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是中华历史上的一段华章，聚六合而成一统，立政法而启百代。据说英文中代表中国的单词China，发音就来自于“秦”。为什么是秦?是什么力量让一个西陲小邦，成为雄视天下的中央之国?应时而变、奋斗不止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

　　四战之地

　　后世称秦为形胜之国，外有四塞之险，内有关中之富，为天府之地。好像秦占尽了天时地利，由其完成统一大业，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天上从来没有掉过馅饼，形胜之国是秦数百年不懈努力的成果，而不是原因。

　　秦人原来是“弼马温”，为周朝放牧养马，地位卑微。但秦人干一行爱一行，养马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被周朝授予西陲之地，大约是现在甘肃南部的一小片土地，还几乎是一张“空头支票”。西陲远离中原，是戎族的天下，周朝尚且无力伐戎，秦要在此立足，谈何容易。数代秦君前赴后继，浴血疆场，终于在周朝已经放弃的地方上扎下根基。此后，秦立于四战之地，和戎族反复拉锯，和三晋、强楚几番周旋，逐步占据关中，才有了被称为“四塞之险”的发展基本盘。

　　国小志坚

　　古今中外，每一次国家崛起，几乎首先都是意志的胜利。齐景公曾经请教孔子，为什么秦穆公可以称霸?孔子认为，“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伯小矣”。孔子生活的年代，秦是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先后统治的时期。从这一连串的谥号可以看出，那时秦国正处于漫长的低潮期，如坠万古长夜，不知黎明在何方。但是，孔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依然给予秦国极高的评价。他认为秦穆公塑造了坚强的国家品质，国小志大，求贤若渴，人尽其才，称伯不算什么，称王也无可厚非。

　　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秦人沉淀出血性刚勇的品质。秦国早期君主秦仲，为周朝讨伐西戎，战死疆场。秦仲的长子长孙世父，为报国恨家仇，甚至舍弃王位，专心讨伐西戎，可谓慷慨悲歌。秦国中期君主献公，在外流亡30年，冒死归国，可谓百折不挠。秦国后期君主昭襄王，长平之战，亲临南阳，倾国而出，以命相搏，可谓血脉贲张。如果追溯秦人远祖，蜚廉、恶来父子身为商王朝近卫军团的统帅，力战而死，这就不难理解秦人血性成就了秦国功业。

　　秦人不仅有勇，而且有志，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战国初期，魏国最先变法，也最先崛起，并对秦国形成了战略压制。可惜魏文侯的伟业在魏武侯、魏惠王的自得自满、一误再误中烟消云散。相比之下，秦穆公的河西之梦，300年后还在秦孝公心中激荡，而求索家国崛起之梦，一追就是500年。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宏大志向，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楚国，在顶层设计中从未考虑过并吞天下，只是满足于偏安一隅;拥有山海之利、地形绝佳的齐国，在百舸争流的年代沉迷于安逸生活。楚、齐有比秦更为显著的优势，最终却目送秦国完成大业。

　　变与不变

　　意志坚定还需要与时俱进，变与不变相互促进，不变的是家国之梦，变的是兴邦之法。秦之变稳中求进、异彩纷呈。

　　襄公、穆公、献公、孝公、昭襄王等秦国的带路人，都是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先行先试，善作善成。襄公护送周平王东归，兴兵伐戎乃至于浴血疆场;穆公三置晋君于东，拓地千里于西;献公迁都栎阳，国君镇边，安危度外;孝公《求贤令》震古烁今，取信于民，变法图强;昭襄王远交近攻，文武并用，遂成雄立之势。秦的外交战略灵活多变，从秦晋之好到秦楚之盟，再到秦齐联手，看似凌乱的“舞步”中，始终回荡着国家利益的主旋律。诸此种种，无一不难，随形就势，以变求进，无一不成。每次变化都为秦打开一扇意外之门，蹚出一条发展之路。

　　秦国与时俱进，不仅在庙堂之上，也在庶民之间。秦和戎族在对抗中走向融合，戎族作战悍猛、不畏生死的精神融入了秦国精神。秦军不仅个人勇于公战，而且重视团队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兵锐阵坚，渐成虎狼之师。秦国还敞开怀抱迎接天下，把客卿制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平台开放、规则明确、空间巨大，能者趋之若鹜。关中虽是秦土，却成为天下英才的共同舞台，容人之短，用人之长，无不可用之人。客卿助秦，外拓疆土，内强君权，平衡公族，为秦国塑造中央政府权威夯实了基础。据学者考证，自秦惠文王时代起，有超过半数的秦相来自秦国之外。灭六国者，借六国之力也。

　　大国崛起历来都是坎坷曲折之路，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史是一部奋斗史。从襄公立国，到始皇雄风，栉风沐雨，百变求进，秦终成家国之梦。500年志向不改，500年信念不衰，不利和有利可以相互转化，弱小和强大不会一成不变，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之路，或许是秦史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