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台州：党代表任期制（1988）
确保党代表在任期内切实履行权力和职责，提升党内决策的民主化。1988年，经上级批准，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原椒江市）率先在全国开展党代表任期制。经过近20年的不断完善，两个地方试点的主要内容为：党代会相继设置了代表工作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决策咨询委员会，在确保党代表在任期内优先行使前述“三权”之外，新增党代表在任期内的审议权、评议权和建议权。任期制党代表除享有以上“六权”之外，还包括党代表辞职和罢免、党代表述职评议和质询等内容。
四川雅安：党代会常任制（1988）
“一年当中，党代表为党员做了那些事？要让大家知道，还要评一评，看干得称职不称职！”，党员们的这个朴素要求自1988年在四川雅安开始尝试制度安排，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直选党代表、实行年会制、保障代表日常行权，这些安排构成了雅安党代会常任制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七大报告表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贵州毕节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1988）
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88年1月，贵州省毕节地区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确定了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人口控制三大主题。17年来，毕节试验区成绩显著，“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经验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也促进了贫困地区生态、人口、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郑州：亚细亚商场开启人性化服务（1989）
“顾客是上帝”，1989年5月6日成立的郑州亚细亚商场以其灵活的机制、"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和出奇制胜的公关营销术，一改中国服务企业冷酷的服务方式，连续在中国商业领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第一"：第一个设立商场迎宾小姐、电梯小姐；第一个设立琴台；第一个创立自己的仪仗队；第一个升国旗；第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亚细亚现象”举国关注。虽然亚细亚最后失败了，但为中国的商业流通乃至各个竞争领域留下了丰厚的遗产：理念、文化、人才、服务等等。
吉林省：梨树县村民委员会“海选”（1991）
梨树县创造的“海选”做法中所体现的民主原则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吸收，并向全国农村推行。梨树"海选"做法萌芽于1986年基层政权建设试点工作中北老壕村的村干部选举，基本成熟于1991年底平安村的第二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概括地说，梨树“海选”的基本做法是：1）“七个规范”，规范程序、规范选票样式等文书式样、规范计票方式、规范就职仪式、规范村委会组织机构、规范工作交接、规范选举档案。2）不设候选人，直接“海选”村委会成员，获得参加投票村民过半数者即可当选。3）实行选举前竞选演说、秘密划票、无记名投票等方式。
深圳：人大预算监督改革（1991）
管住钱袋子，让公权为民所用。深圳人深谙此道，并将此原则纳入到人大监督职权的行使上。1991年，深圳市人大出台了审批计划及预算的暂行规定，在加强预算监督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1995年5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设立计划预算审查工作委员会。2000年，深圳市人代会又将该工作委员会改为专门委员会。199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预算工作委员会。截至2005年上半年，有12个省级人大常委会设立了预算工作委员会；省、市级人大财经委设立预算审查监督处（科）的，也增加了工作人员。
广东、南海：土地承包权转为村股份公司的股权（1992）
灵敏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对农民集体土地流转的需求，1992年春，南海罗村镇下柏管理区集中辖区农民的土地，划分为农业保护区和工业开发区及群众商住区，实施一定规划和经营。同时将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到在农民土地上兴办的企业，承包农户成为村股份公司的股东，村集体获取土地出租收益，按股份在集体和农户之间分红。企业租用农民的土地，一亩地每年几千元，且预交三到五年，企业一次性交给集体的土地租金就相当于目前国家的征地补偿费。相比与国家先征地、再批租的模式，南海的农地直接入市模式最大化地实现了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收益的目的。2003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规定凡合乎一系列限制条件的集体建设土地，“可以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并享有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同等的权益”。
重庆：土地换商业养老保险（1992）
1992年，重庆市政府通过政府招标委托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的失地农民可以向重庆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将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全额或半额参保储蓄式养老保险，其余部分一次性领取。中标的保险公司为参保失地农民建立长期个人账户并进行投资管理，在参保农民达到领取养老金规定年龄时，即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向受益人按月支付养老金。
“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推出是社会的进步，但失地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偏低，还要从中交纳保费，不尽合理。为解决失地农民的远期风险却让其面临更大的近期风险，顾此失彼。
广州 ：粮价放开（1992）
1992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价，之后连续三年，广东粮食产量下降，国内舆论对广东于是不利。粮食产量下降，主要是因为农民拥有更多的种植自主权，觉得种粮收入较少，有一些农田并不适合种粮，就减少种粮面积；原先追求高产量是为了交公粮，粮食质量不高，而种植优质稻，产量会相应下降。到1995年广东粮食产量上升，达到350亿斤，解决了“米袋子”问题。
广州：科技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1992）
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迎接第四次世界技术浪潮的挑战，1992年10月，广州市被列为科技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根据广州市提出的改革试点方案，广州大力建设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区、东南部大型国际性综合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带，积极搞好科研机构的合理调整，发展民办科技事业，大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型城郊农业。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等。
山东诸城：放活国有小企业（1992）
“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十四大报告的这则提法在山东诸城首先"开花结果"。1992年12月，国有小型企业－－诸城电机厂由工人买下，并更名为“山东开元电机有限公司”，企业性质变为"股份合作制"。这一做法在1993年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7种形式，扩展到了诸城全市。同时，诸城市政府为改制企业职工建立了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女工生育五大保险制度。改革引起了巨大争议，一直到1996年，中央联合调查组给出评价才得到平息：县属企业改革探索，阻力大，困难多，诸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成绩，难能可贵，为“放活国有小企业”创造了经验。
深圳：国有企业无行政级别（1993）
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让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深圳市1993年出台《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分类定级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发〔1993〕22号），开始实行企业分类定级制度，取消市属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建立以经营规模、效益水平为基准的客观公正的企业评价系统，逐步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新的企业分类定级制度。1997年，深圳市颁布实施《深圳市市属国有企业分类定级管理办法》。进一步对企业的工资待遇、微利商品房指标、常住户口指标以及赴港（澳）、出国指标等方面制定相应的配套方案做出了规定。
海南：企业注册登记制（1993）
取消企业审批注册制，缩短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时间，1993年4月，海南省政府颁布了《海南省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办法》，将企业审批登记制改为注册登记制，除申办金融、保险业等营业项目外，其他企业一律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企业办营业执照的时间由过去几个月缩短为7天。2006年，海南又推出注册官制度，只须注册官审核通过即可颁发营业执照，不再需要部门负责人和局长审批，大部分企业当天办理注册登记当天就可以拿到执照。
山东：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营业（1993）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资本市场中“大商场”、“超市”和“集贸市场”有竞争又有分工的局面， 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给出了明确方向。这一点，在1993年9月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创立并正式挂牌营业时，已经有所实践探索。改制的乡镇企业，专业投资基金和自动报价系统构成了支持淄博股权交易市场体系的“铁三角”。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基金和报价系统存在的基础。不过，1999年10月，国家对地方性证券市场进行全面清理关闭，虽然这时的淄博证券交易市场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股民人数最多、辐射范围最广的地方证券交易网络，仍未幸免。
浙江：宁波中国版的"穷人银行"（1993）
让小企业以及农民也能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1993年，纯民资金融机构的泰隆城市信用社成立。其贷款的90%以上投向小企业，而且大部分是无抵押贷款，只需要提供保证人，贷款审批程序也简单，新客户两三天，老客户只需要半天，有的甚至能够做到20分钟内贷款打入账户。为此，这家浙江民营金融机构被一些专家称为中国版的“穷人银行”。2006年8月，银监会派人对泰隆的资产进行了详尽的核查。泰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被认定不到0.83%。2006年8月15日，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成功改建成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浙江：温州民企成立党组织（1993）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浙江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迎来新的春天,但给“非公有制经济”性质还只是模糊定位。当时一些比较开明的企业主,如浙江传化集团的徐冠巨、温州正泰集团的南存辉、温州神力集团的郑胜涛等,开始把支持企业建立党组织视做企业发展的靠山和指导企业发展方向的灵魂,积极主动配合当地党委在本企业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私企党建工作不仅仅成为适应新经济、新阶层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着手协调生产关系,化解深层次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
湖北：监利两田制破解土地经营困局（1993）
既不让外出务工农民"贴钱转包农田"，又使种田能手能够联片种植田地，1994年，湖北监利县赵家村将宅基地、自留地、口粮田之外的水田、旱地、水面等，一律公开竞价发包。改革的具体举措为：1、人均宅基地、自留地和口粮田0.5亩。宅基地、自留地多的，口粮田就小；宅基地、自留地少的，口粮田就多。宅基地、自留地和口粮田属于福利地，不要任何负担。年轻人娶妻生育后，人均可以申请增加0.5亩口粮田或得到75斤稻谷的补偿；出嫁或自然减员，人均减少0.5亩口粮田或补偿增人户75斤/人的口粮。增人增地、减人减地，每五年调整一次； 2、宅基地、自留地、口粮田之外的水田、旱地、水面等，一律公开竞价发包。同等标的，本村人具有优先承包权，最低承包面积不得少于50亩，起标价150斤/亩稻谷（按市场中稻价格缴纳现金）。 3、承包户每亩要预交50元风险抵押金，但承包户如果生产资金周转困难，可以向村委会申请50元/亩价值的肥料，收获时连同承包费一并偿还。承包者违约，收回承包地，风险金不退；4、承包期一定五年，不得转包；老承包户具有优先延包权；5、村委会保证旱时沟渠有水，涝时电排站有电就开机；6、承包费除用于必要的公共支出（上缴政府下达的税费任务、生产用电、水系维护、村干部工资、五保户、计划生育补助、历年借款和贷款等）外，其余按照人头分配到个人，但计划外生育的子女，五年内不参与分配；7、村内开支预算由村民委员会提出，村民代表大会批准。每月实际发生的支出，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理财小组审查方能入账；不在预算内的支出，由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代表会议报告，批准后才能执行。
青岛：三层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1994）
既不再对国有企业进行微观管理，又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青岛市从1992年起开始试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1994年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对企业主管部门分三类进行分体式转体改造：一部分保留主管局的建制，从中分离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一部分撤局（总公司）组建企业集团；还有一部分是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原有行政职能归属到公司中。这样，青岛市基本建立起国资委（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下属国有企业的三层次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海南：燃油附加费改革（1994）
开征燃油税（费），建立以燃油消耗量为基础的税收（缴费）制度，节约燃油、保护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海南省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燃油附加费征收管理办法》，取消了向车主直接征收公路养护费、道路通行费、过桥费和运输管理费，改成向燃油销售经营企业征收附加费。1996年，海南省人大通过了《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燃油附加费征收管理条例》。海南燃油附加费征收健全了法规制度。海南开征燃油附加费，是全国独此一家的规费征管体制改革。海南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这一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条件。
北京：成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1994）
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1994年3月31日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这股草根力量由此开始生长。1996年前后，"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先后成立，与"自然之友"一并成为中国环境NGO的领军者。2001年11月，在京召开的中美民间环境组织合作论坛发布消息：中国环境NGO已超过2000个，参与者数百万人。垦荒、观鸟、种树、保护濒危动物、建造绿色社区......民间环保组织从此成为维护社会公众环境权益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如何规范其行为，在政府监管之外建立对NGO的有效社会监督与制约，是一个长期课题。
镇江九江：医保改革（1995）
企业经营不善致许多职工无钱看病、医院要向财政上交收入、机关事业单位和一些垄断行业职工敞开报销，90年代初的这种混乱状况在1995年镇江九江的医保改革试点中逐步得到改善。镇江面向社会各类人员建立起多层次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一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对象由城镇职工向城乡各类人员拓展；二是住院医疗保险制度，解决一些暂时还没有能力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员的大病和住院医疗保障的问题；三是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城镇居民、职工子女、学生等社会人员实施"交小钱、保大病"的合作医疗保险。对离退休人员实行医疗经费集中统筹制度。其次，为部分特殊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建立补充医疗保障系统。另外，建立专为解决社会困难人群医疗保障的社会医疗救助体系。
广州：混合所有制（1997）
将大型国有企业改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广州惠州市的TCL集团公司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个。1997年，政府与企业管理层约定，如果企业国有资产增值幅度超过10%，管理层可以从10%中取一定比例获得股份。后来，当地政府又向管理层和员工出售了一部分存量国有股，并引进了飞利浦、东芝等跨国公司外部战略投资者，从而使该公司从一个国有全资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后来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确定为一种战略性的思路。
北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1997）
不再让"九个大沿帽去管一个破草帽"，把工商、市容、环保、交通、公安等对"马路市场"管理的职责集纳到一个部门，199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向宣武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在宣武区开展城市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原则上同意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试点工作。一个月后，北京市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经国务院法制局批准的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单位。这一试点很快在北京和全国推广。
浙江：嘉兴土地换社保（1998）
让失地农民拥有基本社会保障，浙江嘉兴于1998年出台了《嘉兴市区土地征用人员分流办法》，探索"土地换社保"。其基本做法为：“三统”、“一分别”。“三统”即为政府统一实施征地，统一补偿政策，统一办理失地人员农转非和养老保险。“一分别”即政府将所有费用转入到劳动社保部门的社保专户，直接落实到安置人员个人账户上，并按照不同年龄段对被征地人员分别进行安置。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开创乡长直选（1998）
1998年12月，步云乡采取村民直接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乡长，被称为“中国大陆直选第一乡”。2001年12月，该乡根据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对直接选举乡长的方式进行了调整，采用全乡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唯一的乡长候选人，然后交乡人代会进行等额选举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乡长换届选举。
深圳：行政审批改革（1998）
减少审批项目，促进廉洁从政。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于1998年1月正式发布实施了《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方案》，1999年2月以政府令的形式发布施行了《深圳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对缺乏法律、法规、规章依据或依据不充分的事项，超越规定的审批权限或与规定的审批内容不符的事项，市政府各部门自行确定的审批事项，不属于政府职能或不应当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项等，予以取消。
四川： 遂宁市公推公选乡镇党委班子（1998）
在阳光下选拔干部。1998年5月和9月，中共遂宁市市中区委先后在保石镇、东禅镇、莲花乡、横山镇首创了公开推选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候选人的制度。其基本方法如下：(1)公开报名。(2)闭卷笔试。(3)公开民主测评。笔试前6名参加。他们不仅要回答随机抽取的题目，而且要回答评委人员的提问。回答问题结束后由评委当场进行一人一票的无记名投票。对于乡镇党委书记，获票数最高者由区委当场予以委任；对于乡镇长，得票前两名被推荐到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由其适时进行选举，完成乡镇长的公推公选工作。2006年全国各级党委换届开始推行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
河北：公共预算改革（1998）
一个部门一个预算，初步建立起以部门预算和人大审议为核心的预算管理模式。从1998年起，河北省部门预算编制开始从粗放走向精细。原来是一年预算，预算一年，下达的财政指标只及部门开支的50％左右，剩下的50％就依靠'跑部进厅'、部门之间协商而争取到。现在是年初就把所有的资金都分下去。部门领导知道了财政资源的支配额，统筹考虑使用。提交给省人大审议的，也不再是两页说明加上四张表的预算草案外加一个预算报告，而是省级108个部门的预算，全都是厚厚的一本，用手推车推到省人大。
湖南长沙:体系化国企"双重置换模式"（1999）
产权改革与“买断工龄"相结合的双重置换模式，湖南长沙市是体系化、文件化并由政府正式推行的第一例。1999年和2000年，长沙市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长沙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细则》，将1984年1月1日以后企业税后利润积累形成的净资产和亏损企业由税收减免返还、财政贴息等形成的净资产界定为企业集体资产，并对职工按照工龄长短进行经济补偿以实行身份置换，即"买断工龄"。指责和质疑之声很快铺天盖地，其中争议最大的是资产是否应界定为企业所有。2000年，中央调查组赴长沙进行全面调查。长沙市的改制工作随之一度做了调整并陷入停顿。但是，双置换模式开始风行全国。
安徽：芜湖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1999）
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方式在其它省份屡有自发突破之举。1999年底，安徽省芜湖市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全国惟一的一个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点市。试点具体实施方案的核心是，流转土地的村集体所有权不发生变化，在转让、租赁、作价入股等形式的流转行为期限结束后，土地仍然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收益金由县、乡、村集体按照1：4：5三级分成。方案经国土资源部批准后，试点开始在三里、大桥等5个乡镇推开。
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八步工作法"模式（1999）
民主执政之路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谐的根本。1999年，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实施“八步工作法”，对涉及乡村经济发展规划、乡村财务预决算、乡村兴办公益事业、重点项目和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都要通过八个程序。以乡村公共工程为例，八个主要步骤为：调查收集民意；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形成初步方案；征求群众意见；民主确定实施方案，并推选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人选，人选中普通群众必须达到50%以上；所有钱物均由群众代表管理，干部管事不管钱；户户签字进行公决，赞成率达到85%以上，才予以实施；分解工程落实到户；村民小组组织实施；竣工结算张榜公布。由群众财务管理委员会清算财务，多退少补，每个群众均可随时查账。
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与“协商民主”（1999）
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提供渠道，1999年6月，浙江温岭开始在各镇（乡）、村等进行“民主恳谈”。2000年8月，“民主恳谈”开始在全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非公企业和市政府职能部门等各层次全面推开，“民主恳谈”的主题也由最初多为群众提出的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转变为涉及村、镇、企业或全市的公益大事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群众出题目，政府抓落实”、“一期一主题”为基本形式的“民主恳谈”活动逐步朝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向发展,并成为村、镇、企业和市职能部门作出重要事项决策的必经程序。一些学者将这一做法冠以“协商民主”。
浙江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1999）
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将职工维权行为纳入体制内轨道。从1999年5月开始，义乌市总工会与各有关社会机构先后实现社会性联合，逐渐形成了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五个社会化”是：维权顾问社会化；维权人员社会化；维权经费社会化；维权网络社会化；维权手段社会化。2005年9月15日，全国总工会在义乌召开全国工会维权工作经验交流会，“义乌模式”开始在全国推广。
江苏：乡镇企业经营者持大股（90年代中后期）
9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南将乡镇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之后又进行了二次改制。主要是推进股份集中化，使股份从普通职工向管理层集中，实行经营者持大股，也包括剩余的乡镇股权彻底向私人转移，集体股权彻底退出。到2000年底，苏南地区除了少数“大而赢”的企业和“大而亏”的企业外，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乡镇股份的彻底退出和经营者持大股。由于“内部人控制”与行政权力运作，二次改制企业职工参与程度低，且没有得到经济补偿。最后绝大部分都是企业经营者成为改制企业的最大股东或者唯一股东。
长春：国企债务重组（2000）
从那些陷入严重债务困境的国有企业里，把具有盈利能力的有效资产剥离出来，长春市政府2000年起推出了“购售式重组”的国企债务重组方案。具体的操作步骤是：首先由政府出资成立一家新公司，出资形式通常为现金，有时还包括土地使用权；新公司、老企业一起与主要债权人（通常是持有老企业债权总额3／5以上的债权银行）就老企业有效资产的估价和转让问题进行协商，最后达成资产出售和债务清偿的“一揽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有效资产的评估价格形成后，银行将向新公司提供相应数额的贷款，用于购买该资产。老企业则按照约定价格，将该资产转让给新公司。然后，新公司用该笔贷款向老企业支付购买资产的价款，老企业则将出售资产的所得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江苏昆山：土地入股（2000）
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完全可以成为农民的收益性资产，而不仅仅只是生产资料。这一点在江苏昆山通过两种途径成为现实：一种途径是富民合作社，一种途径是土地股份银行。2000年，陆家镇车塘村成立富民合作社，以入股的方式，在村里的建设用地上建造标准厂房、打工楼、店面房、农贸市场等出租，租金年底分红。这一协会的运作方式后来在整个昆山市被推广。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工业园区周围的村庄。土地股份银行主要适用于农用地较多、且被限定农业用途的地区。操作方式是，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引入高效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农民除了参与经营，还可以享受稳定的收益分配。土地股权在30年承包期内可以继承、馈赠，经合作社和村委会同意也可以转让。
浙江：义乌、东阳水权自由交易（2000）
改变水权分配中的指令用水、行政划拨、行政协调的方式，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双赢， 2000年11月，东阳、义乌两市政府签署用水权转让协议：由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购买东阳市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权。转让用水权后水库原所有权不变，水库运行、工程维护仍由东阳负责，义乌以当年实际供水量按每立方米0.1元标准支付综合管理费。义乌与东阳的这项协议，被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称为“开创了中国水权制度改革的先河”。
江苏宿迁：医改模式（2000）
转变政府职能,集中力量强化公共卫生服务;推动社会资本办医,增加医疗供给。2000年，江苏宿迁推行“管办分开、医卫分开、医防分开、医药分开”的医疗体制改革。宿迁沐阳所有的医疗机构全部民营化或者说私有化, 通过社会资本办医,扩大医疗资源总量；政府除行使宏观医政与公共卫生管理职能,以及举办公共卫生机构外,基本退出医疗领域。
浙江：长兴县试行发放“教育券”制度（2001）
政府通过“教育券”向社会购买教育服务，2001年5月10日，浙江长兴县教育局（当时名为教委）出台《长兴县教委关于使用“教育券”办法的通知》，在我国开创了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先河。
实施教育券制度以来，长兴县共发行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券：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对象)教育券(面值500元)；职教学生教育券(面值300元)；贫困学生教育券(面值200或300元)；农村技能培训教育券。教育券只用于代缴杂费和书本费，学校凭收取的“教育券”向教育行政部门兑现。
国企改革 管理层收购（2001）
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采取的管理层收购发轫于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2001年，管理层收购作为国有企业改制的一种模式被很多地方采用，尤其是在2002年前后，管理层收购曾一度成为国有企业改制的热点。由于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自卖自买、暗箱操作、产生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等，2005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共同颁布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对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并对管理层出资受让企业国有产权的条件、范围等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相关各方的责任。随后，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规定，要求进场竞价，并与其他受让者同股同价。管理层收购开始走上规范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