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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

发稿时间:2018-07-26 09:52:29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贺斌

  早上八点多,高尚全像往常一样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他的办公室在二楼中部,没有电梯。打开门,沙发、茶几和办公桌上堆满了一摞摞的书报和文件,从改革内参到大部头理论著作,使本来就不大的办公室显得有些拥挤和局促。

  “屋子太乱了,最近没顾上收拾。”高尚全不好意思地笑笑。

  他实在太忙了,按照中央的要求,要总结40年的改革经验,目前已经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改革同行》《亲历六次中央决议和改革建言的回顾》三部著作,正在清样和编审阶段,不久将付印出版。同时,媒体采访也很多。此外,他还时常出差,出席一些会议和论坛,或给各地政府和高校讲课。

  这样的工作强度,即使年轻人也吃不消,但高尚全却感觉很充实。已近九旬的他,每天朝九晚五到体改会“上班”,在铺满书和文件的办公桌前开启一天的工作。

  “人家都说我,你都那么大年纪了,享享清福不好吗,那么忙干吗?但我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干劲,也许是因为搞好改革是我的责任吧!”高尚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老祖宗没说过的话”

  1982年,一直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的高尚全被调入刚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此,改革成为他研究的重大命题,也使他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这一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明确提出要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中共文件第一次提到“市场”,第一次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从而撕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口子,为下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

  那时候,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商品经济,迅速富了起来,理论界也注意到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

  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数十名来自改革最前沿的研究者聚集一堂,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该不该搞商品经济。

  发起并召集这次会议的,是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高尚全,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此前,在参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过程中,高尚全极力主张将“商品经济”写到文件中,却遭到阻力,有些人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也有些人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那时候我人微言轻,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没有办法,我就找到童大林,商量开个会共同探讨一下。”高尚全说。

  参加讨论的有童大林、董辅甸、蒋一苇等知名学者,用高尚全的话说,大多思想比较解放,大家畅所欲言,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阶段。

  这一结果以报告的形式上报给中央决策者,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最终,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中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是《决定》里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并未停止,企业受指令性计划调控,积极性难以发挥。1986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带队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真切地感受到指令性计划不但无法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更会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

  1987年3月20日,高尚全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当年8月2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高尚全在《国家体改委快报》撰文,就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稿)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三点意见,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手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他指出,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很快,这篇文章获得高层批示,中共十三大报告采纳了高尚全的建议,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迈出了一大步。

  1992年,对于中国改革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折点。当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理论上实现了计划和市场的统一。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终结了长期以来的计划与市场之争,引发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高尚全再次参与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和郑新立、张卓元一组,主要负责市场体系部分。在对“劳动力市场”的表述上,一部分人建议提“劳动就业市场”,认为劳动力进入市场就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但高尚全坚持提“劳动力市场”。

  为了使自己的建议能得到高层的支持,高尚全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五点意见,分别征求薄一波和李岚清两位中央领导的意见。薄一波于1993年10月14日作出批示,“我同意你的五点论述,但我觉得目前不必多争论,多看几年自然而然(或顺理成章)地解决。”李岚清则于10月15日作出批示,“我原则上赞成这个意见。但劳动力一般理解为体力劳动,劳动力市场应为广义的概念,应包括脑力劳动,因此提法上还值得推敲。”

  得到两位领导的正面评价,高尚全有了底气,谁知后来的送审稿依然写着“劳动就业市场”,高尚全有些着急,担心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白费了。正好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高尚全作为起草小组的市场体系分小组负责人列席会议。

  本来在这个会议上,高尚全无权发言,但对他而言,这是最后的机会,于是鼓足勇气,举手发言,并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高尚全侃侃而谈,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支撑,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打断他的发言。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听完后,问:“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这个问题,让高尚全看到了希望,显然,他的建议已经引起了中央最高层的重视,直到此刻,他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越级”了。“那时候最担心的是领导不接受我的建议,都没有顾忌其他。”高尚全如今回忆道。

  第二天,高尚全找到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向他解释了自己冲动之下“越级”发言的原因:“如果我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就出不来,‘劳动就业市场’就动不了。”温家宝并没有责怪他的越级,而是说,“我赞成你提劳动力市场的建议,但能不能上到中央文件,我也没把握。”

  后来,温家宝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时,专门就高尚全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建议询问中央决策,最终,“劳动力市场”这个概念得以写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参与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十五大报告,两次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十二、十四、十六三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按照中国改革的步骤,十年一次大的综合改革,到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就改革的核心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并得到采纳。

  以问题为导向

  高尚全和改革结缘始于1956年,当时,还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的高尚全注意到部里招待所长期人满为患的现象,分析背后的源头是企业缺乏自主权,只能“跑部钱进”,于是以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引起企业界和各有关部门的关注。

  高尚全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正陪同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在沈阳出差,一天早上散步时,汪道涵说:“小高,刚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你的文章!”语气里似有赞赏之意。

  然而,给企业自主权的说法,显然是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至于后来在反右中高尚全差点被定为右派,“幸好机械部是个大部,每个单位5%的右派名额轮不到我,躲过一劫。”

  此后,高尚全对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关注,也开始思考当时中国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在实践中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为他以后极力主张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高尚全经常讲的一个例子是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他发现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变压器厂,一个冶炼厂,都是政府行政主导的企业,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而冶炼厂生产的铜则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现在听起来挺可笑,但当时就是那样。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高尚全说。

  后来,高尚全进入国家体改委,经常到各地调研,看到了一些经验,也看到很多的问题,这些都成为他思考的源泉。

  1994年,高尚全应山东省委省政府之邀,给省领导和厅级干部作一次关于国企改革的报告。讲完后,现场有人提问,山东诸城的改革闹得满城风雨,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诸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了一批国有小企业,1992年4月,诸城通过对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发现有103家企业亏损,新上任的市长陈光决心进行改革。

  1992年10月,诸城市首先在五家企业开展改革试点,试点企业涵盖了国有工业企业、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小型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四种类型,当时采取的是股份合作制的办法,将这些企业原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卖给企业内部职工。这一做法遭到很多人反对,甚至给陈光扣上“陈卖光”的帽子,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面对这个在当时争议极大的问题,高尚全用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理论当场予以回答。从内心深处,高尚全是赞成诸城改革的,因为在改革前,诸城曾做过一个问卷调查,问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结果参加答卷的300个诸城青年职工中,大部分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甚至还有近1/5的人选择“你偷我也偷”。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种公有制的财产组织形式跟职工没有关系,工人自然就没有积极性,因此必须进行改革。”高尚全说。

  在争议中,诸城改革艰难前行,直到1996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带队到诸城调研,诸城模式才正式得到中央的肯定。

  2016年,高尚全再赴诸城调研国企改制的效果,已是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的陈光陪同调研。这次,高尚全是带着两个问题去的,一是国有资产流动是否等于流失,二是在国企改革中如何正确、完整地理解加强党的领导。

  在调研过程中,高尚全去了大量企业,看到诸城国企改制20年的巨大变化,也解答了萦绕在心中多年的疑问。一是国有资产流动不等于流失,而且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使企业保值增值,做强做优做大,也只有在流动中才能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二是只有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他还就加强完善党的领导提出了7个建议。

  “中央历来重视经济学家的作用,但经济学家有个通病,熟悉国内外各种模型和理论,但在实践上往往是一个短板。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一些建议未必符合实际。”高尚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习惯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调研进行论证,已经成为了高尚全多年的习惯。他笑称,这一思维习惯得益于从小在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学习的经历,“这是教会学校,都是全英文教学,特别注重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等国际机构任职的经历,又让他看到更多的国外经验,这些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成为他思考的动力和源泉,也为他在改革中建言献策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依据。

  改革仍在路上

  “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高尚全认为,回顾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得以最大的发挥。”

  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改革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短短几年农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并倒逼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市场化带来的劳动积极性、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可估量。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改革派官员,高尚全对改革的贡献更多是建言献策,通过中央文件和领导批示成为决策,自上而下地推进。但在他看来,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诸城国企改制、股权分配这些基于实践需求而自发开展的改革,在中国的改革史上也是光辉的一笔。

  “老百姓有需求,基层最敏感,而我们的改革没有现成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高尚全表示,体改委成立后,专门将几个城市定为“试点市”,比如湖北的武汉、沙市,江苏的常州,四川的成都等,在改革的初期,都是在这些地方先行先试,试点成功后向全国推广。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自下而上的基层创造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已经实现强有力的结合,最终作用于改革实践。比如“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浙江首先提出的创新,这项被称为“刀刃向内”、面向政府自身的自我革命,经由浙江试点,对行政法规进行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除的废除,同时打破各部门“信息孤岛”,创造部门协同效率,最终倒逼政府改革,促使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

  “改革最终是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要与人民分享。”在高尚全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改革搞好了,老百姓就能够真正富裕起来,国家才能强盛,所谓民富才能国强。

  在高尚全看来,如今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比如如何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落到实处,如何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包括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平等展开竞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等,以及如何实现产权的保护,如何发挥企业家的精神等。此外,还要掌握核心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动力、活力、创新力、执行力和竞争力,五力并举。“这些都涉及一系列繁重的任务,还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不是光喊几句口号就能成功的。”

  “改革是无止境的,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改革永远在路上,因此,解放思想也无止境,还需要不断推进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高尚全说。

人物介绍

高尚全,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9月生于上海嘉定,汉族。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高级顾问,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密苏里大学斯诺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杰出学人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国内外出版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