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解放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化世界大舞台上的超常规发展，更令世人瞩目，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贸易量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在规模和产能上领先所有的经济体，被称为“世界工厂”。成长为这样的大规模经济体后，我国继续通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确立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但又合乎发展逻辑地发生明显的阶段性变化：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告别年度两位数增长的高速特征，转为“中高速”发展。2015年下半年后，出现了长达12个季度、在6.7%-6.9%很窄的增速区间内波动的平台状态，其后本来很有希望乘势确认所期待的“L”型转换成功，但由于2018年开始叠加了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使原来引领新常态中已初具形态的中高速平台状况未能得到稳固而经济继续下行。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应对挑战，应在坚定不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思想观念理论的四层次创新为第一动力，在新旧动能机制转换中依托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生机制，依托成长性、把握主动权，实现现代化新的“两步走”战略实施中的高质量升级发展。

　　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正确把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精神实质，至少应特别强调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要形成对所有合法产权一视同仁的保护制度。只有形成对所有合法产权一视同仁的保护，才称为统一市场，即要在统一大市场里夯牢不可缺少的全面依法治国这一追求长治久安的基石。现实中，有些企业和社会成员的产权实际上受到了侵犯，没有很好地在一些具体案例里真正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所要求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非常重要的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方针。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真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要形成对生产要素实现无壁垒流动或充分的低门槛准入的统一大市场。使要素尽可能无壁垒流动，从而使供给侧要素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形成活力。当然，诸如环保要求的技术标准、技术经济政策标准化，这些是有必要的，而且必须依法由政府管理部门利用公权来实施，但也不能借此一味地抬高门槛。消除不正当垄断和过度垄断首要的是消除旧体制下存在明显弊端的行政垄断。

　　第三，要形成与全球化国际市场对接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企业应该面对的是“负面清单”，政府应该面对的是“正面清单”，这也是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多轮推动中国本土自贸区发展中已明确的基本准则。要义无反顾地拥抱经济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来进一步促进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促使全球各方面可调动的积极因素支持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要实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统一大市场。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升级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未来几十年中，我国社会成员流动的大趋势是，差不多还要有4亿人会从农村逐步转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应该让他们尽量便捷地取得市民的身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统一大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第五，要统一规范地实现有序竞争并且机制归一的市场环境。这体现出对所有市场主体、社会成员的公平正义的一致性。真正的统一市场绝对不是停留于质量标准或标准化这个层次，而是在打造现代国家治理机制方面实现全面的法治化，在公平正义取向上取得明显的进步。

　　为此，提出三个方面的重点建议。第一，制度创新必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动真格。通过制度创新可使企业真正进入一个由法治充分保护产权、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投资环境。应当明确地贯彻落实“企业负面清单”+“政府正面清单和责任清单”，以制度机制的革命性变革，形成现代国家治理概念下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最充分地解放生产力、发掘潜力、焕发活力。

　　第二，制度创新要于配套、呼应中充分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破解“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需以科研、教育、人才培养的制度改革为“纲举目张”的“纲”，遵循科研规律开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新局面。

　　第三，思想观念和基础理论的创新要突破藩篱与时俱进。应有针对性地解决民营企业发展受到融资等实务层面歧视、错误思潮冲击等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