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并被列为2024年十大工作任务的首位。尽管全国两会已经结束，但社会各界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讨论热度依然不减。

　　该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培育新质生产力有何重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在哪里?又该如何避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低水平重复问题?

　　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就上述问题分享了他的看法。

　　刘俏指出，培育新质生产力要重点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

　　谈及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刘俏认为要依赖于这些未来的节点行业。其中，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变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此外，也需要通过对生产资料、劳动者进行优化组合，释放生产率提升的活力，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

　　刘俏也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不只包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改革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途径，通过改革、通过对资源要素的优化组合也都能形成新质生产力。

　　刘俏建议要更大力度地发行长期限特别国债，要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此外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可以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

　　以下为经审定的采访实录：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是什么?

　　刘俏：去年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在解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应经济热点问题时，就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这样表述的：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为核心标志。

　　我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融合，又回归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大范式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要重点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回顾我国过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正经历从高速增长(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在工业化时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容易，但是工业化结束之后，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变得比较困难。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数据显示，我国1980-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3.9%，1990-1999年为4.7%，2000-2009年为4.4%，2010-2019年为1.8%。近十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下降到2%以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大概是GDP增速的40%，也基本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空间有多大?国民经济能否保持较快增长?这都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能否重新提升至2.5%甚至更高。

　　澎湃新闻：当前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对于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说，还有哪些路径和空间呢?

　　刘俏：研究显示，从1978-2017年的数据分析看，投资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

　　基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强大推动作用，释放经济长期增长潜能，需要数量巨大的对基础核心行业及领域的投资。这些领域往往处于国民经济生产网络的关键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极高的社会回报，但是这些领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投资的资本回报并不一定很高。如果只是依赖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与要素，这些领域将长期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例如，绿色转型和建立数字化转型网络、收入与发展机会不平等、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基础研究等问题，单靠市场根本无法解决。而对关键领域投资不足不仅带来产业转型的严重滞延，还进一步加深经济社会发展的断层线(fault lines)。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突出特征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政府通过“五年规划”和产业政策，将资源配置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节点行业(nodal industry)和关键领域。发生在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和放大，形成溢出效应，带动了上、下游大量市场主体的出现，对总体经济产生一个乘数效应，而对这些关键行业和领域的大量投资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推动了总体经济的发展。

　　未来的节点行业，可以围绕以下领域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现代化产业体系)、碳中和，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依赖于这些未来的节点行业。其中，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变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此外，也需要通过对生产资料、劳动者进行优化组合，释放生产率提升的活力，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

　　澎湃新闻：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要如何结合?您有什么政策建议?

　　刘俏：中国“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在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方面有独特优势。通过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保持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引导资源配置在那些社会回报大于资本回报的领域，有助于形成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新的节点行业、解决那些长期桎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如果这一过程中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不断涌现和创新活力的迸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我国面临的生产率增长挑战就有可能得到化解，而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也能顺利释放。

　　我认为，应当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产业和关键领域投资，去解决桎梏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结构问题，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可以在国债方面有一些特别的规划，今年中央政府发行了超长期国债，我认为力度还可以进一步加大，发行更多超长期限特别国债。

　　此外，还可以将大规模的现金和消费券发放作为财政政策重要选项，在货币政策传导一直不通畅的情况下，需要用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直达消费端，给全民发放消费券或是现金;可以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可以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利用财政资金、社会资本，通过市场化机制，开启房地产新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以此激活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制定的思维方式需要转变。很多观点认为宏观杠杆率只要上升就是坏事，但我认为，只要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即政府债务率)不爆炸式(explosive growth)增长，政府债务即可持续。事实上，我国具备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条件。

　　所以，一方面要充分认识财政政策的空间。应将宏观政策锚定为我国的整体价值而非GDP，这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实施提供更为开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的宏观政策目标除了要解决短期问题，还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跨周期长远目标，这就要求推动节点领域投资，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澎湃新闻：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引进难度进一步加大。您怎么看当前我国科研创新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培育新质生产力，您有什么建议?

　　刘俏：中国必须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在供应链产业链上形成相对闭环，以应对极端场景的出现。为此，我们需要加大创新投入，不仅增加研发强度，而且更需要优化研发结构，大力提升基础研究的研发费用占比。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研发强度(研发费用的GDP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高达90%以上的相关性，提升研发强度对推动生产率增长、培育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2022年，中国研发费用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强度也达到迄今最高的2.55%。然而，我国2.5%左右的研发强度和同期美国3.45%、日本3.26%、德国3.14%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中国研发起步较晚、研发强度的起点比较低，虽然近三十年不断投入， 2012年以来更是加大力度增加投入，但是我国研发投入所形成的基础和沉淀还相对薄弱。既然大国博弈最终是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中国有没有可能将研发强度提升到3%以上?

　　研发结构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2021年基础研究的研发占比只有6.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过去十多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升到2022年的1951亿元。作为对比，欧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费用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2%以上，而美国2019年大约为15% ，基础研究投入大幅超过我国。

　　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例相对不足的结构问题亟待改变。“十四五”规划已把到2025年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8%以上作为政策目标。如果我们能够以这一目标或更大力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比如将目标定为12%甚至15%，将有力推进我国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如何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我们需要发挥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积极作用。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多是在没有考虑实际应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带来了对自然、社会及其规律的普遍认识和理解。大学和研究机构把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投入到拓展知识的前沿，这些机构提供了最有利于创造新的科学知识的环境，它们不承受立即和实际成果的压力，有利于原创基础研究成果的产生。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需要加强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中心的支持，长期的公共资金投入尤其重要。我国具备大规模发行国债的条件和政策空间，而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长期“特别国债”等作为重要的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中心，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

　　澎湃新闻：近年来，很多地方也在尝试培育新质生产力，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进行了投资。然而，由于这两类产业对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的要求比较高，一些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就出现了项目盲目上马、低水平重复等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刘俏：新质生产力不只包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果谈到新质生产力就把发展框定在新能源车、新能源、大模型等领域，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片面、偏颇的。我认为，各地方政府要根据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结合本地的产业特点，以及在劳动力、劳动者、生产要素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寻找符合本区域发展特点的发展路径。改革其实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途径，通过改革、通过对资源要素的优化组合也都能形成新质生产力。

　　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也提醒过大家：“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培育新质生产力，是要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按这个逻辑理解，新质生产力会出现在新兴行业，也会出现在传统行业，只要是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都可能变成新质生产力。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重要来源之一，当前中国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方面改善空间依然宽阔：过去二十多年，我们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仅为3%-4%，远低于美国上市公司过去一百年平均10%的水平;中国2020年农业附加值的GDP占比为7.4%，但是农业就业人口占到中国7.5亿总就业人口的24.6%，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高企表明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非常低;我国目前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还有很多短板，例如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算法与算力等方面的巨大瓶颈、高企的物流和金融中介成本等。

　　如果我们对这些领域加大投入，是很有可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它们也有可能变成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

　　此外，也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如果投资过度导致产能过剩，产品的价格会降下来，投资回报率下降自然也就不会有更多投资者进入了。

　　刚刚也谈到了中国“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它能够有效解决投资不足问题，但也可能出现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导致投资过度。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强调“两手抓”，一方面要有顶层设计，要有科学规划，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当前我们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方面还有提升空间。而更重要的是，要政府和市场都进一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不要只盯着几个新兴产业，它们并不是新质生产力的全部。

　　澎湃新闻：您多次强调培育新质生产力要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那么TFP评价体系可以直接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评价体系么?您认为要如何建立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需要衡量哪些具体指标?

　　刘俏：对于衡量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需要做专题的研究，而不能单纯只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衡量。

　　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结果变量，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个时间段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快慢，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这些并不能通过结果变量直接反映出来。

　　对于衡量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我们需要找到一些过程指标、路径、做法，将这些能够衡量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指标找出来。

　　我觉得这些指标的选择一定要与“十五五”规划的制定相一致，比如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R&D增速、从事基础性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人才比例、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产业链关键领域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程度等等，具体的考评体系设置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