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前面30年高速增长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两位数的增长就此不再出现，其后在两年间比较快地落到了增速的8%以下，再往后的三年(到了2015年)增速已经落到了7%以下。这时候本来有一个看起来很有希望的“L型转换”的确认，所谓L型就是新常态的“新”由L这一竖代表，而由新入常是L它尾巴拉出来以后形成一个中高速、但要努力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平台状来代表。在2015年以后是延续了12个季度的6.7-6.9%这样一个增速区间的经济发展，但是又一重不利因素来了，就是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不能够回到从前状态。美国遏制中国发生的种种对于我们不利影响因素综合而带来的结果，是市场预期明显向下调整，发展态势在2019年落到了只有6.1%的增速。再往后，又一重不利因素就是新冠疫情冲击。

　　2021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面对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样的不利影响，中财办负责常务工作的韩文秀副主任言简意赅、直言不讳指出了我们还要注意主观方面的两个谬误，一个是合成谬误，一个是分解谬误。合成谬误最典型地表现在房地产市场，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出来以后，房地产市场整个政策有重大调整，延续到现在。另外一个，我们得注意还有分解谬误，最典型的是推进双碳目标完全正确，但那是一个40年的持久战，却出现了“把系统工程碎片化”的问题，具体表现是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名曰“碳冲锋”，有的地方政府感觉自己绿色低碳指标不好看，不惜用行政力量上阵直接去拉闸限电，当然是形成了违反政策理性的不良结果。

　　至此我们可总结一下：2010年以后进入引领新常态的阶段转换，又有中美关系重大变化、疫情冲击，以及三重压力交织之下出现的经济下行过程。

　　2022年两会上提出的是5.5%的经济增速引导目标，但是两会后出现超预期问题，全年经过努力也只是完成了3%的增长速度。这样一来，从疫情开始的2020年到2021年，这前两年比较可比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5.2%。2022年只有3%，2023年两会提出要达到5%左右。一季度4.5%，明显向好，二季度在去年只有0.4%极低基数的情况下，比较遗憾，却只报出6.3%。这样上半年是5.5%。像年初一些相对乐观的估计那样达到6%，已有难度了。可以做个预判：假定我们能达到6%，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4.5%出头儿，于是直观地看，2010年以后的增速经济下行过程，到今年没有完结。

　　这时候，有必要重新再认识一下很朴素的“发展硬道理”。早在前些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珠三角、长三角就有这样的认识：“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应该抓住2023年这样一个有可能成为转折点的契机，通过全力以赴拼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去对接“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人口已经见顶，15年算总账的人均GDP如再翻一番的话，要求的保证速度是15年年均接近5%。我们现在面对的考验和挑战，就是我们“十四五”前面一段时间没有达到5.5%以上。本来想，如果“十四五”五年算总账在5.5-6%的区间，那么“十五五”、“十六五”基数抬高以后速度重心可能要下调，但可争取“十五五”五年年均速度往下不击穿5%的水平，“十六五”速度继续下调，但不击穿4.5%的水平。这样一来，15年间接近5%的保证速度就可以实现。所以现在，我们要抓住今年重新进入同比中高速的契机，争取在“十四五”的后面两年，以及延续的“十五五”、“十六五”期间，以高质量发展伴随中高速可持续发展，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

　　当下，我们不否认有不愉快的因素，需要以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结合着政府各个辖区的发展，进一步动态完善高水平的现代化战略顶层设计，从中央到地方，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守正创新，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限政府的概念结合好，激励政产学研金创新团队打开新局面，在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突破的像芯片、航空发动机这样的卡脖子领域里，打通“华山一条路”;同时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在双循环这个框架之下拥抱全球化，以内循环为主体，更好掌握自己的主导因素，而同时绝不放弃外循环，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