绅的庞大的弘道队伍,更有一代接一代的民众真心诚意地循道、难以计数的志士仁人不惜以身殉道。人们常常惊叹中华古老文明的延绵不断,这就是最深层的原因。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是立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程的战略思考,意蕴深邃,目光远大。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确立全民族共同的信仰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仁义之道这一宝贵遗产,从古人的嘉言懿行中获得启迪,引归身受。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单位:湖北省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