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必须修好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本质上是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产物，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让政府的行为和激励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向发力、互相促进，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2019年4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并创办了一个国际性杂志，定期举办年会和各种研讨会，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也是基于中国的经济实践提炼出的一些心得，并将此推广到世界各地，形成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新知。那么，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如何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发挥作用呢?对此，我分享三个方面的体会。

　　第一个体会是国资国企必须真正解决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如果仅仅依靠面向市场的、一切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民营经济在市场上运作，有可能会引发总体的不安全和系统性风险。因为企业通常只会考虑自身利润，加总起来就可能放大风险，出现“羊群效应”，甚至可能导致经济上的波动和市场风险。国资国企恰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国资国企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市场主体。国家和政府能够从整体经济安全的角度发现问题，并通过国资国企的运作及时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举例来说，当前我们所关注的软件(包括工业软件和一些基础软件)是芯片设计、工业设计的基础和关键，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和风险较高，单个民营经济往往是没有动力和能力去研发制造的，在很长时间内都选择直接高价采买国外软件，这就埋下了技术“卡脖子”的风险和隐患。近几年，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愈演愈烈，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愈发凸显，基础工业设计包括芯片设计面临较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只能由国企统一起来集中力量加以应对。总的来说，在通用技术、基础研究等关涉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国资国企必须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而与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系的发展领域，则可以由效率更高、跑得更快的民营经济发挥积极作用。简言之，就是要让国资国企切实担负起支撑国家安全的重任，但不能泛化国家安全问题，不能以国家安全为由过多占用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第二个体会是要通过国资国企发展解决效率问题。当前影响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权力下放不够。过去我们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对国资国企监管过多过细，对国资国企主要负责人授权有限，导致国有企业家在市场运作中反应不够快、拍板不够快，想做的很多事情需要层层汇报，到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国资国企是政府与市场的一个交界口，政府部门不宜对国资国企进行过多过细的监管和干预，而是要适度放权给国资国企负责人，让他们大胆地面向市场去运作。毕竟政府领导对实际市场运作可能了解不深不透，而国有企业家长期扎根于市场一线，对市场需求、市场运作规律等具备较为充分的认知，赋予国有企业家更多的经营决策权，对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国有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意义重大。

　　第三点体会与第二点相辅相成，就是不仅要为国有企业家适度放权，而且对国资国企主要负责人不宜过度追责和问责。市场经营永远是有风险的，如果过度强调责任追究，那么势必会导致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不敢决策、不敢冒险，从而可能会错过很多机会，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我认为，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问责和追责不能完全等同于对政府领导干部的问责和追责，要适当地为其松绑，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国有企业家经营投资的责任追究。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市场风险是层出不穷的，对于国有企业家的评价要注重长期，不能拘泥于短期业绩或者少部分投资决策。只有适当地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约束，才能激励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大胆决策、勇于创新、敢于争先，才能让国资国企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更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