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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之“天道”

发稿时间:2019-07-15 10:53:37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钱逊

  四书内容丰富,涵盖天道和人道。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政之道是人们日用常行当行之道,是人道;天人合一、人禽之辨、中和之道是宇宙万物自然运行之道,是天道。此六项构成四书整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亦宋儒所说“大道之要”,或道统的主要内容。

  天人合一

  中国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起源于上古。殷商以上,中华文化中宗教思想占着主导地位。在天面前,人完全是被动的,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

  西周初,人们从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命不于常”,天命并非一成不变。由此引起了思考。既然夏商都自称秉承天命而号令天下,又何以终致灭亡?天命因何而转移?周继商而立,如何才能永保天命不失?由对历史变迁的探究引出了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夏、商因为不能敬德,才丢失了天命。所以想要永远保持周的统治,就要“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这样,第一次把人作为与“天”不同的力量,思考人在天命转移中的作用,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转变。有了这个转变,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了人,发展了人文方面的思考。

  以后中华文化就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到春秋时期,政治、道德思想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继承上古以来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总结西周以来人文思想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学思想体系。孔子的思想,已经摆脱了天命的羁绊,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是独立于天的,自主的、自由的人文思想;而且它已经是一个包括为人之道(人道)和治国之道(治道)的思想体系,而不只是一些零散的观点、思想。儒学思想体系的创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天为主宰,敬鬼尊神到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这一根本转变的完成,中华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孔子“与命与仁”,天命在他思想中仍有重要地位。在孔子思想里,命和仁是不同的领域。仁是从现实的人事出发,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和人的完善,又是完全由己,依靠人来完成的;是人的自由、自主的领域。孔子所说的命,是指人力所不及,人力不能支配的领域。命是外在的、必然的、不可抗拒也不可知的领域。命不可知,但必须知有命之存在。知命,即知有人力所不及,不可知的领域之存在。因为它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所以对天命应抱敬畏的态度。

  孔子思想中的命和仁又是统一的。孔子的仁学体系,他弘道行仁的一生,完全立足于人的自觉。同时,他自信自己行道符合天命,和天命是一致的。他所做的一切,从人的方面讲,是人的自觉;从天的方面讲,同时也是天命之当然。从这个意义上看,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体现了人生和天命的合一。但他也留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对于命,他只说道的行或废,取决于命,谁也无法抗拒。对于为什么人生和天命(人道和天道)是一致的?人能不能认识和怎样才能认识天命天道?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话,把天、性、道、教四者联系到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实际上也就是把天和人联系起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庸》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

  这个工作后来由孟子的性善论而得到完成。孟子说:人有天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仁义礼智的根源。仁义礼智根于心。由此,他进一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性根于心,所以尽心可以知性。而性是天赋,是天道天命在人之体现;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矣”,知性即可以知天。人要知天知命,不假外求,只反求诸己,修养自己的心性即可。通过尽心、知性,上达于天,为的是“事天”,即顺应天道,安顿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安身立命。

  如此,天道和人道,必然和自主,不再是分离的两个领域,而是相沟通而合一,达到了天人合一。孟子性善论基础上形成的这一天人合一思想,乃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特质之所在”。

  孟子这一思想,对天人关系问题作出了完满的回答,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无法估量的意义。

  如此,从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从春秋末年孔子创儒学,再到战国时期孟子道性善,中华文化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从殷商时期的一切听命于鬼神,到西周初年由“天命靡常”的认识而转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开始对人文的思考。再到孔子摆脱天命的羁绊,建立起独立的人文思想体系,“与命与仁”。再经《中庸》到孟子,沟通天人,建立起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经过数百年间的发展,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解答了天人关系这个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从此中华文化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人禽之辨

  “我是谁?”这个人生面对的基本问题,四书中有自己的回答。这就是《孟子》中关于人禽之辨的论述。

  孟子性善论的核心精神是强调人禽之辨。他反对和批驳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说。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强调从人和禽兽的区别上看人性。认为只有把人与禽兽区别开的那些属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征才是人性。

  孟子所说的异于禽兽的那“几希”,就是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此四心是仁、义、礼、智的“四端”。人所以为人,是因有此四心;若无此四心,“非人也”。

  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大创造和大贡献。古往今来,在人性问题上,“生之谓性”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然而,一物的性,是指该物区别于他物,所以为该物之特性。正如孟子所指出,生之谓性并不能正确反映人性。

  孟子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给正确认识人性,怎样认识人的本质、特点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也给正确认识人生价值、确立人生理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安顿人生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

  人真正可贵之处、真正的价值,在于他所具有的“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善性。孟子称之为“天爵”。而人们平日追求的“公卿大夫”、名利地位,并不是真正的价值。这些都是人所给予的“人爵”,人可以给你,也可以从你这里取走,不是真正的价值。

  对味、色、声、嗅、安逸的追求,虽然也是生来就有的本性,但它不是人所独有的,所以不认为它是人性。对仁义礼智、天道的追求,虽然也受命的影响,但它是人的本性的要求,所以不把它归之于命。这就说明,人应该自觉努力发挥自身固有的善性,“修其天爵”,以实现自身真正的价值。对于“公卿大夫”、名利地位、物质生活的享受,则应遵道顺命,不做妄求。

  生命的价值、意义,在于义。所以有“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的人生价值观;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境界。

  所以,认识人禽之辨,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为人之道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出发点。

  中和之道

  中庸、中和,是儒学根本的核心价值。《论语》中讲到中庸与和。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以中庸为最高的德。关于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论语》中并没有把中庸与和相联系,也没有对中庸与和做更多的阐述。

  《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与和相连,提出了“中和”的概念。

  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是中,中是平常不变的常道,所以叫中庸。喜怒哀乐本于人性,“未发”时的本然状态,没有过与不及,无所偏倚,是中。发而表现于外而能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处于适度的状态,叫作和。中是万物的本然状态,所以是天下之大本。和是人事追求的目标,所以是天下之大道。中与和互相联系,密不可分。中庸和中和,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中庸该得中和之义。庸是见于事,和是发于心”,“以性情言之,谓之中和;以礼义言之,谓之中庸,其实一也”。

  《中庸》对中庸、中和思想分别从各个方面展开进行论述,对中庸、中和之道的特性、表现,功效和修养的方法、途径等作了全面的阐述,是理解中庸、中和思想的最重要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