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中，姓名是人与人交往时的首要信息，而姓氏是一个人家族血缘的重要载体。姓氏制度从上古发展到两周时期，已经臻于成熟。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姓氏的作用和地位表现出一种既不同于以往，又与现今社会有明显差异的鲜明特色。

　　汉代以前，姓和氏具有很大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姓的解释是“人之所生也”，《通志·氏族略》记载“三代以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了姓是母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秦汉之前姓的字形结构里大多包含了“女”，如姬、姒、嬴、姜、妫等。姓字由“女”和“生”组成，是母系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表明了一个人出生的血缘关系。正是由于姓反映了一个人的血缘亲疏，它的重要作用就表现在确立婚姻关系上。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产生了同姓不婚的概念。《通志》记载上古帝王太昊时期即有“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的规定。到了西周时期，同姓不婚的规定分别从生理和礼仪两个方面给出了说明：《左传》说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表明了同姓通婚对生育繁殖的不利;《周礼》中“内外乱，鸟兽行，则灭之”的记载从礼仪方面否定了同姓通婚的合理性。

　　《续文献通考》记载姓和氏的区别，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变者也。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者也，数世而一变者也”。这表明氏与代表宗法制度下的家族始祖的姓不同，它代表的是其始祖分化而来的称谓。周代实行分封制，将王室的同姓庶子、对灭商建周有功的异姓功臣分封在各地做诸侯王，各地的诸侯王再向下进行分封。这样一级一级地分封下去之后，具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诸侯、士大夫就越来越少，而出现了大量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宗主，这些宗主就以所封之地、所受官职或所学艺技为氏，即《左传》中提到的“胙之土而命之氏”。由于周代的氏是建立在分封等级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的氏就能够清晰明确地表现出他的地位等级。当时齐国的管氏、鲍氏、陈氏、田氏，晋国的智氏、韩氏、赵氏、魏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等，都是位高权重的氏族。

　　春秋晚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氏族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标志春秋时期结束和战国时期开始的“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事件，实际上都是氏族崛起，从而取代原有姬姓和姜姓诸侯王的结果。氏族崛起使得姓氏制度也开始出现变化，而最大的表现就是姓氏开始混同合一。姓氏混同合一的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

　　首先，姓的数量在战国时期极大地增加，使其与宗法血缘的联系逐渐走向松散。在战国时期之前，姓是与宗法血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很多庶民并没有自己的姓。《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连五帝之首的黄帝的后代都不能俱得其姓，地位低下的普通庶民没有姓的情况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分封制的体系下，一个诸侯国只有一个姓，本诸侯国内的再分封通常以氏相别，也使得姓的数量并不很多。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情况进一步加深，很多原本的氏已经正式转化为姓固定下来，成为一个家族的血缘符号而不再改变。从数据上看，讫于战国初年的《左传》记录的姓只有二十余个，到汉代教儿童识字的《急救篇》里收录的姓就已经达到一百余个，其中增加的部分大多来源于原本的氏。从文献记载来看，“百姓”一词的含义从《尚书》里专指百官已经演变为先秦诸子里泛指普通庶民的称谓。

　　其次，以不同姓来区别婚姻的功能的逐步丧失，进一步促进了姓氏混同。同姓不婚的制度在西周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宗族人数的不断增加，一个宗族内部分化出越来越多的支系，这些同姓不同氏的支系在血缘上的关系越来越远，再以同姓不婚的制度来约束婚姻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于是，在《左传》中，就出现了大量同姓为婚的史实记载，如晋文公重耳的父亲晋献公是姬姓，却娶了狐姬、丽姬两个同姓的女子。清代学者赵翼曾说“同姓为婚，莫如春秋最多”，充分说明了春秋中晚期“因生为姓以别婚姻”的规定被打破的情况。

　　姓氏合一之后，原本“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用法已经不复存在，姓氏为男女通用。在《史记》的世家记载中，姓和氏的概念已经不作区分。如《齐太公世家》记载吕尚“本姓姜氏”，《楚世家》记载熊绎“姓芈氏”，就已经将姓氏完全混同合一了。

　　自此之后，姓氏的用法基本就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宗法制度早已烟消云散，但传统文化流传下来的宗法观念却薪尽火传，一直为人们所秉持。时至今日，血缘关系仍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子承父姓，父慈子孝的儒家伦理观念仍在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