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的智库观点认为，亚投行的建立是对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推进和发展，它意味着中国开始打造自己主导的经济圈，并在全球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2014年10月24日，由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签约，成员国遍布五大洲，涵盖主要西方国家。亚投行的成立和规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智库一直密切关注亚投行的发展。整体而言，他们对于亚投行的分析较为理性，热议的主题主要集中于亚投行的成立对国际和区域金融体系的影响、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规划、美国与中国和盟国关系的走向等方面。

　　反映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整体而言，主流的智库观点认为，亚投行的建立是对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推进和发展，它意味着中国开始打造自己主导的经济圈，并在全球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评论认为，全球秩序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和亚投行表明，世界的重心正在逐步向亚洲转移，这种战略转移势必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很多专家认为，亚投行的建立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虽然它与传统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相竞争，但是亚投行的发展将对既有的国际金融治理秩序带来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也有学者对此持有谨慎保守的观点。来自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多位研究员在访谈中的表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承认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以及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必要性，认为亚投行是中国寻求创建新的区域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也有部分激进的观点认为亚投行的成立挑战了现存秩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Kennedy）提出，中国是现有秩序的破坏者和地区紧张的制造者。但颇显矛盾的地方在于，他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国际经济治理秩序中存在的客观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Pettis）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采访时认为，美国不必过于担心亚投行的建立，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而对实际的全球金融体系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取代美国主导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由于外界还不太清楚它的清晰意图以及管理机构将如何运作，更为关键的是人民币还不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国际首要的储备货币，这些挑战都使得亚投行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但是他也承认，对亚投行的姿态成了一个政治化的问题，因为它是对中国崛起存有敌意的自然结果。

　　意味着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塑

　　现存的金融体系（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长期处于官僚体制之中因而效率低下，引发各国的普遍不满。在现存金融机构改革迟缓和效率低下的背景下，中国成立与之相抗衡的亚投行事实上增加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区域和国际金融领域的战略性选择余地。此外，现存的金融体系仍然是二战后建立起的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并没有向全球新兴经济体提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对于中国之所以自己主导建立金融机构，美国知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恩（RobertKahn）认为，现存金融机构并没有为新兴经济体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荣誉研究员哈维尔·索拉纳（JavierSolana）则认为，“原因在于美国等国并没有给予中国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世界地位”。

　　表明中国对外交战略的调整

　　许多学者认为，新丝绸之路、亚投行等外交新举措为中国创造了与周边国家和世界进行持久战略合作的更大可能性，是外交上的巨大成功。在稍早些的一篇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Haenle）的文章中，他认为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设立是中国对国家外交战略优先方向的调整，即将中国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置于大国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之前，并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实现保护日益扩大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周边安全与稳定的外交目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黄育川提出，应当将亚投行的问题视域置于更为宽广的背景之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又鲜明地不同于其他世界大国，中国并不想谋求全球性的权力，只是希望作为更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地区性大国拓展自身的核心利益。

　　在中国制定成功的外交战略的同时，美国政府却在外交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上令人大跌眼镜。美国政府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视为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因此极力游说并阻止盟友加入亚投行，在外交上高调“围堵”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然而，随着昔日步调高度一致的西方盟友对美国政府的游说置之不理，纷纷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美国政府开始耐人寻味地对亚投行表示“欢迎并期待合作”，这实际上承认了美国外交战略上的失败。特别是当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之时，美国政府在震惊之余，极为被动地对英国进行公开谴责，这让许多评论家认为美国政府在对待亚投行问题上一错再错。

　　应对亚投行的建议

　　对于美国政府在未来应当怎样应对亚投行的发展，来自智库的学者给出了诸多建议。

　　摆正心态应对中国发展。既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在维护全球经济安全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应该更为开放地接纳对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调整和改革，不要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视为一种竞争。更重要的是，美国需要调整心态来接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崛起的事实。

　　迎接全球治理新格局。亚投行的成立恰恰说明美国没有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二战以来形成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多元体系正在逐步瓦解，国际合作的重心正在由西方转向亚洲。区域机构的建立有益于相互制衡的国际秩序建立，因此我们应当学习如何与中国实现战略共生，并欢迎由此带来的全球金融治理的去中心化。

　　制定行之有效的外交决策应对亚投行的发展。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寻求参与亚投行发展的途径，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C.Economy）在批评美国政府的决策时指出，在反对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美国加入亚投行和置之不理这三个选择之间，美国政府显然应当选择加入亚投行，因为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一项举措。专家认为，至少美国政府应当积极地推动亚投行与现有国际多边治理机构的合作与发展。

　　对于亚投行在未来如何运行，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来自智库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黄育川提到了一个颇为现实的问题，即如何完成既满足亚投行未来投资对象国的资金需要又对众多创始会员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双重任务。他的回答是，要遵循三个“正确的标准”：精干有效率的管理机构；专注于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注重控制风险，对项目可能造成的社会以及环境的负面影响给予高度关注。此外，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谈到了亚投行的投资客户的选择、股权比例如何分配，以及会员国之间将以什么样的新形式进行合作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