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久慕左宗棠公之志，天人相隔，自然无法亲炙。考察其遗物遗迹遗址，特别是成长久居之地，或许是一种很好的替代方式。于是怀着敬仰之情，在蒙蒙细雨中来到了其青壮年时期的耕读之地——湘阴柳庄。

　　(一)

　　1843年，左宗棠用多年教书积蓄的白银九百两，购得湘阴东乡柳家冲(今樟树镇柳庄村)70亩水田、80亩山地建成农庄，因挚爱柳树不折品格，在庭院自题门额曰“柳庄”。翌年秋，举家从湘潭移居柳庄，自号“湘上农人”，开始了经营农业和读书著书教书相得益彰的新生活。

　　实际上，他经营农业的想法早已有之。史载，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落第后，在北京购买了许多农业书籍归家，闲时勤勉钻研，开始留意农业。在《与谭文卿中丞书》中说：“弟自戊戍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三次会试落第，时年26岁的左宗棠就决心从此绝意科举，既表达了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和失望，更体现了其立身出世的清醒和自信。仅凭这一点，就高出当时许多皓首穷经科举狂的读书人了。

　　左宗棠的选择，一方面是基于个人对农业的兴趣。他“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对于区种法情有独钟，曾加以深入研究，写成《广区田图说》，大力宣传区种的好处，并在柳庄予以实践。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农业在封建社会突出重要性的认识。他以为农事乃要务，曾经撰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训，有善策还是耕田。”其妻周诒端也作诗：“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左宗棠不屑于功名利禄，不求闻达于诸侯，当时真心想做一个“太平有道之民”，稼穑耕田、读书课子，并为此作了长期打算。

　　(二)

　　于是乎，左宗棠怀揣着耕读理想，吟咏着“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的自撰格言，在课徒自给、读书自适的同时，在柳庄亲身从事农事，将书本上的农业知识与农业实践结合起来，既借以维持家庭生活需要，也是在追寻心中的理想。

　　可以说，左宗棠经营农业是认真而快意的。起初，左宗棠还要帮助管理陶澍的家务，只能余暇兼顾柳庄，但“每自安化归来，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巡行陇亩”。他亲自进行农田实验，采用区种法指导农作物栽培，栽种水稻、茶、桑、竹等作物，以尽地利，因种植、管理得法，收获颇丰，仅每载茶园收入就差可缴清田赋。湘阴县本无茶，其产茶，实际上得力于左宗棠的倡导。

　　左宗棠乐于田园风光，躬自稼穑，啸歌陶然。尝作《柳庄春景图》，又写《催杨紫卿画梅》诗谓：“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底春前花满枝”，饱含几许雅人深致。给友人写信说：“耕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苗出茁，流水淙淙，时鸟变声，草心土润，别有一段乐意。”他在自家的院门上贴门联：“参差杨柳，丰阜农庄。”取“返朴归真”之意，把自己的读书藏书之所命名为“朴存阁”，并在34岁那年完成了十余卷的《朴存阁农书》，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农事，可惜此书现已不存。

　　柳庄的生产经营虽然一度比较可观，但在时代的风雨飘摇下，并不顺利。原因有三：一是天气原因。在封建社会，农业主要靠天收。柳庄建成不久，湘阴即出现连年旱情。1848年，湘阴又发大水，柳庄庄稼被淹，家乡闹饥荒。二是农技农机农艺没有实质性进步。 左宗棠采用的区种法是汉代耕作法的一项重要成就，西汉晚期的《氾胜之书》最早对其进行了记载，主要是综合运用深耕细作、密植全苗、增肥灌溉、精细管理等措施，实现高额丰产。明清以后，传统农业技术和耕作方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土地利用率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缓慢，学者给出一个概念叫做“没有发展的增长”。左宗棠虽然管理得法，但在技术长期没有跨越式进步的情况下，农业收益实在有限。三是社会动乱。1852年9月至11月，太平天国大军进攻长沙，给社会以很大的震惊。左宗棠举家从柳庄搬迁到湘阴东山白水洞，砍茅草筑屋，隐居自保。后来在胡林翼等人的数次举荐和时任巡抚的固请之下，左宗棠两次出山襄赞湖南巡抚幕府，农业经营自然遭到耽搁。直至1857年，购得长沙司马桥宅邸，全家从柳庄移居长沙，基本上告别了这段耕读生涯。

　　但无论如何，这段务农岁月摸索总结的农田水利经验让左宗棠受益匪浅。后来在陕西、甘肃、新疆、两江等主政之处，他一面带兵打仗，一面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因地制宜推行区种之法，号召并指导兵民垦荒屯田，种稻植棉，开渠凿井，部分解决了军队的粮食和衣物自给问题。

　　(三)

　　左宗棠的农业经营虽有波折，但其读书生活获得了巨大成功。柳庄时期时的左宗棠，于“萧闲寂寞中”，除了躬耕、义赈、兴办义学外，全身心灌注于读书著书。左宗棠注重“务实学”，强调读书要学以致用，广泛涉猎，博采众长。期间，他一方面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教育，另一方面广泛研究天文、地理、农学、兵法、荒政、漕政、盐政、海防等多方面的知识，“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以后建功立业打下坚实基础。

　　他曾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百工技艺，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晓;至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与心，然后施为有本。”笔者以为，这句话可以看作左宗棠读书为学的宗旨和抱负。“天地、百姓、万物，无一不与自己息息相关，都是要担当的责任;时间、空间、过去、未来的发展规律，都要在心中融会贯通。”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度!每读至此，都令我击节赞叹。

　　蛰居柳庄这个清静之地，左宗棠认为四时都是读书的好时节：“渔蓑句好真堪画，燕子日长宜读书”——春天宜读书;“清荫满阶开画本，古香一榻坐书城”——夏季宜读书;“孤云出岫真堪画，远水粘天宜读书”——秋天宜读书;“雪窗快展时晴贴，山馆闲临欲雨图”——冬天宜读书。夜间更是读书的好时候，“松风临水朝磨剑，竹月当窗夜读书”。他“观书要高着眼孔”“异书多读当加餐”的读书观，让我非常认同;“吟诗妙得忘荃意，读史频闻拍案声”，“读破万卷诗逾美，朝作千篇日未晡”的读书意境，让我非常向往。

　　(四)

　　一个大人物的成长必定有一段安居勤读的岁月。期间，可能生活上是清苦、劳碌的，但精神上必定是充实、富足的，知识和能力上必定是迅速提高的。在那个时期，或有事业不顺，或有俗务打扰，但内心一定是沉静的，如此才能悟到书籍里的奥妙，采撷到智慧的硕果。

　　左宗棠曾感叹，“人生读书之日最是难得”。前后居住柳庄的14年，就是左宗棠难得的读书之日。这段潜居岁月，学识气度上让他有了出山之时“出处动关天下计，草庐我亦过来人”的自信，也成就了他“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万世功业，自然埋下了终生挥之不去，越到晚年越强烈的“柳庄情结”。

　　在陕甘总督任上，左宗棠将督署后园辟为菜畦，名之曰“节园”，公务闲暇之时徜徉其间，并撰文说：“边事略定，以病乞休未得，于节园开畦种菜，颇得故乡风味。”驻节肃州(今酒泉市)时，疏浚酒泉为湖，环湖堤种花树，湖堤外田亩开垦为园圃。园成后，有诗咏之：“走笔题一系，乡心慰寂寞。……水国足渔稻，笋蕨耐咀嚼。梓洞暨柳庄，况旧有丘壑。”又回想起故乡田园。其中，“一系”出自于杜甫诗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身在陇上，心在湘上，不忘柳庄耕读岁月，溢于言表。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六日，他在写给次子左孝宽的信中说，“吾年已衰暮，久怀归志”，决意待“西事稍定，当即归矣”。无奈后来政务日繁，回乡计划一推再推，终难以成行，直到70岁那年。《左宗棠年谱》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农历12月初，距阔别湖南老家二十年的时候，赴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物大臣途中，获准归里谒墓。左宗棠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念兹在兹的柳庄，当凝望着熟悉的故乡风物，回忆起那段愉悦充实的耕读岁月，一定激起了他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壮烈情怀。

　　光绪十年(1884年)，目疾加剧、左眼几近失明的左宗棠，请求回故里颐养天年，并向朝廷据荐了接替的人选。据说，柳庄当时修葺了房屋，为他回乡做好了准备。但这时，中法战争爆发，垂暮之年的左宗棠以国事为重，抱病请缨，搁置了回乡计划，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身份走向了抗法保台的前线。然而，天不假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七，为抗御外侮、效命疆场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左宗棠，在福州行辕去世，享年73岁。

　　那天柳庄的游人不多，正好凭吊怀古。游览结束后，天气已然放晴，一扫来之前的怅惘，我带着“不见古人真恨晚，力当事时不辞难”的心情健步走出柳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