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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2016)年会暨创新驱动发展高层研讨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

发稿时间:2016-12-18 09:48:49   来源:中国改革网   作者:《改革内参》贾存斗 秦均华湖南长沙报道

  2016年12月17日,中国改革(2016)年会暨创新驱动发展高层研讨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研讨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长沙市委市政府主办,长沙市委改革办承办。全国人大、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湖南、河北、浙江、重庆、江苏、广东、四川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改革部门负责同志,2016中国改革年度案例单位,新华社、经济日报、中新社等国内主流媒体,湖南省、长沙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共30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年会主会场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昌智对研讨会发来了贺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潘治宏和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代表主办单位致辞。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揭晓2016年中国改革年度案例征集名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揭晓2016年中国改革年度案例征集名单
 
  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副司长宋葛龙,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科技部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王元,华为公司资深顾问田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湖南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秦国文,长沙市委副书记徐宏源,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省政研室主任、省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曾卿,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翁建荣,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市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杨俊,昆明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李正兴,贵阳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王兴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党委常委、副州长、改革办主任单铸飞,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区委副书记兰徐,浙江省仙居县副县长潘法祥等在研讨会上作了演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浩主持研讨会
 
  研讨会分上午主题论坛与下午专题论坛,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调研部主任贾存斗分别主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史克毅主持研讨会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昌智在贺信中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陈昌智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历史上由于创新能力弱,我们不仅与历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也有过落后挨打的教训。今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不仅是世界大势所趋,也是我国发展形势所迫。从世界看,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创新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新战略。从国内看,适应、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面临赶超跨越的难得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唯有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陈昌智指出,”近年来,长沙市改革工作全面展开,成效显著,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强劲,长沙市作为中部中心城市的地位日益突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潘治宏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是国内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肩负改革研究和宣传重任的机构。”不忘初心、矢志改革“的信念贯穿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 潘治宏致辞
 
  潘治宏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迎接改革新高潮、凝聚改革新共识、激发改革正能量、做好改革促进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理念上将杂志社的工作定位和重心集中到发挥建言献策作用上,推进改革政策和改革实践的有机结合;二是组织架构上成立了连接改革研究与改革实践两端的地方改革创新研究中心,设立了专门与地方改革部门对接联系的部门;三是在工作实际中既注重研究和宣传国内改革成果,注重宣传各地改革案例、经验和做法,注重对基层改革创新案例的深度调研。作为长沙市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三方助推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参与到湖南省和长沙市”改革实干家“行列,是”做好改革促进派“的目标体现。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在致辞中指出,长沙经过多年的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过去工程机械一业独大的格局,构筑了高端产业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近年来,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很大,长沙仍然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实力不断做大做强,经济总量目前已经上升到了全国省会城市的第六位,全国所有城市的第十三位。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易炼红致辞
 
  易炼红指出,在改革上,长沙市按照中央的部署、湖南省委的要求,根据长沙的实际,全面的、纵深的推进各项改革。长沙在国家试点上下了先手棋,依托国家三大基地战略平台,承担了30多项国家级的改革试点任务,推进了生态文明、智能制造、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体系标准化等体制机制的创新。长沙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率先建立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行政审批效能整体提升50%以上。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讲话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创新驱动的重点是制度创新。即将过去的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关之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彭森讲话
 
  彭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改革,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最终目标是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新动能。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公平竞争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只有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才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能有效激发市场主题的创新活力。过去有一个误区认为,创新是靠政府引导,政府优惠政策,实际上创新是靠市场、靠竞争,竞争才是市场主体创新的动力源泉。
 
  彭森指出,在改革开放带来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换挡调整期,增速从2010年的10.6%,一路下行到今年的6.7%。尽管近年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需求刺激政策,增发货币、降息降准、增加公共投资,但是传统增长的动力正在衰退,需求侧调整效果递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既有国际因素、周期性因素,也有供求结构性失衡的因素。而供给侧最大的问题正是制度供给不足,束缚了实体经济的创新动力,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生产率不断的降低,为了保持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改革为根本手段,清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合理配置的障碍,培育新的可持续增长动力。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演讲的题目是,《我国已经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他指出,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的时候,有人给中央写信说华为公司姓”资“不姓”社“,原因是华为没有国家投资,搞职工持股。为了这件事,他亲自去深圳调研。调研发现:第一,国家确实没有资金投入华为;第二,华为搞职工持股,把职工积极性和企业绑在一起,促进了企业的发展;第三,华为解决了大量就业;第四,华为增加了国家的税收。由以上四点他得出,华为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有他的一句话:“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这样的新型企业,应该允许鼓励支持”。这从理论上解决了国家投资就是社会主义,不是国家投资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时也支持了华为。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高尚全演讲
 
  高尚全指出,创新的原动力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新就要异想天开、无中生有,书本上没有说过的话不能说,不能叫创新?我们应当解放思想,用一个新思维来创新。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演讲的题目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创新驱动新机制  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新要求》。他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作用。创新发展应该建立政府、企业、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而不应该把政府、企业、社会对立起来,特别是政府和企业不应该对立起来。但是,创新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能抛开政府完全靠企业。政府首先要为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达到这一点,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次在激励机制方面,要让有利于创新的人先富起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 宋晓梧演讲
 
  宋晓梧指出,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社会尤其是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在创新发展和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关注得还不够。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是主力,这方面我们现在差得还很远。
 
  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演讲的题目是,《创新驱动背景下的国企改革》。他指出,国企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研发成果,为什么经济效益不如民企?一个原因是,国企承担了大量应该由社会和政府来承担的责任,包括宏观调控、战略保障、突发事件、社会稳定、援藏、援疆、国防、重要政治职能等。另外,国企有大量历史遗留的社会包袱问题没有解决。目前国企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技术不多、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作用不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没有形成。今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强调激发和释放国企科技创新能力和活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要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加强对科技创新工作的组织领导;二是整合和调动创新资源;三是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四是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范围。
 

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季晓南演讲
 
  季晓南认为,国企要释放科技创新潜能有四个方面的制度需要改革:第一是工资制度;第二是用人制度;第三是混合经济改革;第四是专利成果转让法律要落地。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在演讲中指出,主要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不能持续,因为资源的硬性约束越来越紧,它的代价越来越重,以至于背离经济发展目标,一定要改,而且早改比晚改好。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李克平演讲
 
  李克平指出,在主要发达国家,在重大创新上无一例外都有直接或者隐形的产业政策。发达国家政府对创新给予支持时,不是从头到尾的全流程支持,而是切分为不同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政策工具,因为需要考虑在哪个阶段政府进去是最有效率的。比如,在基础研究上,政府毫无例外是支持最多的。实际上,不同阶段政府支持起的作用不一样,到了一定阶段负面作用才会大于正面作用。另外,政府制定政策,考虑这个阶段和工具搭配效果的时候,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不能影响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进入,二是这种扶持要保证市场竞争的有效性。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演讲的题目是,《经济下行形势下的供给侧改革》。他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2017年供给侧改革仍然是主线,同时提出适当扩大社会需求,这还是双重目标。2017年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去杠杆和国企改革,目标是建立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的体制环境,就是确立中立原则。市场竞争中立+政府规章和制度中立是广义的市场中立,应该按照市场中立的原则推动各种所有制改革。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 孔泾源演讲
 
  孔泾源指出,中国研发投入占全球20%,美国占28%,但从专利来看,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日本的八分之一,我们科技投入效率还很低,如果科技体制不深刻变革,创新驱动难以为继。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副司长宋葛龙演讲的题目是,《2016:改革攻坚年的重点任务与突破》。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副司长 宋葛龙演讲
 
  他指出,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部署有力。党的十八大,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领域改革首先表现在中央对改革的部署有力、督察有力。336项改革任务,分解到年度。到目前为止,中央召开了30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了200多份文件。
 
  二是推进有序。体现为,一是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从大方面来坚持两个“不走”,一个“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些不能改的过多长时间也不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二是十分注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是坚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四是突出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良性互动。
 
  三是实施有效。一是重点领域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形成。二是一大批基础性、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出台。三是一些久拖不决、久攻不下的难题频频突破。四是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要求在电力、铁路、石油、军工等七大领域开展混改试点。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制造2025核心在于创新驱动》。李北光指出,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9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保持至今。但是我们大而不强,主要问题是创新能力不强。创新背后迫切需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工业体制和整个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最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必须面对的问题。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在保持中国制造规模优势的基础上,保持中国制造完整的生产体系、制造体系基础上,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全方位智能化转型,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企业,推动中国制造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由大转强。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 李北光演讲
 
  李北光指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技术供给,没有技术供给就没有实体经济的增长,就免不了继续走规模扩张的老路。而技术供给的关键是关键共性技术。针对这个问题,《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制造业创新建设工程,通过建立一套比较合理的技术供给体制,改革共性技术的供给问题。国家建立了共性技术的创新,加上基础研发创新和企业的研发创新,构成完整的制造业创新体系。
 
  科技部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王元演讲的题目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未来趋势》。他指出,关于制度创新,第一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目标。“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拿出相对应的指标和目标。这一阶段要强调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要观察经济的活跃程度,关注整个产业结构如何向智力型产业转型,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些宏观指标。第二是政府的作用。从创新角度来说,政府要成为风险的承担者。政府不能仅仅通过可靠的计划,严格的产出考核来推进创新,这只是创新的一个方面。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有相当部分的资金支持或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创新机会,当创新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突破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而且,政府既要建立干预机制,也要建立退出机制。
 

科技部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王元演讲
 
  华为资深顾问田涛演讲的题目是,《华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民企样本》。他指出,华为公司创立于1987年,在过去28年里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2015年华为的销售额是3950亿元,今年预期会达到5500亿元。华为有17万6千名员工,50%左右从事研发,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队伍。华为过去28年累计申请的专利接近8万件,应用专利5-6万件。华为28年始终高度聚焦于通讯管道领域,没有做过一寸房地产,没有做过产业多元化,即使在通信领域也没有聚焦非核心产品的研发。
 

华为资深顾问 田涛演讲
 
  田涛指出,28年来,华为坚持人才雇佣资本的理念。华为的股东结构中有85000人,没有任何外部资本股东,创始人任正非只拥有1.01%的股权。华为也不是上市公司,正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被股东利益所驱使甚至绑架的创新型公司,所以才可以在创新方面有战略冒险,才能对未来的八年、十年的创新进行战略投入,这是华为制度创新的一个根本前提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演讲的题目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他指出,当前之所以强调要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是因为旧的动能衰退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最核心的特征是,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发动机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当下改革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是减税。减税推进财税制度改革、预算制度改革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必须精简政府机构才能达到减税的效果。第二是监管。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审批制度改革、政府“三单”建设。第三是减少垄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垄断价格改革。第四是减货币超发。要推进货币发行制度、金融制度改革、汇率制度的改革。另一个维度是基础性、关键性领域的改革,主要有六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是国企改革,第二是产权制度改革,第三是财税制度改革,第四是金融制度改革,第五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第六是开放制度的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演讲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演讲的题目是,《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她指出,总体来讲,政府面对新经济的时候还有很多知识的盲区,比如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新经济需要的方式之间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网约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新经济出现新需求、新问题的时候,政府对它不能很好的进行回应和识别,甚至简单的把过去传统的监管方式直接套在它上面,这让人很担心,一方面政府高唱创新驱动,另一方面当创新来到时,又产生了叶公好龙的心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冯俏彬演讲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演讲的题目是,《创新体系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黄汉权指出,创新体系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紧密相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制度创新,用改革的办法来提升要素供给质量、优化要素配置,通过要素的优化配置来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益,从而更好满足消费需求,这里面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品跟消费需求的匹配要通过构建高效、开放的创新体系来实现。这个创新体系包括五个方面:第一要有一批创新主体;第二要有创新的基础设施;第三要有创新资源(比如技术、专利、人才);第四要有创新环境;第五要有创新精神,以及创新的氛围,跟外界的互动等。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汉权演讲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演讲的题目是,《建立改革容错、监督机制,为基层改革创新实践扫清制度障碍》。他指出,目前出台的改革方案已经很多了,让这些方案落地就需要增强改革的协调性,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让改革有一定的容错性。改革不能做到100%都正确,改革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去容忍改革的失败?中央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精神,提出把故意的违规违纪违法和改革探索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区分开来。从原则上讲是很容易的,但落到具体操作的上,要区分清楚就非常困难。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演讲
 
  刘尚希指出,一方面强调要依法改革,但改革要突破一些条条框框,这两者肯定有冲突。怎样既依法依规改革又调动大家改革积极性,他觉得在改革模式上可以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的。改革的模式如果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再加上问责机制,就意味着地方在改革的时候可能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以及风险,可能出现等待、观望,或者变形、走样。因此,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改革。自上而下通过顶层设计,提出方向、目标和要求,让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去探索,就是上下结合,这样两个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了。对于改革的落实需要有问责机制,但问责机制要以结果为导向,不拘泥于改革某一种方法、某一种方式、某一个路径,而是看结果,只要达到改革整体的要求,达到预期的目标,改革就是好的。
 
  刘尚希指出,改革要抓住主线,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抓住有牵引性、基础性、关键性的改革,提出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社保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是这些改革里最重要的,能成为主线改革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社保改革等等都离不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湖南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秦国文阐述了创新发展需要“腾手补链”,长沙市委副书记徐宏源介绍了长沙市释放改革红利、推动创新发展的情况,四川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曾卿介绍了四川省委改革办构建工作机制的情况,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翁建荣介绍了浙江省创新发展特色小镇的经验情况,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杨俊介绍了成都市创新驱动发展实践的情况,昆明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李正兴介绍了昆明市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破解改革“落地难”的情况,贵阳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王兴盘介绍了贵阳市创新驱动发展实践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党委常委、副州长、改革办主任单铸飞介绍了新疆准东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情况,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区委副书记兰徐介绍了内江市市中区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有偿退出的做法,浙江省仙居县副县长潘法祥介绍了仙居县绿色发展的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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