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期，这个概念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尤其是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逐渐成为舆论热点。然而，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被这个概念的“逻辑陷阱”所误导，甚至对国家未来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其实，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者经过客观研究都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长期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深究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等。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排名显著高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有关调查却认为它是“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孟加拉、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并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因而相当片面。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标准往往是与美国对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的说法，人均国民总收入是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相当于美国水平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是美国水平20%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通行的中等收入标准是按照汇率法计算、用美元衡量的，例如，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样的对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是“历史陷阱”。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弯路。因此，不能过早地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而且，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着未来就会高枕无忧。目前，有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因此，需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营造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中国不会重蹈一些拉美国家覆辙

　　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一些拉美国家常常被视为典型案例。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科学技术落后、贫富差距悬殊，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而观察中国不难发现，我们早已吸取一些拉美国家发展中的教训，不仅没有走上拉美国家的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新路，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绿色发展，是我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具体而言，绿色金融通过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工具和政策，将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项目中。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已经对绿色投资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正在加快建立。

　　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些拉美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政府公共职能缺失，导致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找不到工作，出现了许多贫民窟，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相比之下，我国的城镇化始终在有序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镇布局，努力创造更多城镇就业岗位，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速形成。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水平，并且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将使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一系列举措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近年来，我国一直把振兴实体经济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放在重要位置，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我国的产业链向着中高端方向加速迈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等诸多重点领域，我国企业正走向世界前列。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无疑将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根基。

　　上述这些举措能够保证我国不会重蹈一些拉美国家覆辙，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我国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举措，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期，这个概念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尤其是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逐渐成为舆论热点。然而，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被这个概念的“逻辑陷阱”所误导，甚至对国家未来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其实，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者经过客观研究都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长期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深究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等。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排名显著高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有关调查却认为它是“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孟加拉、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并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因而相当片面。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标准往往是与美国对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的说法，人均国民总收入是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相当于美国水平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是美国水平20%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通行的中等收入标准是按照汇率法计算、用美元衡量的，例如，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样的对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是“历史陷阱”。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弯路。因此，不能过早地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而且，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着未来就会高枕无忧。目前，有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因此，需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营造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